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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国湖北新军工程营士兵程定国的一粒子弹，击中了第八营排长陶启胜的腰，同时，它打穿了帝国的心脏。是为辛亥革命。
然而1911年，作家祝勇在《辛亥年》中说道：四海升平，天下无事。相对于之前的许多叛乱、起义与革命而言，武昌起义实在是一场烈度不高的战役。按照杨天石先生《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中的记述，到12月1日，武昌汉口即已经陷落。实际上，武昌起义是以败于帝国而告终的。祝勇说：“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他们，革命党人，为什么赢了？
100年来，关于这场意外胜利了的革命，有难以计数的文献、资料、研究和书籍在讨论，但其中多数的结论几乎一致，即：这是一种必然。清政府的腐朽已经病入膏肓，而革命之花遍地开放，即便没有程定国这致命一枪，也必然有其它起义，其它革命，将帝国送入地狱。
可这是一个方便的结论。至少，当时有太多人，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必然，这其中包括了孙中山自己，包括袁世凯、杨度、端方、梁启超……
帝国的终结是之后形势的总结，而不是必然。
1911年乃至之前的朝野上下，有两股势力在赛跑。一股势力是君主立宪，另一股势力是武装推翻。或者说一股势力是改良，一股势力是革命。改良可以意味保守，但并不意味落后，而革命可以意味先进，但并不意味进步。两股势力都各自有一群殚精竭虑、眼界开阔、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呼号奔走。这两股潮流并没有谁一定压倒谁，谁一定战胜谁的信念。他们之间，甚至并非水火不容的敌人，甚至有的成为了朋友：终身的。
1905年，流亡中的孙中山抵达日本，与流亡中的君主立宪领袖之一杨度见面。如果当时有维基解密的话，那么公众就会瞠目结舌地看到：“一个革命领袖，一个立宪首领，见面后居然仿佛同志一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关键的还在于，两人抵足而眠，论战了3天3夜，谁也没有说服谁。
杨度何人？1906年清朝预备立宪时候出洋考察的端方等5大臣回国后所递交的立宪考察报告的实际写作者之一。另外一名实际写作者是梁启超。
另外一对不可能的朋友是袁世凯和汪精卫。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谋国篡位的狼子野心。甚至应该说，袁世凯的确是一个具有庞大政治野心和阴谋力的政客，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却是一个朝廷的股肱之臣，万民仰望的中流砥柱。他不是和清政府沆瀣一气的奸臣贼子，他是倡导君主立宪，并且愿意在这样的政体中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人。1911年11月，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擒的汪精卫出狱，被袁世凯接进家中，与其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除了个别革命党人颇有腹诽之外，从精英到百姓，几乎无不欢呼雀跃。
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先生在他1971年的著作《改良与革命》中说，在两湖地区，改良派与革命派纠结在一起，彼此影响。“以种种方式交叉混合和彼此冲击。”
因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孙中山崛起于草莽之中，立誓“驱除鞑虏”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事实上在各自的道路上奋勇向前。这就像是一场赛跑。
改良派有着自己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戊戌变法与八国联军使清政府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探索政治改革的道路，然而帝国的惯性与制度的颟頇一再拖延和阻碍着变革的速度与方向。但1905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载涛、端方等大臣在朝廷内的推进，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的海外运作，使帝国改制的曙光虽然微弱然而顽强地若隐若现，毕竟使人无法相信帝国仍旧将一成不变地衰腐下去。李泽厚在一篇名为《告别辛亥革命》的采访中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
革命派也自有自己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惠州起义开始，一直到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革命党人的普遍性已经成形，规模虽小、效果不佳的武装起义、暗杀、暴动从未间断。但军队主力依旧掌握在朝廷手中，革命的道理仅仅在人数并不巨大的人群手中，民众浑浑噩噩难以依靠，在改良与革命之间首鼠两端。
各自有必胜的理由，各自又都被偶然性的骰子所定义。
然而到了辛亥年，偶然性的骰子已经悄然在向革命派滚动。此时，满清的最后一代重臣李鸿章已经于1901年在辛丑的羞辱之中离世；1908年，长期掌握中国政权的慈禧太后，带着怯懦的光绪一同归天；1909年，洋务运动的干将张之洞撒手人寰。改良派中坚人物全然凋敝，而王室之中，呼吁立宪的载涛羽翼未丰；朝臣之中，端方、良弼等人力量单薄。这些人的力量，显然无法与清廷之中的守旧派所抗衡。于是他们所倚仗的，无非就剩下了一个手握重兵，却左右逢源的袁世凯。
君主立宪在辛亥年前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朝野共识——除了革命党之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自己已经推出了预备立宪的旗帜。自此之后的清政府行为，其实已经一步步在推进，所差别者，在于时间之长短与方式。废除科举，建立法律，这都是确实地在进行改制的筹备。至于1911年的皇族内阁，委实令世人失望，但试问有哪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不需要一定时间的磋磨？
袁腾飞在讲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曾经提到，日本长期以来，都是幕府在实际掌控政权，皇族并没有实在权力，不过是从幕府手中领薪粮的象征。日本从来都是“虚君”，因而经过短促战争，立宪一蹴而就。而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无论朝野之间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皇族一直都是实际掌握政权的力量，如何能够说放就放？君主立宪虽然已成共识，但必然需要时间的磨合与调整。
然而革命党人显然已经等不得了。自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这样的口号，皇族已成众矢之的。革命的目的已经悄然转换，从一个政体之争，变成了一个民族之争。本来，君主立宪也是民主制，共和政体也是民主制，其中哪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
最后骰子停止滚动的偶然性，全系于袁世凯一人而已。倘若袁世凯一心是一个君主立宪派，结果未必推翻帝制。事实上，武昌一城已经陷落，虽然各省宣布起义与独立的旗帜纷纷，但是各省之中都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共同主宰，甚或改良革命不分。湖南总督谭延闿本身是咨议局议长；江苏都督程德全原为江苏巡抚；四川的第一任都督蒲殿俊，更是不折不扣的立宪派。南北议和的形势，无非是袁世凯一面吓唬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一面以南北战争的形态吓唬孙中山，从而窃国成功。
1911年11月9日，梁启超从日本紧急赶回中国在大连登岸。他的目标，是配合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从石家庄打进北京，拥立载涛作为总理，帝国立即自行更张，改为君主立宪体制。计划周详合理，若能成功，袁世凯便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要打进帝都，恐怕就人心尽失了。
可是，11月6日，吴禄贞已经被不明目的的手下刺杀。无凭可依的梁启超仓皇逃回日本。这又是一个偶然性。至此，所有的偶然性都化成了必然性，中国走向和平改制的可能性全部丧失，惟有一条道路而已。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赛跑之中，偶然性跑赢了，所以革命党人跑赢了。历史居然局促到如此地步，委实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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