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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林彪倒台，“批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尔后把林彪跟孔子挂钩起来，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
毛泽东本来就不喜欢孔孟之道，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滥用中国人民给他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上反面，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就重新激起了毛泽东批判孔孟之道的激情。
在筹备中共“十大”过程中，毛泽东为了回击“571工程”纪要对他们的攻击，多次重提秦始皇，拼命为秦始皇正名，多次重提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争，把发动和推动文化大革命者，比之为中国历史上法家搞变革，把阻挠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者，讽喻为企图复辟旧制度的孔、孟儒家，借古喻今扬法批儒，回击“571工程”纪要骂他是秦始皇，回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行。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所谓的“明灯”是指1966年10月25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8月5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螺丝钉”的谐音，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出蓝”之谐音)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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