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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殉国于常德会战的国军150师师长许国璋，被追授为抗日英烈，其后人收到了由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诚属慰事。1943年末的常德会战，关系中国抗战前途甚巨。战事胶着之际，正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以“四大国”首脑身份，参加开罗会议之刻。前线成败牵连国际视听，故蒋“几乎终日为常德战况不明所困，繁虑无已”，一再致电前线将领，“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
因是之故，常德之役至为惨烈。战事结束后，大公报记者“入城内各处视察，全城已成一大修罗场，街道虽尚可辨识，然竟未见一完整房屋……全城所馀者不及百分之一二”。至于具体牺牲，日军伤亡过万，国军则付出丧师6万余众之代价，其中军官牺牲比例尤高，以致蒋在稍后的南岳军事会议上，特别提到“高级官长和中级官长（的）伤亡比例”，赞誉其“大有进步”。其中，许国璋、彭士量、孙明谨三位师长，可谓“高级官长”殉职的代表。
至于中下级军官，伤亡虽多，惜其名姓，多已湮没不彰，惟查阅当日媒体报道，尚可见只鳞片爪。譬如，某师少校参谋郑勋，在阵地动摇之际，“不顾危殆，率部逆袭”，自上午战至傍晚，“于反复肉搏中壮烈殉职”。某师四十四团连长尹文弟，为策应正面攻击，“自请充任敢死队长……（率部）冲至敌寇指挥所”，血战殉职。该团排长杨健龙、班长彭传德，主动率部突击，“冲入敌阵，血战成仁”。……1944年2月，蒋介石亲命《扫荡报》刊文《坚守常德八勇士》，表彰其在常德失陷后仍坚守不退，继续游击直至城池被收复，则可谓对此役中下级军官牺牲精神的最高肯定。
略言之，常德之役国军中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并非个案。自淞沪会战始，因国军士兵程度普遍不佳（客观教育水平所致），一线战斗，对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依赖程度极高，故牺牲也极大——此役，约半数参战中下级军官牺牲，占10年抗战准备所训练军官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另据军委会军政部统计，抗战爆发时，国军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共13.4万人。战时伤亡惨烈，每年须补充中下级军官4.5万人。牺牲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正规的军校教育，已完全不能满足战争需求，及至1943年，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已仅剩37587人，只占到全部中下级军官的27%左右，余者全部来自行伍提拔及各种速成培训班。
换言之，抗战期间，国军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1944年8月，蒋曾在军委会整军会议上，引用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明确表达对中下级军官的认可与对高级军官的不满：
“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
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专为总结常德会战的经验与教训。期间，蒋通过谈话、观察，对参战的中、高级将领多有评估。对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蒋的评语是“进步甚多，可喜”；对第五十八师师长张灵甫，则盛赞“此次又得将才矣!”此中的程度区别，颇堪玩味。
值得一提的是，常德之役，国军曾缴获相当数量的日军文件，其中即颇多涉及到对国军战斗力的评估。这些文件，对今人了解国军战力，极具参考价值。譬如，日军认为，“支那军虽多年退败，且……国际援助路线被我遮断，但因抗日教育之彻底，及锐意整训之成效……其战力亦不容轻视”。其文件还将“支那军”区分为三大部分，分别评价如下：
“（甲）中央军（直系军）：素质训练装备均优，但如败退时，其战力亦甚低落。（乙）地方军（旁系军杂军）：素质低劣，无坚强战意，作战时逃亡归顺之事特多。（丙）共产军：长于游击战，专心注力于中国之赤化，利用民众，潜行战斗，谍报谋略等工作，未可忽视。”
和蒋介石的看法大略一致，日军同样认为，中下级军官，乃国军战斗力的核心——“支那军……干部多为军官学校出身，抗日意识旺盛”，“如失干部，战斗意志即消失，故特须注意阻击其干部。”日军还特别提到，对由国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督战队（在战场上监督士兵，以防逃逸，有权就地处枪决逃亡、退缩的士兵），“须首先予以压制”，理由是“敌正面之防御，战斗力甚强，或（因）背后有督战队，或因地形上无退路时，均必顽强抵抗。”至于高级将领，战后，冈村宁次曾对何应钦言及，“中国兵负于日军，系由于各高级将领之研究不够”。
今人对在抗战中牺牲的国、共高级将领，大多耳熟能详；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往往面目模糊，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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