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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宪”后成立的新疆咨议局
近代，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日本学习西方，发起“明治维新”；中国亦以“明治维新”为蓝本，发起“预备立宪”。但二者结局，却迥然不同，日本因改革跻身列强，清廷却因改革迅速灭亡。差异若此，个中缘故何在？
且对晚清改革始末略作回溯——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中后期面临着相同的国内外局势。而日本率先改革，在日俄战争中“以亚挫欧”，打破“历史之公例”，使中国相信“立宪之足以致强”“凡我黄人，其亦可以自奋矣”。在这样的冲击下，清廷亦着手仿行立宪，并于1905年、1907年两次派大臣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在清廷看来，美、法为共和政体，英国为虚君立宪，都不可师法；唯德、日两国君主大权在握，堪为榜样。又因日本政体取自德国，故而中国效法日本即可。
对于立宪，清廷最关心的是君权问题。载泽访问日本时，即问伊藤博文：“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伊藤回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载泽归国后即奏称：“日本远规汉制，近采欧风……公论虽归之万姓，而大政仍出自亲裁。盖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施诸中国，尤属相宜。”由此打消了清廷对立宪后丧失君权的疑虑。
日本“预备立宪”的经验，也让清廷颇为放心。如端方等上奏：“查日本开设国会，实行宪制，在于明治二十三年，而预定开设国会之期，则在明治十四年。”因此1906年，清廷下诏立宪，也规定了9年的“预备期”。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清廷按《明治宪法》制定《钦定宪法大纲》；按明治政府的官制，设立弼德院、军咨府等。
清廷的改革，在某些具体措施上，与明治维新稍有差异。比如《明治宪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以天皇名义行使权力，而在《钦定宪法大纲》中只规定了无上的“君上大权”。再如，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而《宪法大纲》仅列6条作为附录。不过，从总体上看，清末立宪，仍是对明治维新的抄袭与照搬。
如清廷君臣看到的那样，明治维新确实是一个中央政府集权的过程，原本只具象征意义的天皇，成了国家的专制统治者。所以，清廷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实行的每一项举措，都力求无损君主大权。在这里，清廷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幕府时期的日本，各地大名（诸侯）割据，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日本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控制全国1/4—1/3的土地，其中1/3作为采邑，赏赐给直属于将军的武士，剩下的分封给约200个半独立的“藩国”。明治维新的目的，就是削平这些割据势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以利于推行改革，故需要一部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宪法。日本所需要的集权，正是中国政体最大的弊端。
慈禧死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亲贵，将明治政府作为榜样，更大力度地维护君主与皇族特权。如推出责任内阁时，拼凑了一个所谓“皇族内阁”。而日本首届内阁中，身为皇族的原太政官三条实美，改任主管宫中事务的“内大臣”，由“草莽出身”的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
所谓“改革”，直白说来，即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唯改革者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对权力与利益的诉求，与改革方向一致时，改革才可能成功。否则，改革者即不免被其统治基础所抛弃。明治维新属于前者，预备立宪却属于后者——清廷的统治基础，在中层，乃是各省督抚；在基层，乃是地方士绅。督抚希望通过立宪，固定乃至扩大其政治权利；地方士绅也希望在科举制废除后，能通过进入各级地方咨议局，继续维持乃至扩大其权力与声望。
故而，当清廷照搬《明治宪法》，不断剥夺各省督抚及地方士绅的权利，其改革已注定失败。此后，地方士绅在各省督抚的暗中支持下，一再发动请愿运动，要求赋予地方咨议局实权，要求速开国会，即是对抗的开始。至辛亥年，在各省咨议局的串联下，督抚们更是集体倒向了革命。简言之，清廷的“预备立宪”，本意是巩固皇权，其操作方式，却反将其基本统治基础——各省督抚与地方士绅——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清廷，与其说是因革命而亡，不如说是因自杀式改革而亡。
当然，清末立宪的失败，还有其他原因。譬如清廷为改革筹款而增加税收，官吏又借机贪污，集聚了更多民怨，使百姓成为立宪的反对者。但这类因素，已非关键。古往今来，观察任何一场“改革”的方向与成败，最要紧的，就是明了“改革者”所依赖的“统治基础”何在，这些“统治基础”的利益又何在。若“改革者”无力在旧体制内寻找到新的有力的统治基础，其改革方向即不可能触动旧体制的利益，否则，就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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