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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本来是私有土地之民，有买有卖，有得有失，自古如此，千百多年。全天下农民没一人拥有土地，只是近几十年出现的情况。不过，仅这几十年的时间，就足以使人们对土地的依恋淡漠许多，也对过往在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了。
《任芝铭存稿》一书所收任芝铭先生早年家书里，涉及到土地的些许内容，很私人，很家庭，很可使今人微观当年，了解一二土地往事。
一、“分场”与“当地”
任芝铭的父亲任万年，是贩菜为生的县城贫民，没有土地。到任芝铭手上，虽读书得了清朝功名，但也是到民初年间，才渐有积蓄，典买了些土地，成了那些土地的地主，享用地租。任芝铭1922年写于陕西的一封家书，促妻子赴陕与他相聚，其中说到：
吾妻可将家事料理妥叶，略作结束，即托刘表外甥(即酒匠人)与其妻为吾家分场看门，亦自可靠。
信中“分场(cháng)”一语，是谓农作物收获后，地主与租种土地的佃农，在打麦场上按比例分配粮食。是谁的，谁运回自己家。
旧时，河南新蔡县一带有几种土地租种形式，死地租、活地租等等。死地租是无论丰歉，佃农按说好的数额向地主交粮，不用“分”。收成好了，佃农可存余粮;收成差了，佃农会饿肚子。作物丰歉不影响地主收入。活地租是佃农用自己的耕畜、籽种、口粮、房屋等租种土地，跟地主建立分成合约，无论丰收歉收，都按比例分配，作物丰歉影响双方收入。在新蔡县，一般是地主、佃农各得其半，也有地主分四成、佃户分六成的。
后来几年的家书中，任芝铭又提到过这个“分”：
本年麦季，闻吾县只有丰收，不知家中此次共分小麦若干石?甚念。(1928年)
听说县中麦子很好，每亩能收一石。要真是这样，我家今年能有分一百石小麦的希望。究竟分到多少，望速来信告我。(1932年)
“石(dàn)”是以前用的中国市制容量单位，用于粮食，十斗为一石。斗是量具，在各地民间标准不一，或大或小。各种粮食比重也有差异，同种粮食水分含量亦有大有小。因此，一石是多重，没有定论。有约250斤的，有约300斤的，有约360斤的，还有若干种。《新蔡县文史资料》第三辑载1935年《各县社会调查》之新蔡部分，记1935年及之前，新蔡县上等地亩产五六斗。其注谓，1935年县城内每斗小麦约25公斤。那么，新蔡的一石就是500市斤。够大的。
那时候，新蔡全县，20%的耕地属于上等地，亩产200~300市斤;30%属中等地，亩产约130市斤;50%属下等地，亩产不足100市斤。信中说亩产能到一石，也就是500市斤，那是特大丰收了。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候，任芝铭至少有耕地200来亩。
任芝铭虽是城镇居民，但买到土地所有权，就是那块土地的地主。典当来的，有使用权，也一样获取地租，是地主。任芝铭不太喜欢以典入的方式拥有土地。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在家信里提及。如1923年一封信中说：
当地一节，尚须商量。吾意当地总甚便宜，亦不合算。因当税太重。不税，则恐生枝节。税，则第一年必难得利。一遇地快，又复转当于别人。曹姓之地，如果出卖，不妨仍托大竹匠说合。连各项杂费，至多不过四千余串足矣。
“当(dàng)地”，即典地，土地典当。信中所说，是他们家典入土地。
典出方是土地所有权人。他在需要货币时，以土地为抵押品，典给一有钱人，从那儿贷取货币。到约定期限，他向典入方还清所贷取的原金额数目，一分钱不增加，即可把土地赎回。典入方不在这方面挣钱，他们收获的，是每年的地租。这个过程，土地所有权并没动，一直是典出方的。
任芝铭家典入土地后，土地由典出方继续耕种。但典出方已形同佃农，每年的收获，不再是自己独有，而是按分成合约，跟典入方进行分配，一般各得一半儿。这就是向地主交纳地租了。在这块土地上，典入方成了新的地主，典出方虽然仍拥有所有权，却变成了交地租的佃户。这种“典地不出手”的方式，在河南一些地方叫“遥当地”。典入方是城镇居民时，多用这种方式“当地”，赚取地租。
在典当期内，对这块典当土地，典入方除无权出售外，可自用，可出租，可转典他人，处置权力很大，怎么折腾都行。因为无论他怎么折腾，土地所有权不变，总是典出方的。
“当地”比买地便宜，价格一般在一半儿左右，据市场供求和土地条件，或有高低。“当地”对富人有一个“好处”是，如果典出方贫穷老没钱，长期不赎回土地，典入方就等于用近一半儿的价格获得了土地。只是他不能卖出，因为土地所有权还在典出方。典出方如果放弃土地所有权，可要求典入方补足买地与典地之间的差价，付清货币，把土地“绝卖”给典入方，完成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据新蔡人解释，旧年间，新蔡一带俗语，把土地行情好、地价增涨叫做“地快”。如此，则转当土地有利可图。典入方是有权把典入的土地转典给第三方的。转典时，典入方如果把他手里的典契，一并转交给第三方，以后典出方直接向第三方回赎——等于这个典入方自己退出，这种情况就是“转当”。另有不退出的。反正，典契在谁手里，以后典出方就找谁回赎。
任芝铭之所以不愿意“当地”，是因为那时候“当(dàng)税太重”，相当于一年的地租，但又不敢不上税。以前清代的政策是，买入土地须交纳契税，典入土地却不用交税。因此，好多买地的人把契约写成典当，便能逃税。民国以后，政策严了，买地典地一样纳税，便躲不开了。当税的税额，按典当契约金额的百分比征收。北洋后期，典契税率(当税)是3%~6%。规定地方可另征附加税，但其税额不得超过当税的三分之一。
何言“当税太重”?按上述税率，连地方附加，姑以4%算。任芝铭那年另信提到，地价每亩85串。那么，典当契约金额85串的4%，便是3.4串。也是那年，任芝铭预计麦价将涨至每斗4串以上。若按当年每斗价格是3串计算，普通地产麦2.5斗，一百多斤，地主分到1.25斗，价值便是3.75串。这3.75串里，上税拿走3.4串，便是“第一年必难得利”了。此是举例而言。
二、“地筒”和“当价”
任芝铭1923年另一封信里，谈到想购买一块土地之事，比较有细节：
闻曹响庄曹姓之地，急欲出售。吾家买之，最为相宜。现家中之款，闻仅可凑足两千串。不敷之数，由此汇寄。约至阴历十月，即可汇去六百元之谱。连家中存款，先买地筒，尽可足用。惟此事宜托大竹匠暗中说合。不可令芬佛知之。俟说成时，再托戚价卿、曹子干、单宣三诸君，同作中人，可也。闻此地实数仅五十亩，而宅子宽大，离城又近。故吾意甚欲买之。每亩价钱至多以八十五串计算。连宅子折作六亩(闻说宅子有三亩大)，共价四千七百六十串。再加起庄化字，共五千串足矣(当价若干，务必问明。俟交价时，好照数除去)。但其中尚多可省之处，要在徐与磋商，不可求急。如果不成，俟下年再买他地，亦无不可。
买地也有不同的买法儿。旧时，许多地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分离，各自交易，互无利害，互不制约，即所谓“一田二主”。土地使用权，那时好多地方叫做“田面”、“田皮”，新蔡一带俗称“地筒”。先买地筒，就是先买个使用权，看上去就像是没得到所有权的典入土地。但它与典当的根本区别是，所有权方不得赎回，买方就此购得了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权。这时候，买方有资格卖使用权，卖方却还可以卖所有权，一块土地两张皮。先买地筒者如果凑够了钱想买断土地所有权时，土地所有权却已卖给别人，那他就得从别人手中购买了。
任芝铭信中谈到的当年地价，现在已难算清楚。过去的钱币是铜钱，一个一文。铜钱中有方孔，用绳子串起来，百文一小串儿，十小串儿相连——即千文为“吊”、“贯”，也叫“串”。中间没有方孔的铜元(铜板)出现后，仍习用“串”之单位。陈明远先生《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记1银圆兑换铜元的比例是：“1923年兑换193铜元”。民间曾俗以100个铜板为1串。按这个比例计算，85串是44元银圆。这应该是1923年的土地价格。后来，1934年至1936年，农产品价格下跌，地价曾因之严重下跌。新蔡县农耕田的价格，据1935年调查，每亩地，最高者20元银圆，普通地15元，最低10元。
土地买卖中间发生的其他费用，就在“起庄化字”里。那指的是勘界立桩、签字画押等等，包括买方给居间作证的“中人”支付的费用——一般是交易额的3%上下。从任芝铭信里看，完成签订契约之程序所需的费用，占总费用的近5%。
如果那块地已经出典，典出方也有权把那块地卖给别人。因为，种地的不能拦着土地所有权人典出土地，典入的也不能拦着土地所有权人卖出土地，这是民间的规矩，所谓好事儿别拦着是也。那么这时，购买永久使用权的第三方，须将之前典当双方交易的土地典当价款扣留下来，等原典当期满，交付给原典入方，照价赎回。这就是信里提到的把“当(dàng)价”“照数除去”。
任芝铭再次提到买地的事儿，是在后来1928年的一封信里。那是他妻子在家中办理的：
据志甥函(寄南京之函本日始由贞白转来)称，吾妻近又买金姓宅基一处，价五千余串(此宅是否即戚价卿前开粮行之宅?如系此宅，仅前半截，无后门，住家亦不相宜也)，地五十亩(此当是原当戚姓之地)，另又在黄店当地一顷，总共费洋一千七八百元。
这封信里说的价格，现在已似没办法算了。
清代，土地买卖时，地契一般是民写官验。官府核验好了平民的产权，在契据上加盖官印，或粘贴官方统一印制的契尾，契据就合法化了。同时，官府收取契税费。民初袁世凯时，为筹款增加了“验契费”和“注册费”。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的新、旧契纸，都得呈验登录，缴纳费用，重新换契纸。契价在30元以下的，每契只收注册费1角;30元以上的，除1角注册费外，还收查验费1元。迟交翻倍，更迟再翻，直至达查验费8元、注册费8角之高。这种敲吸民生之举，一度导致各地频生民变。后来政府收敛，但验契注册费却作为制度保留下来了。1924年任芝铭一封信讲到这事儿：
现省政府又征收验契注册费，无论当、买，已税、未税之红、白契，均要注册。吾家当、买各契，及志甥当戚姓地契，注册费洋，为数亦不在少。可先托人打听清楚，每价一百元，当、买各需费若干，由某日开始征收，至某日截止。吾家务必于期限内缴费注册，不可延误。
地契分为“白契”和“红契”。民间买卖土地房屋时，由买卖双方协商拟订、有中人作保并签名盖章的契约，是“白契”。官府核验收税后，在“白契”上粘贴契尾，骑缝加盖了州县官印，便是“红契”。这等于是给办理了过户过税手续。红契是政府或法律认可的产权凭证，相当于官府颁发的财产所有权证，受法律保护。白契也还可靠，因为那时候民间社会讲究信用。“每价一百元”，是民间对纳税的一种算法儿，指每百元土地交易额需纳税多少。这里是说还没纳税的白契。后来，验契这件事情稍有规范，但收取注册费和契纸价的同时，还曾带征自治教育费。
三、土地之“三灾”
土地是生产资料，地主典买出租土地，赚的是地租。佃农耕种土地，图的是温饱。一般说来，只要土地在，就应该有基本生活保障。但民初时期，涉及土地，怕者有三，或可称为“三灾”：一曰天灾，二曰匪灾，三曰赋灾。
《新蔡县志》记：“12年(1923年)，大水，年降雨1390.6毫米，相当50年一遇标准。13年(1924年)夏，淫雨为灾，河水漫溢，平地行舟，禾黍庐舍尽被水淹，全境受灾过半。14年(1925年)，8月13日始，连降大雨3昼夜，河水漫溢，秋禾尽淹。”这一场连续三年的水灾，任芝铭1925年的家书也有记述：
据芬佛报告，段寨埂开，秋稼全淹。此地之不秋获，已三年矣。人说湾地好，照此平均计算，恐尚不及岗地耳。
乱世匪多，人心惶惶。为未来计，必须留好土地契约，也就是保护好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文件。民初年间匪患岁月，这些东西怎么保护收藏?1925年任芝铭在家书中曾嘱咐老妻：
家中各项房地红契、弓口、段数极关重要。可请二哥到家，照各项原底，各誊写三份。留家中一份，用铜盒装好埋地下一份，带来一份。其原底红契、步弓万不可带出，可用瓷盒装好封固，交四哥收存。至事急时，亦必须埋在地下……万一土匪进城，甚么物件皆非吾有。
过去丈量土地是用一种木制器具，叫做“步弓”。它上有柄，略如弓形，两足间——就是弓的两头儿——相距为一步，相当于旧时营造尺五尺。这个跨度叫做“弓口”。弓口有一定之规，需官府验过合格，步弓才可使用。要是步弓大小不一，土地面积就乱套了。清·黄六鸿《福惠全书·清丈·定步弓》记：“丈田地以步弓为准，其弓悉用宪颁旧式。每村乡地，照式各备数张，呈县验明，印烙，方许应用。”任芝铭信里说的弓口、步弓，都是指土地面积凭据。“段数”则是指地块的凭据。旧时契帐，旱地曰若干“段”，水田曰若干“丘”，各记面积与“四至”。
1927年，任芝铭曾在家书中说到那年土匪祸害土地：
闻县境半被匪烧，麦萎于地，秋禾未种，哀哉县民，何以为生?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段寨一带，既幸免蹂躏，不知秋季又被水淹否?
天灾、匪灾之外，还有一灾，便是当年的赋税之灾。旧时，政权为了增加收入，平衡财政，在农业赋税等主流税种外有所附加，即“正供”以外“加派”，成为常例。但是，“加派”额度可能超过甚至数倍于主流税种，成为横征暴敛，引发社会矛盾。北洋时期，打仗多，军费多，便有这种情况，附加税曾超过田赋正税，有的地方超过若干倍。有地方军阀甚至提前预征几十年的田赋。农民负担因此沉重。地主地多，同样重负。1927年底的任芝铭家信，讲到这种情况：
闻县中粮银，每两已加至百串，并每月尚有杂派数次。像这样任意增加，多要田地，便要多受累。我家田地，现已不少。全年完粮及出杂派，共费钱若干?来信务必告我。
土地税，那时沿袭明清叫法儿，习称“粮银”。以前，土地税——田赋是征收实物粮食，即“完粮”。明正统年，朝廷下令江浙、湖广之不通舟楫的产粮区，把应纳的田赋折算成银子，用银纳税，便有了“粮银”一词。“杂派”则是正税和“加派”以外的各种摊派，多有巧立名目者。
民国时，银子1两折银圆1.5元。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记1银圆兑换铜元的比例：“1926年兑换300铜元。”即每两银子兑450铜元。若以100文铜板俗称一串计算，百串为10000铜元，计33.33元银圆。就是说，那年新蔡县里，原应缴纳1两银子的土地税，现在要交33元银圆之多，为22倍。
这里有一个稍为靠近的比较。据载，1929年，安徽省将正耗、平余、加捐等等赋目归并，统称田赋，不增不减，分县以亩以银元为单位征收。与河南新蔡县相临的安徽阜阳(含今临泉、阜南)及相近的颍上、涡阳、蒙城、凤台等县，每亩平均征收田赋，都在1角之内。十亩地最多1元银圆，合每两银子征收15亩的田赋。按这个算的话，任芝铭信里所说，计每亩征2.2元银圆。如果以1000文铜板为1串计算，则为22银元。够可怕的。
这不是不可能。据翰笙《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记，1926~1927年间，“直隶南部各县的田赋，每亩有多至二十六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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