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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一生干过很多大事，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名单念下去太长，搞得他老人家还想再活五百年，怕影响今天社会的安定团结，只好提件小事应应景：
康熙元年，全国各级衙门里书吏的工资被取消了。
换句话说，就是除了各级领导干部之外，非领导职务序列的所有公务员，自即日起义务劳动。
这一“义务”，就坚持了250年。
更诡异的是，清朝初建，大思想家顾炎武就说过“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200年后，打垮了太平天国的湘军名宿郭嵩焘又说“本朝则与吏胥共天下”，感情拿工资的不管事，管事的偏偏没工资?
我们知道，佛门道家辟谷可不是人人能学的，就算吏胥自己不吃饭，老婆孩子总还要生活，可没有工资怎么办?
清朝政府很讲究，允许书吏通过收取“陋规费”生活，基本工资和乞丐差不多的衙役们也靠这个分食，地方上招数不少：
收税的时候超额自留叫“浮收”;在银子和铜钱兑换时做手脚叫“勒折”，雍正年间浙江乌程收人头税，市面上1两白银兑1200文，地方征税却要求每1两银子的税交2400文，直接翻番。
运粮食进北京要走漕运，老百姓还要管运费，这个叫“漕规”，定额1石的漕粮，实际要交2石以上。食进北京要走漕运，老百姓还要管运费，这个叫“漕规”，定额1石的漕粮，实际要交2石以上。
更损的是老百姓向官府伸冤，不给钱连呈文都不收，雍正朝安徽阜阳县衙的门房，每收一份呈文要钱4500文，叫“签子钱”，心情不好了还敢要双份。
不过论起实惠来，地方上这些花招和中央六部书吏比起来差远了，因为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建小金库，美其名曰“部费”。
咸丰三年，恭亲王奕 曾说，各省解送北京的税款，进户部的账目、库房，每1000两都要交100多两的部费;军需报销更狠，直接比其他项目多加两成，乾隆朝西藏平叛，报销数千万两军费，光给这些书吏的部费就达到200万两白银。
这是户部，工部管营造，虽然当时不兴“造城运动”，却架不住黄河、运河隔三差五就得修一修，这河工一年600、700万两银子，自然要揩揩油。
兵部、吏部、刑部手里没项目，吃的则是“卡脖子”钱，给钱的事情好办，不给钱的，吏部可以扣你的任命，兵部可以卡你的军需，刑部干脆能搅和你的案子。
就连礼部这种清冷衙门，由于掌握着各府道州县铸造大印的活，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印，几十两不嫌少，一百两银子不嫌多。
这种腐败是不是触目惊心?难道就没人管吗?
有，确实有人管。
康熙皇帝为了这“部费”几乎把六部都骂遍了，偏偏没动手给它废了。同样，锐意改革的雍正皇帝规范了半天书吏的编制和选用资格，也歇火了，他的宠臣田文镜面对陋规，能做的也不过是给山东、河南两省的收费项目做了个价目表……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简单，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根本做不了基层公务员的业务，写八股、吟诗作对他们行，收税、断案这样的必修课还得雇师爷统筹，更不用说漕运、仓储、账目这些专业工种，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这样的官员，历代的俸禄表，按照品级罗列待遇，到雍正朝还搞出了养廉银，工资待遇不算低了，可除了按规矩从书吏、衙役们指缝漏出的陋规费里分肥，又有什么用处?
就此而言，谈今天的公务员工资，说清朝养廉银如何、宋朝俸禄如何厚待士大夫，本身就是个笑话。因为这样的环境下，高薪根本无法养廉，因为廉洁与否的权力并不在这些享受厚禄的“官”手里，而在头顶仕途“天花板”的“吏”手中。
那么，“吏”们曾经的工资有多少呢?
明代，地方书吏们的年薪是6两白银，中央各衙门和督抚衙门书吏年薪36两，另给4石米。清代，顺治九年搞了一次地方书吏大降薪，年薪给减到了4.8两。
如果没有康熙元年的一刀切，书吏们的合法收入是个什么层次?
光绪年间五品郎中何刚德在《春明梦录》写道：“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
1头骡子24两银子，1个仆人月薪要6两银子，可见300年间通货膨胀之严重，不过请注意，胥吏们可没有涨工资这一说，当然，大清朝官员的正俸标准几百年就没涨过，养廉银在道光后也不怎么正经发，何况地位卑贱的胥吏?
也就是说，如果谁真在这个时候干公务员，想不拿黑钱过日子，还不如去给人当仆人划算。
说到底，清朝的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
那么，究竟有没有人想过在制度层面上改革呢?
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一方面把胥吏纳入官俸体系加薪，并用重罚约束;另一方面提出任官者应该先担任胥吏的职务，以学习政务的细节，同时，提高胥吏的政治地位，让他们不再被排除于正统仕途之外。
然而，这套政策被后继者废止。
这个结果或许令某些人扼腕，然而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为多发钱非但不能治百病，反而会添新毛病。
王安石下台后，苏辙任中书舍人，朝廷认为吏员太多、太滥，命其裁减。正当他为吏员难裁犯难时，小吏白中孚对他说：
“昔铨吏止十数，今〔侍郎〕左选吏至数十。事加如旧，而用至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
意思是，原来工资少、规矩小，胥吏们都忙着捞外快，人少自然分得多，就不希望新人进来;现在工资多、惩罚重，胥吏们赚外快不易，还不如多来点人分担，乐得清闲。
这不正是“乱作为”和“不作为”的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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