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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12月4日，是首个“国家宪法日”。近日，作为“首个国家宪法日献礼电影”的《黄克功案件》在京举办首映式，包括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罗瑞卿之子罗箭、罗荣桓之罗东进、张爱萍之子张翔等在内的近百位革命后代出席首映活动。规模可谓空前。…[详细]
然则，“黄克功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该案件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以至于能够成为“首个国家宪法日献礼电影”？
时为1937年10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适足一月，有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与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发生恋爱纠纷，在延河畔将其枪杀。据黄克功自己的交待材料，他之所以枪杀刘茜，乃是因为刘不愿与其结婚。在黄看来，这是一种“玩弄革命军人”的行为：
“与刘氏相识于抗大，……未数日，即发生爱的关系(当时至今约五星期半)。在最初的两三星期，两者情深至极，继则与刘氏口头订婚。刘则满口允诺，谓学习半期或一期后，正式登记。此一事件，外界人士都皆知。孰料刘氏狠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随处滥找爱者，故意破坏订婚之口头协议，损功名誉。功闻讯后，即采取通信方法予以说服教育，孰料刘氏固执不变……因此余乃不得不亲临该处，邀刘做最后之口头谈判。在谈话时余对刘态度和蔼，而刘却无情，恶言出口。因此，余受痛苦与刺激过大，则拔手枪恫吓之，谁知事出意外，竟失火而毙命耶。”
在另一份交待材料中，黄克功承认，他杀害刘茜，乃是有意为之，而非手枪意外走火：“余观刘眨眼无情，乃故意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与痛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以免对方作对。”
按黄的说法，其要求与刘茜结婚时，双方交往不过“五星期半”而已。考虑到刘茜当时尚不足16岁，其不愿意仓促婚嫁，自是情理之中。且有刘写给黄的书信为证：
“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爱人底地位来指导你的小妹妹，能吧！？——告你，一个人，不！就直接说我，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侮辱朋友的行为，不管你是如何的用心。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经济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交友！你或者在惊奇吧！朋友！这话是从正确的理论书上得来的。这钱吗？假如你爱我，就不应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
显然，作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黄克功对爱情的理解，与奔赴延安的女知识青年刘茜，并不在一个频率上。除此之外，1937年底到1938年初，延安的男女比例高达30/1，且以大龄男性居多，大约也是黄克功对恋爱失败反应如此激烈的缘故之一。
枪杀事件在延安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严惩。尤其是女学员们非常气愤，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纲纪”，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同志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黄克功并通过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向毛泽东写报告请求减刑。
毛泽东的回复是：“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由此，遂否决了黄克功“减刑”、“立功赎罪”等请求，由边区法院依律判处死刑。
关于“黄克功案”的历史意义，法学家杨永华的说法是：该案的判决，意味着“废除对有革命贡献的人在法律上的照顾，定罪量刑不再以出身成分不同而有差异，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之所以如此评价，乃是因为：在苏维埃时期，“刑律有工农分子和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犯同等罪行，而给予不同处罚的规定。对革命有功绩的人犯罪也予以照顾，减轻刑罪。”这也是很多人认为黄克功应该“减刑”，且黄在审判过程中也一再要求“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的缘故。
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原“苏维埃政府”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接受国民政府行政院直接管辖；原“苏维埃共和国司法部”也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遵行南京政府颁行之一切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各种法令章程”。
综合上述背景，自不难理解这种评价：“在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的对立、交锋中，……黄克功案的审理，实际以先例的方式，为边区司法公正及其实现方式，创设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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