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当谭嗣同在狱中吟出绝唱之时，王朝的道统又一次意料之中地败给了政统。这种失败不是第一次发生，也注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东汉之时的党锢之祸就是大一统王朝建立后，政统与道统激烈碰撞下的一出悲壮之剧。
东汉党锢事件之影响，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意义深远。党锢之狱的发生耗尽了东汉最后的元气，党锢事件导致“大一统政府不能再建，遂成士族多头之局面”，因党锢事件而兴起的一系列政治势力对抗成为之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混乱割据局面的序曲。党锢之狱发生之后，士大夫阶层对统治阶层的批评与非议渐趋消失，“其内在团结之意态亦随之松弛，而转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之意识所掩没”，不得不说，魏晋玄学之风盛行与党锢之狱后士人寒心从而“无道则隐”有很大关系。
党锢之狱先后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汉桓帝延熹九年十二月。党锢八俊之一的李膺将杀人的张成之子杀死，张成“以方伎交通宦官”试图让皇帝治罪于李膺，但“帝亦颇谇其占”，张成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李膺的无限，他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因此下令对党人的追捕与收监。第二次发生在汉灵帝建宁二年，这一次因为建宁元年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密谋诛杀宦官，但因消息泄露而遇害，次年张俭的同乡上书举报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从而“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可以说，党锢之狱涉及了四个主要政治权力实体：皇帝，宦官，外戚，士大夫。但传统研究似乎将关注点集中在了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之上，而士大夫则与外戚结盟，共同抵抗日益膨胀的宦官势力。这种视角忽略了两者斗争的基础与核心，那就是皇权实际上在二者的斗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单单从第一次党锢之狱就可以看出，汉桓帝之所以下令抓捕李膺就在于他“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也就是说士大夫结党而形成的巨大势力已经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这才是两次党锢之狱的根本原因——政统在无法驾驭道统情况下就会摧毁道统。
从汉武帝以来，防范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侵夺皇权就成为了汉朝的既定政策，内朝与尚书台的形成就是皇权对士大夫集团遏制的制度结果。那么这一时期士大夫的那些行为触碰到了皇帝的底线从而让皇权痛下杀手?
一是士大夫的清议与品评使得天下人仰慕，天下百姓将党人尊为思想与道德的正统，这就威胁到皇权的思想正统。由于“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故“士子羞与为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太学生对朝廷政策进行臧否，对官吏人品做出评论，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相互呼应，互为表里，通过口头宣传方式使这种政治性的评论传为民谣，广为传播，形成舆论。中国古代士阶层从一开始就被贯注了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它要求士阶层可以超越自己个体及其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厉害关怀。在士大夫眼中，这种对朝政的批评以及对时局弊病的揭露是其天然使命与道德必须，作为卫道者的士大夫，认为道比势更尊，这就与皇权所代表的政统存在天然的冲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更是无法容忍游离于政统之外的“道”，除了收买柔化政策之外，对士大夫的控制也必须加强。
第二，士大夫政治意识日益觉醒，随之也就带动了其政治参与热情的觉醒，这就对皇权施加了极大地政治压力。“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传统的士大夫一直就将积极入世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皇权一方面借助士大夫的参政热情，一方面又对这种热情多加防范。所以当太学生采取集体请愿示威的方式声援被抓的党人之时，就对汉桓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太学生在给桓帝的上书中痛斥宦官的罪恶：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虽然桓帝最终释放了朱穆，但也进一步加大了皇权对士大夫势力的猜忌。
第三，在拥立桓帝即位的问题上，党人并没有明确支持，反倒多次提出另立他人。等到桓帝继位后，与党人的亲疏可想而知。这一点在《后汉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方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那么“党人之议”，“互相讥揣”的核心与焦点是什么?
实际上这种对立的核心就在于对待桓帝刘志的权威认同，周福的门人是大力支持刘志的，而梁冀与宦官也是这一态度，所以,另一派人房植，李固、杜乔自然而然就站到了对立面。李固和房植的精神联系,史有明文:“房植,字伯武,清河人,以经学知名,永和中为李固荐。与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同日征用。”而要做出如上推测，就意味着汉桓帝刘志在即位之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党人开始是并不支持桓帝的。
冲帝夭折之后，当时朝廷的重臣大多想拥立刘蒜为下一任天子。《后汉书》记载：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岁。清河王蒜征至京师。《资治通鉴》记载：征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鸿之子缵皆至京师。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鸿皆乐安夷王宠之子,千乘贞王伉之孙也。清河王为人严重，动止有法度，公卿皆归心焉。李固谓大将军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冀不从,与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缵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蒜罢归国。所以李固当时并没有考虑将桓帝刘志立为皇帝：“固犹望众心可立(注:以众心属于清河王,犹望可立也。)” 。
这一推断与“党人之议自此始”相呼应，党人并未从心底认可桓帝的帝位。再看党锢之狱的导火索，李膺的下狱幕后最大的推手就是桓帝而非宦官：党锢事件的源头，是李固、杜密等朝中大臣本着公心，希望东汉的帝位能由年纪较长的刘蒜继承，以避免外戚宦官专权故事的重演。党锢事件的实质,是桓帝对反对自己即位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精神领袖是房植,政治领袖是李固、杜密———的猜忌和报复。
第四，党人群体规模日渐增大以及其共有的价值纽带联系性较强使得皇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威胁。由于士大夫领袖自身的感召力极强，士大夫日渐形成集聚群体且大规模的集会频繁出现。《后汉书》记载：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又有“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以及党人互相标榜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均反映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而这种意识对于封建皇权来说是可怕的。此外东汉太学规模的日益扩大使得党人在京畿之地就有了众多的追随者，这部分太学生一方面充满着年轻的激情，一方面又具有极强的政治参与热情，作为朝官的党人很容易获得与太学生亲近的机会，这就极大增强了首都地区出现暴乱的可能性。
对于党锢之狱这一悲剧，我们长久以来将始作俑者视为宦官，但宦官实际上只是皇权的附属，是皇权与士权的一大对抗工具。道统与政统之争横贯古今，无论是柏拉图构建的“哲学王”还是儒家观念中的“圣王”形象，都试图将政权的统治者与思想的领导者天然地合二为一，但这种情况往往只能是政权统治者胁迫思想进行统治，思想无法逃脱权力的束缚。但实际上，权力也从未完全征服思想，从《党锢列传》就可看出，士大夫在天下无道之时，从不畏惧“以身殉道”，而道统最终会在旧有政统衰落新政统产生之际重新与政统形成一个较为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中华文化能长久持续下去的关键——士大夫对“道”的捍卫与坚守。虽无恒产而有恒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