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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尼山静卧在山东曲阜城外约30公里处，朴素得像真理一样。虽然奇不过三山，险不过五岳，高不过340多米，却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景观的制高点。因为尼山，诞生了孔子。
尼山脚下，默默地淌着古老的泗水。波澜不兴，却声震长河，因为孔子的临川一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与古希腊先哲赫拉克里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深邃，使潺潺小河泛起了哲学的波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孔子选择了这片神山圣水。
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前479年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也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有汉以来，历代帝王仕儒向他敬奉了无数桂冠，如“大成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堪当此誉的，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有一种存在，叫隽永。譬如，尼山冬夜的月光。
穿越2560年风云的华光，如浴如洗，纤尘不染，圣洁、高贵地悬在我的额顶，宁静而温婉。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
孔子如月，辉映中华民族思想的耿耿长河
孔子是为思想而生的。
他建筑了一座思想的宫殿，嵯峨雄伟，金碧辉煌，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管理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美学、伦理学、语言学、档案学、艺术学、军事学、医学等多门学问蕴涵其间，思维廊腰缦回，灵感流光溢彩。他以仁、义、礼、智、信为基，忠、德、宽、恕、勇为栋，以孝、廉、恭、俭、敏为梁，和合、中庸、教化、六艺为檩，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椽，以畏天命、明天理、敬天道为脊，高耸起中华民族最初的人文精神大厦。一部《论语》，大道至简，要言不烦，是孔子的微博，是天下最好的教科书，中华民族一读两千年，百读不厌，百思不尽，百行不至。
譬如，治政思想。“仁”是孔子思想的第一块基石，儒家文明的第一个圆点。仁者爱人，仁者无敌。孔子对奋斗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有奋斗才会有收获；对成功者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当政者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对君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普通人说，要恭敬、宽厚、诚信、积极、恩惠。以仁生义，由仁及德，孔子推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既敦促当政者“身正”，又教化民众向善去恶、尊德守法。孔子的仁政、德政观，构成古代最早的政治观。
譬如，民本思想。孔子“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君民观”，既是对上古民本思潮的继承，也是对奴隶社会以来君本思想的批判，开启了“君轻民贵”思想的先河，代表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孔子从《尚书》中整理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对今天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起到奠基性作用和历史性贡献。
譬如，教育思想。以道育人、以德化人、以术授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三个层次。他设坛开讲、诲人不倦，试图教化群氓有所皈依，让社会走向有序；他注重对人心性、品格的培育，试图把仁、义、道、德等关键词揉成泥、烧成砖、砌成墙，搭建精神的庄园；他主张“有教无类”，像一位勤奋的泥瓦匠，试图用知识的泥浆抹平人世间的贫富、贵贱、智愚、善恶、孝逆、雅俗的砖缝；他主张“师道尊严”，试图让混沌社会迷茫人性亮起文明的曙色。
孔子是为政治而生的。
从思想者走向实践者、从政治家走向思想家，他是有抱负的文化人、有思想的官员。他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国家观、社会观、人民观建立在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目标基础上，无论是处在主流地位还是支流地位、支配位置还是从属位置，属性从未改变。春秋以降的400多位帝王，大多是孔子思想的践行者和注释者，得之者治，不得者乱。
秦始皇打天下、得天下的战略思想是成功的，但守天下、治天下的指导思想是失败的。显然他意识到儒生们借古非今的祸害、统一思想的必要，但“焚书坑儒”至少暴露了仓促之间的他不懂得如何用道德教化而非暴力的方式来处理社会问题，因而埋下了祸根，二世而亡。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但刘邦不同。这位汉高祖一开始也是有打江山之勇、无坐江山之策，不好读书、怠慢仕儒。但他有两位儒生幕僚，一位是陆贾，一位是叔孙通。陆贾经常借念书给皇帝听的机会，灌输应以秦为鉴，以儒安邦。被洗脑的刘邦终于若有所悟，让陆贾撰写秦始皇之得失的文章读给他听。叔孙通则负责用儒家礼仪规范朝廷百官，如此这般地训练出了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大汉朝廷。公元前195年，刘邦专门到曲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的皇帝。两个儒生，改变了一个皇帝。
而汉武帝更不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用儒学思想统治民心，缓和了阶级矛盾，推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汉武帝深知，以一种先进的价值观统领四分五裂的社会何其重要！他是孔子思想的成功践行者，是第一个使儒家学说登上中国古代思想史顶峰的帝王。一个大儒，帮扶了一个朝代。大汉王朝前后历时长达420年之久，与孔子思想垫底不无关系，此所谓“秦行霸道而亡，汉行王道而兴”。
孔子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缔造者。他的政治主张、国家政策、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社会理论、道德倡议，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锤炼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特质，以强大的内聚力、稳固性和认同感，奠定了中华文化最初的基因，引领了中华民族最早的梦想。孔子，是雄踞古代中国思想皇宫的帝王。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孔子如月，辉映中华民族思想的耿耿长河。
月在月光中走，风在风天里行
孔子如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
孔子是一位勤勉而孤独的摆渡人。
——他奔忙于两个社会之间。奴隶社会寿终正寝、封建社会方兴未艾，孔子见证了新旧制度的更替。旧有的被摧毁、新生的还稚嫩，传统的被解构、重构的没认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破船载酒泛中流，试图借回周礼以整饬社会，用儒家思想推动腐朽不堪的统治机器。但他像古希腊神话里那位徒劳而疲惫的西绪福斯，又像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那位满脑子理想、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他的渡船上，没有乘客。
——他尴尬于两个阶级之间。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发言人、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又是没落贵族的代言人、平民百姓的接访者。他有“内圣外王”的境界，既想读圣贤之书，又想操统驭之术。他从“重民”、“安民”、“富民”、“教民”、“为民”、“爱民”出发，主张宽政于民、德政于民、仁政于民、藏富于民、施教于民，但统治者责怪他偏袒贱民，老百姓奚落他是丧家之犬，两边都不让他的船靠岸。
——他踌躇于两个角色之间。作为思想家，注定是先行者，也是孤独者；作为政治家，必然在现实的泥淖中挣扎。白天上朝满眼污秽一身脏臭，晚上回家沐浴焚香读书沉思，孔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凡人与圣人之间奔突，窘迫而痛苦。把正确的思想建立在不适宜的年代，把远大的抱负寄望于不值得的君王，是孔子的失误。但无可逃脱、无法选择，他的漏船找不到系缆桩。
尼采说：“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在死后诞生。”孔子何尝不是这样！
纵然如是，孔子仍然是一座人文精神的高山，耸立在中国历史如铁的长风中。
——他是一个理想坚定忠于使命的人。孔子官拜鲁国司空、大司寇，辅佐过多国君主，有机会部分地施展他的理想。他居庙堂则爱其民，处荒野则忧其君，忠君当尽职尽责，爱民则尽心尽力。他忠于政治使命、文化使命，表现出优秀的政治品格、高尚的家国情怀和积极的文化担当。他在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旧窠新巢中，顽强地张扬个体的价值，兑现着对国家的诺言、社会的关切，对君王的忠诚、苍生的体恤。孔子一生命运坎坷，幼年亡父、少年丧母，晚年失妻丧子，生活清贫，颠沛流离。既受过座上宾的礼遇，也有过丧家犬的狼狈，吃闭门羹、受冤枉气、遭误抓错打，被撵得到处跑，被骂得满心伤；君王的将信将疑、半用半弃、若即若离让孔子尴尬，同僚的排挤、陷害、嫉妒、诽谤让孔子愤懑。但是人生目标一旦确定，便如日月经天，前行不辍，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坚韧，独守心中的理想与责任。公元前484年，已是68岁老人的孔子结束长达14年的流浪生活回到鲁国，想辅佐君王但忠谏屡不被纳，受尊而不被用。即便这样，孔子以古稀之年转向研磨古籍经典，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死。
——他是一个人格高贵道德完美的人。思想的圣洁源自灵魂的高洁，思想的力量基于道德的力量。孔子从《尚书》中提炼出为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选择就是态度，关注就是肯定。他主张做人讲诚信、守规矩、有约束、怀仁爱；他尊重劳动，崇尚勤俭，反对淫逸，主张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他确立自重自律自警自强的君子品格，赞赏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义利观，为天下人标出了道义的制高点和欲望的底线；他宁受劳顿之苦，决不苟且偷生，想借力济世，但不攀龙附凤、摧眉折腰；他意趣高洁，欣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道德境界；他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普通人，温和、良善、恭敬、检点、谦让使他德馨飘远，四海弥漫。无怪乎司马迁顿笔发出“高山仰止……可谓至圣”的千古一叹。
——他是一个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春秋乱世，注定要诞生英雄人物。谁能够发现人类的发展规律谁就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谁能够把握社会的运动规律谁就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社会变革纷繁复杂，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现实对理论发出了呼唤。从真经中发现真理，在理论中构建理想，孔子孜孜以求。他捕捉到“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火花，用以点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君权神授的春秋时期是需要勇气的。他本不是守旧之人，他的“川上曰”是运动的观点、发展的思维。他的旧识新解、旧闻新知、旧说新语，他的真知灼见、新知新见，既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又融汇贯通、能学管用。他的“温故而知新”倡导知识的更新，更包括对思想与实践的创新。他创立的开放式学术体系，为中华文化的吐故纳新、绵延不绝奠定先天的品质。
——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人。孔子是天下人的老师，更是天下人的学生。他初学周朝礼仪，遵从鲁国礼乐，苦读上古经典，掌握了礼、乐、射、驭、书、数等六艺，融汇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知识。孔子学而有道，概括出“好学、擅学、博学、为学、倡学”的方法论；主张“学而时习之”、“教学相长”、“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观。他拜圣者为师，向能者学艺，先后向师襄学抚琴，向剡子学为官，向老子学周礼，向苌弘学音乐，在齐国学习古典乐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他向贤达学习，也向基层学习，周游四方的经历就是深入实际、贴近生活、走进民众的过程；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呆子”。他剑不离手，射驭之术高超，奔跑速度追得上郊外的野兔。公元前500年鲁齐两国的夹谷会盟，正是因为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预判，才挫败了齐国的阴谋。孔子重实践、讲习行，重实干、不空谈，走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成长之路。
月在月光中走，风在风天里行。孔子如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
（原载2014年《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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