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外国汉学家，基本的工作、责任，是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

———著名汉学家、《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汉学家大会上周末在北京举行。9月6日至9月7日，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集结了来自3 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从多学科视角就中国研究及东西文化交流展开对话。据悉，由中国国家汉办(全称“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本届汉学大会因适逢孔子学院十周年，规模为历届之最。

200余名学者与会

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以“东学西学·四百年”为主题，设有《元典互释与东西文明：思想对话的“中国主题”》、《文化沟通与双向影响：历史钩沉的“中国记忆”》、《文化塑成与经典翻译：域外变迁的“中国形象”》、《文化传统与制度选择：当今世界的“中国角色”》四个单元，众多分会场。200多名各领域中外学者就中西文明众多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领域包括传统汉学和新兴中国学，涵盖文史哲、典籍翻译、国际政治、外交关系、中西方经济等多个学科。

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傅高义，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科夫，原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校长阿冯斯·腊碧士，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主席德莫特·莫兰，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汉斯·伯滕斯，以及艾恺、罗思义、罗斯·特里尔、欧凯、费乐仁、杜博妮、马可林、高利克等著名学者出席大会，交流了汉学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

研究中国，理解西方

自1814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中国研究至今走过了整整200年。作为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在海外历经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中国研究等多个阶段，已从传统的人文学研究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影响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观念的认识乃至国家政策的制订，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领域。

“汉学家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而实际上还要让我们到最后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在开幕致辞上回忆起他童年时代对中国文明的印象。他说，在中法建交十年后，1973年在巴黎的大宫进行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展览，展览展出的是中国主要的考古发现。“这是东西方的科学家在几十年的被分离之后第一次再次见面，同时也是法国公众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精美艺术品，当时我还是个小男孩，但是我还可以记得当时我的家人还有公众的激动，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当时这个国家和文明离西方很远。所以，这也是我们卓有成效的交流的开始。”巴泰雷米·若贝尔表示，西方学者也通过研究东方、研究中国，来理解西方，理解他们自身。

傅高义的“汉学梦”

“我想我代表了很多外国的学者，我们也有一个汉学的梦。什么梦呢？就是让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跟外国的学者交流，让我们尽可能看我们能看的材料，和更多的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提高对中国的理解。”去年在中国出版《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这样表达他的“汉学梦”。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并不陌生的傅高义说，和很多中国学者受益于77年、78年的高考一样，他也是美国“二战”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傅高义说，“二战”以前，汉学的主流是在欧洲学习中国的古代文化，“费正清那一代学者的梦想是让美国大学每一个部门培养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政治系有人专门研究中国，法律学也有一个人专门研究中国，当时他们没有一个搞社会学的人研究过中国，当时我很年轻，费正清先生就培养我成为一个社会学系的中国学者。”

    从古典中国到当代中国，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转向，也代表着汉学研究范式转变。“我认为我们外国汉学家，基本的工作、基本的责任是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中国，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我们能用的努力，跟很多的学者一起向中国学习。”傅高义表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难免会有误会和错误，暂时也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长期是好的。“我认为我们的学问交流有好处，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太多了，但是没有基本的互相了解就没办法解决。我觉得我们的汉学家在中国也好，中国学者在外国也好，有大的责任应该实现这个梦。”

    本届世界汉学大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新设立的“青年汉学博士生论坛”，来自海外的60多名“孔子新汉学计划”青年学者参加了这一论坛。2012年，孔子学院总部设立“孔子新汉学计划”，鼓励并支持世界各国优秀青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繁荣汉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4所中方高校进入该合作计划，联合培养各国年轻汉学博士，本次青年汉学论坛即初步呈现了这一计划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