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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利用俄国牵制日本，所以李鸿章被俄国认为是“亲俄派”。为此，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俄军专门派一队士兵保护他。图为1900年10月，李鸿章（中坐者）与俄国卫兵的合影。供图／上海图书馆
19世纪末的东北，成为列强激烈角逐的战利品。国力孱弱，让黑土地真正的主人横遭忽视，甚至满清的祖灵亦岌岌可危。在那无硝烟的谈判战场，弱国岂有折冲的余地？为了守护祖先的遗产，为了大清龙旗依然飘扬在白山黑水，深陷敌境的清国使节，有抗争，有智慧，有泣血，更有阵亡，为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留下了那来之不易的黑土地。
血染“停战协议”
“号外，号外，李中堂遇刺！”报童扯着嗓子卖力的吆喝。
那是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15分左右，大清国中日谈判全权大使李鸿章，拖着73岁的疲惫之躯，与谈判对手第三次不欢而散之后，乘着轿子，行进在日本山口县马关的街道上。
李鸿章的官轿，一直由日方警察稀松地看护着，一路上总有目光怪异的日本百姓夹道围观。忽然，人群中像箭一样冲出一个人，对着轿子开枪。幸好刺客枪法不佳，子弹从李的左脸下颚擦过。李鸿章毕竟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之人，但见他用手按住伤口，虽然血流满面，依然神色自若地下轿安步进门。直到晚上，他才致电总理衙门，报告被刺情况。
李中堂的大公子李经方也随父出征，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家父乃喜，恙中安好。”李鸿章怎么了，受伤反而要高兴呢？
原来，自从甲午战争后的和谈以来，李鸿章按照国际惯例，要求日本必须停战，以创造必要的和谈氛围。可是日本却提出极苛刻的停战条件，主要内容是要中国交出北京的门户——大沽口、天津、山海关的所有堡垒；日军停战期间的军费由中国负担；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交予日本。李鸿章努力与日本讲理，而日本蛮不讲理，其实就是不愿停火。从3月19日到24日，日军强占了澎湖列岛。
李鸿章遇刺后，引起了中日双方及国际舆论的一片沸腾，日本政府非常被动。睦仁天皇甚至面斥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了避免李鸿章就此回国，使谈判中断或招致列强干涉，伊藤和陆奥连夜商议对策，决定同意李鸿章一再恳请的停战要求。24日、25日，睦仁天皇派特使和伊藤、陆奥等人相继到李鸿章的驻地探视李的伤情，并作出了除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地区战事待议外，中国本土其他战区无条件停火。
刺杀李鸿章的刺客名叫小山丰太郎，时年21岁。深受流行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影响，有意破坏和谈，以便使日本继续对华侵略。自古以来，日本总有一些不顾一切的右翼“幻想家”，想把国家拖入所谓的“圣战”，结果都是引火烧身。小山丰太郎行刺后被捕，3月30日，日本山口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其无期徒刑。
李鸿章用血的代价为大清国赢得了喘息时间，所以高兴。
4月1日起，谈判从马关的春帆楼，移驾至李鸿章的病榻前。谈判也进入条约的讨价还价阶段。李鸿章全力以赴，据理力争，连敌人都为之动容。当时李鸿章最难缠的对手、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笔记《蹇蹇录》中写道，尤其是4月15日的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根据总理衙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复电精神，进行了长时间辩沦。李鸿章“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辩论的。……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博文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归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日本之所以坚持要求谈判地点在日本，是因为日本已经破译了中国的密电码。因而可以悉数截获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密电，大清国的谈判底限全被日人所知，这也是马关谈判非常艰苦的原因。
战场已失利，再加上泄密，李鸿章几乎是在毫无国力作后盾的“裸聊”，被欧美列强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大人，用尽了毕生的智慧，使最后条约内容较日本最初提出的条约案有较大修正，为国家争回了很大权益。据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争回的主要权益有：一、原案要求割占奉天省南部，《马关条约》改为割占辽东半岛；二、原案要求军费赔款库平银三亿两，《马关条约》改为库平银二亿两；三、原案要求开放北京、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沙市、杭州七处通商口岸，《马关条约》改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另外，原案提出：“为了保证中国认真履行条约，日本暂时占领奉天府及威海卫”，《马关条约》改为只占领威海卫一处。
一贯高傲的老人，在一群诡计多端、以强凌弱的对手面前，是如何的力挽狂澜啊！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在钓着写有“朝鲜”的鱼；旁边的桥上，站着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这幅政治漫画鲜明地反映出甲午战争的背景。朝鲜向为中国藩属，但随着清末中国国力的衰落，日本和俄国都开始觊觎，后来的史实证明，朝鲜满足不了日俄的胃口，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东北三省。
日本无谋
正午早过了，皇上依然没有传膳，大殿上，无论是当初主战的还是主和的，都默不作声，静的连掉下一根头发丝，都听得见声儿。
这一天是公元1895年4月17日，虽然还没见到条约正本，可是丧权辱国的字字沁血，已随无线电波飘然而至。
血气方刚的光绪帝，早已谕令大清国驻外使节，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列强的干涉。疲弱的国力不是赌气的砝码，“以夷制夷”早已是大清国求生的唯一途径。根据当时的国际法，谈判特使的签字叫“草签”，接下来，纸质条约要送到双方皇帝手中，加盖玉玺，这时条约才最终生效，称为“换约”。《马关条约》约定的“换约”最后期限是5月8日。此刻，君臣上下，都想抓紧这20天时间，以期获得列强干涉。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一个辽远的声音穿透紫禁城的红墙金瓦，“俄国纠约德法干涉——”军机章京刚刚破译出密电，就喊破嗓子赶来报喜，一路上御前侍卫毫无阻拦，任由他冲刺般闯进宫禁。
《马关条约》中日本获得的巨大权益，令西方列强震惊。
李鸿章甫一签字，沙俄就联合巴黎和柏林发表声明，劝告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如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劝告，俄国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即由三国海军切断辽东日军和本国之间的联系，使其陷入孤立。”
原来日本人又干了件自作聪明的蠢事——伊藤博文不待天皇盖玺，就匆匆把约定的条款公之于众，希望造成“木已成舟”之势，提醒列强不要横加干涉，防止“换约”的时候夜长梦多。
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同往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外务次官林董重申上述警告；沙皇下令停泊于各港的俄军军舰昼夜生火，禁止船员登陆；俄国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紧急征召预备兵入伍，集合5万多人，随时准备出动；德皇威廉二世派遣装甲巡洋舰一艘开赴远东。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长达8个月的甲午战争，令日本海军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自知无法打败强大的俄国舰队和德国舰队。陆军方面，则一直在嚣张的准备“征清大决战”，国内防御空虚，前方士兵疲惫不堪，军需欠乏。日本对此突如其来的联合干涉，感到惊慌失措，急忙向英美求援，因为日本的军费多是来自英美的贷款。然而，英美不愿为他国而冒险。因此日本自然担心，一旦丧失海权，日本必将陷入恐怖的绝境。5月4日，日本被迫作出永久放弃辽东半岛的决定。
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三国干涉还辽”是李鸿章的胜利，他用过人的胆识和机敏，游刃于各国之间，激化列强与日本的矛盾，把身陷险境的大清从被分割的事态中解脱出来。
原来，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他已努力寻求国际斡旋。赴日谈判之前，他就向朝廷提议，清国必须动用所有的外交手段，联合美、英、法、德、俄、意等国干涉和谈，向贪婪的日本施加压力，不惜引狼入室也要保住清国的领土。
也许很多人会说，辽东半岛以及东三省，在后来依然沦为日俄的铁蹄，李鸿章和“三国干涉”的结果没意义。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讲，日本的目的是永久“割让”，使其成为日本领土，日后的不平等条约中，对于领土要求，条约中的字眼儿，均是租借，从字面上讲，还是承认中国拥有所有权的。这为民国政府日后通过“改订新约”收回主权打下了基础。
甲午战争爆发后，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口抵抗了不到一天就陷落了。图为在旅顺口西的方家屯附近，日军山炮队正在开炮。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中日马关谈判的中方代表陷于不利地位。供图／刘香成
“平庸”的杨儒
李鸿章引俄拒日的设想，随着俄国侵略的加剧而破灭。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沙皇俄国乘机大举出兵，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
沙俄的逆举，举世为之震动。当时东北已成为“远东巴尔干”，列强鹰瞵虎视，都想争夺这一地区。沙俄出兵时，公开的声明是：“仅为保护(中东)铁路，事毕即撤”，暗中给俄军的通知(俄国阿穆尔省总督的电文)却是：凡占领之地“完全置于”俄军“权力和法律之下”，“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俄军不仅拒绝从东北撤兵，并且拒绝在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的联合谈判中涉及这个问题，他要求与清政府单独秘密谈判。中俄彼得堡谈判由此而来。
为了诱迫清政府秘密签约，俄国在谈判前干了件见不得人的勾当——强迫签订《增阿密约》(即《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增，是指大清国盛京将军增祺。“阿”是俄国关东州长官、南满俄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俄国历史学家科罗斯托维茨所著的《俄国在远东》一书对此有极为详细的描述：
俄军逼近奉天时，增祺带了一批官员和家属仓皇狂奔到康平县(今铁岭西北)，又潜返至新民厅(沈阳附近)。1900年10月下旬，增祺派人到旅顺哀求阿列克谢耶夫，请求让他回奉天。阿列克谢耶夫乘机逼令增祺签订出卖奉天主权的合约，并威胁说：如果不签字，就把增祺和这批官员、家属等统统扣押在新民厅。增祺当然知道此约关系重大。滞留在新民厅的盛京官员中也有很多人激烈反对签约。沙俄企图以《增阿密约》为蓝本，逼令清政府承认这个事实，并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
增祺胆寒，只好派已革职的道员周冕与俄军“谈判”。周冕更无胆识，在俄军的淫威之下，“几经犹豫和表示有某些保留意见之后”，于11月9日在旅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条约》(简称《增阿条约》)。《增阿条约》共九款。
由盛京将军保护地方助造铁路；保路俄兵之房屋粮食由中国供备；遣散华兵并交出军火；拆毁全省炮台火药局；地方安静后，俄军再交还牛庄(今营口)等处；地方治安由中国自备巡捕弹压；俄国派员驻盛京；遇事如中国巡捕力量不足，由俄派兵相助；各款以俄文为准。11月26日，软骨头增祺也被迫在条约上签字。
《增阿条约》实际上废止了中国在东三省南部的军权(在营口连民政管理权也被废止)，堂堂大清国的盛京将军变成了俄国的“马仔”。
然而，东北这块肥肉实在是太大了，列强特别是日本对她也垂涎欲滴。为让其他列强死心，俄国决定抢在列强和中国缔结共同和约之前与中国单独缔约，把它对东北的占领“合法化”。
1900年12月22日，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忽然向中国提出，由杨儒担任谈判全权大使，赴俄国谈判。
这是日本画家笔下的《马关条约》谈判情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人会面。画中故意丑化歪曲李鸿章，把他画成奴颜婢膝的样子。沙发上坐在最后面的中国官员叫马建忠，就是他在1878年将西欧的“均势”外交思想引入中国，使之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基础。
杨儒是从哪冒出来的，为什么俄国人要求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去担此大任呢？为什么不是李鸿章呢？
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做过几任道员，没有突出政绩；也出使过美、日、秘鲁等国，1897年以后出任驻俄、奥、荷三国公使，任内也比较平淡。总之，杨儒在当时被认为是“素有非赫赫之名”的“平庸之辈”。然而俄方看中的就是杨儒“素非有赫赫之名”，有利于对其操纵和愚弄。
清政府也认为杨儒“难膺大任”，准备另择良才。但俄方执意要杨儒为全权代表，清政府又不敢不从。何况，清政府也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被认为“通晓俄情”的李鸿章，要坐镇北京与侵华各国谈判，无法赴俄；另一个俄国通，前任驻俄公使许景澄，因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与慈禧太后意见相左，已被杀掉。这样，1901年1月1日，清庭正式下令：“杨儒授为全权大臣。”同时指示杨儒，“此事俄廷深敦睦谊，允许交还，一切办法须臻妥协。杨儒审时度势，悉心筹划，随时电商奕劻、李鸿章，互相参酌。”清廷从一开始就对俄国充满了幻想，并把对俄交涉的指导权交给了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二人。对于杨儒，清廷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杨儒接到指示后，不敢懈怠，当即与俄国积极交涉。从1901年1月4日开始到3月26日，杨儒先后和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进行了7次谈判，与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进行了15次谈判，饱尝了“弱国无外交”的辛酸与屈辱，承担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与痛苦。
图为马关谈判中，中国和日本对于割让辽东半岛的几次讨价还价的不同边界范围示意。
莫理循暗助中国
从未去过俄国的杨儒，带着翻译陆征祥，从上海出发，经印度洋到黑海，绕了半个地球，抵达了零下二十多度的圣彼得堡。他的谈判对手比起李鸿章当年的伊藤博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是沙皇财政大臣维特，俄国历史学家认为，维特是19世纪末俄国东方政策的“总导演”。由导演亲自操刀，杨儒焉能不败？杨儒死后，他的朋友把他这次出使的日记整理成《杨儒庚辛存稿》，我们才得以窥见那场置杨儒于死地的谈判，是何等的凶险。
1901年1月4日，杨儒与维特一见面，杨儒就单刀直入，质问维特：“外国报章纷传，贵国在满洲已派武员治理地方”。《增阿条约》一直被俄国封锁消息，维特没料到怎么就被杨儒知道了，一向冷静的他，开始支支吾吾，但在杨儒的一再追问下，索性承认“确有其事”，并要求中国政府加以追认。杨儒干脆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绝难接受。
维特下去查到了杨儒的消息源，原来不仅杨儒知道了，地球人都知道了——《泰晤士报》1900年终专稿，爆料了《增阿条约》主要内容，作者是一个叫莫里循的记者，他恍然大悟，这一定是李鸿章搞的鬼。
图为莫理循像。
莫理循，澳大利亚人。1897年2月被《泰晤士报》调往北京，直到1912年，一直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莫理循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所必须的珍贵品质——认真细致，追求准确。他总是想方设法深入实地调查，弄到第一手情报。这一点被他的同行评价很高，也使他成为远东最有名的外国记者之一。
莫里循之所以被委以重任，不仅是个人能力卓越，更源于他坚定的大英帝国态度。
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一旦(俄国)在那里(东北)落脚，她将坚不可摧。她将占有一大片物产丰富，气候适于人类健壮成长的肥沃土地。它可以在那里训练数以万计的士兵，然后就可以琢磨‘吞并亚洲’了。可以想象，俄国起码将成为英国和平统治华中的难以对付的敌人。但这是绝不能允许的。必须千方百计地遏止俄国。必须阻止她完成东清(中东)铁路。必须阻止她在一个不冻港(旅顺)设防……”。为此，莫理循到东北旅行半年，对俄国在东北的活动作了大量的报道，揭露俄国在东北的行动和野心。
莫理循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增阿条约》，使列强开始注意到这项谈判。这份电报是莫氏于1900年12月31日从北京发出的。根据莫理循的日记，早在12月21日，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曾广铨就把条约内容给他了。义和团运动后，曾广铨作为李鸿章的翻译，参与了中国与列强的和约谈判。曾广铨敢把如此重要的协定内容泄露给莫理循，必然是李鸿章授意的。李鸿章欲借《泰晤士报》的舆论力量，引起列强的干涉，“以夷制夷”。这种策略，以前是有过先例的，之后也时有发生。
莫里循日记记下了李鸿章的多次“泄密”。
比如，l898年3月5日深夜，李鸿章的美国秘书毕德格突然把莫里循叫到家里，把李鸿章的机要文档透露给莫理循。俄国在3月3日要求像德国租借胶州一样，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并要求修建经过长春到达旅顺口的东清铁路，俄国蛮横地要求一个月内就这些条件签订一个条约，限5日内答复。这封文件是李鸿章恳求沙皇撤消这些要求、并威胁取消“中俄密约”的简短摘要。3月6日，莫理循即把这份文件的基本内容发给《泰晤士报》，3月7日，《泰晤士报》以《俄国要求》为题发表在报纸第七版，引起英国国内的震惊。
再如，1901年3月3日曾广铨也对莫理循说，“维特给总督(李鸿章)发了电报，指责他把谈判内容泄露给《泰晤士报》记者。这是(维特)第二次(发这样的电报)了。”说完，曾广铨咯咯地笑了起来。
由于自己无法分身，李鸿章支持杨儒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中俄单边谈判的进展公诸于众。而且，还要精心考虑泄密的时机。
图为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授予他的二等嘉禾勋章。辛亥革命后，莫理循出任中华民国总统顾问，由于莫理循坚持对中国作客观正直的报道，有力地支持了民国外交，袁世凯在1914年9月21日又授予他一等大绶嘉禾勋章。图中这枚勋章现藏于法国米歇尔图书馆。
英国历史学家杨国伦在《英国对华政策》一书中，对李鸿章泄密时机的选择进行了分析：由于与各国列强进行的《辛丑条约》谈判正在北京举行，过早的泄露，可能导致列强提出享有和俄国同样特权的要求。直到1900年12月27日，11国联合照会递交清廷并被接受以后，眼看多国的条款远比俄国的温和，李鸿章才决定把“出头的椽子”露出来。
12月30日，莫理循又从曾广铨那儿得知和约大纲基本被各方接受，于是便配合李鸿章，把10天前得到的《增阿条约》发给了《泰晤士报》。莫理循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想，是时候了，我就把关于满洲的俄国约章发回去了。电报很长，在晚上近10点钟发了出去……”
为了引起列强的注意，莫里循添油加醋的加入更多“骇人”的东西。消息一出，德、英、日、美各国接二连三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大家反对中国缔结任何“具有领土性质或财政性质的”单独协定。当然，明着骂中国，暗地里大家都知道骂的是谁。
为什么列强的集体抗议会对中国有好处呢？
说到这里，必须要提及“均势”和“门户开放”。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斗争愈演愈烈。弱小民族都面临亡国灭种的灾难。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弱国就没有救了。
根据欧洲历史上的经验，只有当多个强国势均力敌时，才会出现国际间一时的和平。均势遂成为和平的保障。任何以霸权造成超强的国家，都会受他国联合抵制。然而，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这种均势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形成，弱小国家常常因没有一个大国独霸，而能在夹缝中生存下去。欧洲的瑞士、比利时等小国在欧洲列强中间的保全即是明证。近代中国国土虽大，但就国力而言，早已沦为弱小国家之列。因而采取均势主义的外交策略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所谓“门户开放”，就是平等地向所有国家的商品开放市场，不得征收排他性关税。这个提法是美国在1899年提出的，得到了英国支持。可是，后起的俄国和日本，技术和资本实力薄弱，产品价高质低，如果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与科技雄厚的美、英竞争，必然居于劣势，所以俄日帝国主义总爱强占更多的土地，然后垄断当地商品市场。这就与美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英美对带头瓜分中国的俄国十分反感。
美国于1899年9月6日和1900年7月3日，两次就“门户开放”进行呼吁。同时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列强就停止瓜分中国一事，已经达成共识。1900年10月11日签订的“英德协定”，在第二款中声明：“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不利用目前的混乱来为自己在中国取得好处。“英德协定”公布后，“美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都支持“英德协定”的原则，即是“维持中国领土自主权和彻底开放全中国以从事贸易”。法国亦同意上述协定，俄国在10月底亦同意此精神。
既然大家都守纪律了，俄国“搞小动作”，就会遭到列强群起而攻之。李鸿章选择在“门户开放”的时间节点曝光俄国，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
当时，清廷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大员也是通过《泰晤士报》才知道《增阿条约》的。因为当时东三省受俄国控制，电报不畅通。可李鸿章为什么能先知道《增阿条约》呢？因为在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国，答谢三国“干涉还辽”，俄国遂逼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在当时，李鸿章与国内的联系，使用的是俄国提供的外交密码，甚至不通过军机处，直接与光绪帝寝宫的密线相连。
俄国历史学家鲍里斯·罗曼诺夫认为，李鸿章早就知道《增阿条约》，但是碍于保密协议，不便公开，可是，俄国“盟友”的卑鄙，让李鸿章忍无可忍。如果听任俄国化整为零地侵吞东北，比如绕过中国中央政府与增祺私下订约，那么最终结果就等于丧失整个地区。所以，李鸿章无论如何也要使俄国外交界回到与北京进行协商的轨道上来。
日俄战争后，为了在东北推行新政，藉以巩固边防，1907年，清政府把东北改设行省，徐世昌被任命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在任内，徐世昌指挥三省官吏积极阻挠沙俄在东清铁路沿线设立“自治会”的侵略行径，为外交谈判献计献策，最终挫败了俄国的阴谋。照片正中立者为徐世昌。
客死他乡的忠臣
《增阿条约》曝光后，杨儒又与俄方谈了三次。俄方提出先批准《增阿条约》，才能商谈正式条约，杨儒则坚持，俄方先废《增阿条约》，才能谈正约。杨儒还警告俄方，如果继续纠缠下去的话，只会“徒费时日，于事无益”。见到平庸的杨儒“超水平”发挥，俄方只好同意先废除《增阿条约》。
良好的开端使杨儒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多次要求会见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商谈正约条款。但是俄国人却把他“晒”起来，拉姆斯多夫一再推托暂不开议。杨儒只好再次求晤维特。1月17日，维特口述了比《增阿条约》九款更为狠辣的十三款新约，除要继续控制东三省的吏治军权外，还提出“满洲、蒙古暨中国北省，未经俄允许，无论何项利益不得让与他国”。
杨儒当即提出抗议：“照此办法，有类俄之待布哈拉，英之待印度内地，彼二者均是属国，无怪外间议论，谓俄待满洲，竟视同保护之国。”杨儒还提醒维特，“俄不但应为中国留地步，亦应顾各国议论。”
维特在了解到杨儒在国内的个人财产在义和团战争中损失殆尽，他还假惺惺地对杨儒进行安慰，实质是为贿赂杨儒进行试探。杨儒则表示：“国事如斯，家于何有？只可听之。”维特闻之，也“为之动容”。在以后的谈判中，俄方并从未放弃贿赂杨儒的努力，但一直没有成功。
看来他们低估了这个“平庸”的杨儒。1月21日，维特为逼杨儒屈服，突然声称，必须承认《增阿条约》，否则俄方的新条件将更为苛刻。杨儒尽管悲愤交加，但为了完成收回东三省的使命，只得含辱哀求维特，“贵大臣向重邻交，务望代中国筹划，中国到此地步，悔已无及。”在以后的谈判中，杨儒还有一些类似的哀求。杨儒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能以自己的屈辱来弥补民族与国家的不幸。但对于贪得无厌的俄国来说，杨儒的愿望当然是幻想。尽管如此，在重大原则上，杨儒却表现出出奇的固执。
远在北京的莫理循，仍在多方探听消息。1901年2月16日，俄单独提出东三省交地草约12款。20日，消息就上了《泰晤士报》头条。在2月23日，维特特意为了此事“审问”了杨儒一次。杨儒在俄国的监视下，究竟是怎样泄露的消息，或许永远是个迷。但莫理循对中俄秘密谈判的追踪报道，令各列强尤其是日本和英国更加警惕。
可能是俄国人对北京的政界采取了措施，莫理循在日记里抱怨：“获取情报没那么容易了。曾广铨有一段时间没有新消息了；后来，我想贿赂一下李鸿章的另一机要秘书张德彝，张不为所动。”莫理循打算开辟新的“货源”，1901年10月底，他专门前往汉口，探访了张之洞。张之洞作为政府官员，口风依然严谨。他只说，自己不便透露更多内容，但希望其它列强能够积极干预进来。
根据多年的采访经验，莫里循断定，需要如此保密的条约，绝对不可能是个公平合法的条约，可是，在英国不知道条约的情况下，他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如何才能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泄露密约内容呢？
还是“老奸巨猾”的张之洞教了莫理循一计：让英国和其它友好的列强公开知照中国，正在讨论中的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条约，不可以加入任何新的条款，因为这将会损害英国根据已签订的《辛丑条约》在东北所拥有的权利，如此一来，中国可以借机把条约拿出来与众列强共同讨论。
图为中国驻美国公使伍廷芳，作为李鸿章重要的谈判助手，他提出“主动开放通商口岸以避免列强进攻”的策略，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1900年义和团围攻外国驻京使馆，他努力向美国输送中国的真实新闻，澄清外媒关于中国的不实报道，使美国对贫弱的中国产生同情。后因美国两次发布“门户开放”照会，才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张之洞的“诡计”得逞了。鲍里斯·罗曼诺夫在《俄国在满洲》中，提及了日本的北京声明，它“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支持中国”，“中国方面的反对意见因此立即增多了，而且变得坚决了。俄国也不得不切实考虑到这些外部的压力，并向日本作出声明，他无意侵蚀中国领土，剥夺中国的主权，也无意妨碍他国在中国的利益”。
杨儒一直拒绝签约，俄国并无大的报复动作。李鸿章“虚情假意”地向俄方表示，等中国和各国和约签订后再和俄方单独签约。这种态度急的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连日向李鸿章催逼。李鸿章本来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而“俄使每日恫吓催逼于外，同僚们又多对他冷嘲热讽于内”，结果“忧郁焦劳，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于1901年11月7日病亡。李鸿章临死前一小时，格尔斯仍然跑到李的住所，要求兑现当初《中俄密约》的诺言。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中外争端已解决，获得了巨额赔款的列强陆续撤军，俄军也丧失了再赖在东北的理由，列强也要求俄国撤军。1901年10月，俄国不得不再与清政府谈判。此时清政府已摆脱了1900年的国际危机，立场转为强硬，至1901年底，中俄谈判陷入僵局。
杨儒由于交涉中饱尝屈辱，受尽煎熬，在拒签俄约后已经是油尽灯枯，长病不起，最终于1902年2月17日在中国驻俄使馆内病逝。弥留之际，仍不忘嘱咐身边的陆征祥：“可怜弱国外交官，但能为国争得一尺一寸，尽职尽心而已，丢掉头颅，又有何妨！”
杨儒没能等到看到胜利的那一刻，就在他死后4天，1902年2月20日，对俄国忍无可忍的英、日订立了《英日同盟》，共同防范俄国。
4月8日，空前孤立的俄国终于被迫和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俄方尽管保留了一些附带条件，但毕竟做出了“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主权”的承诺。后来，俄方虽然反悔，却招致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以后，吸取俄方教训，也不得不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杨儒拒签卖国条约的历史价值，终于在他死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东北这块热土，在此后的时间里继续动荡着，但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现代意识的持续深化，“均势外交”、“以夷制夷”始终是维护中国主权的不二法宝。迟至1950年，面对强大的苏联，新中国依然是个弱国，可弱国并不代表没有外交，新中国领导人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硬是在两年后彻底终结了残留在东北的外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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