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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清朝的下级京官，如果只凭朝廷的俸禄，很可能陷入连饭都吃不饱的窘况。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财政体系，维持了官员们体面甚至奢靡的生活。
租房子20两银子，吃喝拉撒至少30两银子，烧炭买柴、雇佣车马仆人一年又是40余两，总共将近100两银子。这是晚清时候，一个普通京官每年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开支。但在账面上，一位六品京官一年的俸禄到手只有32两银子。
那些米铺、布店、炭厂、车马店的掌柜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官，到了年关时分，掌柜、伙计就会拿着账单，上门催账。他们会笑呵呵地把账单递给官员们：“大人您行个方便。”如果“客官”掏不出银子，这些势利商人会立马换一副轻蔑的嘴脸。
如果只凭朝廷的俸禄，京官们必须面对这样颜面尽失的窘况——交不起账单，肯定会遭受商人们的侮辱。
但作为这个国家实际的管理者，他们获得收入的途径绝非朝廷俸禄一途。他们首先会得到一笔数目不等的“养廉银”;然后会收到地方官员或者在地方做官的同窗好友送来的“冰敬”“炭敬”;各部里小金库会给每个官员一笔“印结银”。
这些林林总总的收入，会根据官阶高低、衙门不同，落到每人手中，从数百两到上万两银子不等，基本上可以让各级官员过得起一日三餐可口，仆人车马齐全，迎来送往频繁，父母家人赡养的生活。到了年关，绝大多数上门要账的掌柜都会满意而归。
但是，那些俸禄之外的额外收入从何而来?地方官员怎么会有给京官孝敬的银钱?各部如何建立起给官员发奖金的小金库?
京官的穷日子和阔日子
何刚德，福建闽县人士，自幼向学，光绪二年，年方二十，便中了本省乡试举人，凑了些盘费衣服，上京会试。可能是何家祖坟冒青烟，第一次赶考何刚德便中了进士，殿试三甲，奉旨以部属掣签，分在吏部考功司行走。
新科进士，又分在吏部，按说何刚德可是春风得意，但到了年底，却发起愁来，家里的生计账本让人难以消受。
这一年，何刚德初到吏部，例应学习。“学习”即今日之“实习”，小何一学三年，部中最苦最累之活计，均交由这些官资尚浅之小辈。每至当月值宿，何刚德便要在署留宿，不特值宿之“当月处”“屋极湫隘”，至夜更“阖署阗无一人”。晚餐菜只一碗两碟，次日早晨又有一餐，清苦得很。
苦累不说，薪俸却少得可怜。何刚德以进士分发吏部，是六品衔，一年春秋两季京官年薪是60两银子，却按六折发给，七除八扣，到手只有32两。现银之外另有米30石，但六品仅发老米，五品才给白米，老米却多不能食，只得折给米店，“两期仅得好米数石”。
但何刚德这一年的开销高达343.9两，已是何刚德所得年俸的9倍，还没算上那件昂贵的官服钱。
在何刚德看来，自己的状况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比起那些翰林，总还好过很多。
与何刚德同年考上进士担任内阁中书的直隶官员李锡彬，是一名真正的穷京官，内阁中书收入微薄，因此李锡彬全家四口每天只吃两餐，煤炭柴薪都买不起，是真正的“不能举火”。他每天早上以银一钱购买开水，供全家洗漱用，每日饭费则控制在京钱一千，也就是6分银子，只能买四斤馒头，就着葱酱咸菜度日。
“穷京官”已然老生常谈，一如晚清《京官曲》所唱的那样：“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就在何刚德刚刚踏入京官生涯，加入到京官叫穷行列之中时，另一位京官李慈铭也在日记中大声叫穷：“余能忍寂寞，忍寒冻以读书，而不能忍饥饿”，“比日穷乏，告贷路绝”。简直就是快饿死的状态。
如果仅从这两句话，便下定论说李慈铭也是“穷京官”中的一员，那恐怕会被他的表面功夫所欺。告贷典当固然有之，但加在一起不过71.2两，并非难以接受，倒是他这一年丰富多彩的京官生活，足以让人大开眼界。
这一年，李慈铭雇了十名仆人、两个车夫，还有三名更夫和一个厨子，加在一起花了24.7两。
为了讨小妾的喜欢，他又买了“绵缎褂一领湖绸袷衣里外裁”、金银罗一只，还有一件天青缎鼹鼠褂，一共是15.2两，他自己则添置了一件猞猁狐褂，花了20两。
李有藏书癖，文墨之事也自然少不了，书籍笔墨加在一起花了近64.2两。
但这并非是开销最大的一头，最大的恐怕是李慈铭本人在日记中抱怨的“饥饿”，但用以填补饥饿的却是珍馐美酒、佳仆歌郎。霞芬楼应当是李慈铭最爱的馆子，这一年在霞芬楼李慈铭就花了45.8两银子。此外秋蔆楼又花了30两，加上丰楼、宴宾斋、福兴居和天宁寺的一顿素席，李慈铭这一年舌尖上馆子就开销了147.4两。如果将其他杂项加在一起，那么李慈铭一年的开支就高达607.4两。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北京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年花销是50两，那么李慈铭这一年的消费足够养活12个五口之家。所谓的“穷”，不过是因为与一掷千金的高官生活相比，自己实在是显得太过清贫了。
而过着阔日子还叫穷的李慈铭，却任由弟弟在家乡饿死，他才假惺惺说道：“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这一年“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确切的数字如上所计，乃是147.4两。即使如此，他在开始还不忘强调一遍：“余虽穷”。
穷京官的陋规收入
李慈铭当时只是个五品衔的户部郎中，而且是学习行走，加之他是纳捐入官，即所谓“万年候补”，故而连俸银和禄米也没有，这一年只有象征性的所谓“养廉银”18.6两。
实际上，这一年李慈铭的收入总数折银却高达766.9两，他的正式官俸只占其中的2.42%，而剩余的占总数的97.58%的收入，也就是相当于他俸银40倍的748.3两，恐怕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究竟是什么，会比他的“合法收入”还要高出这么多呢?
翻看李慈铭的官员账簿，会发现每年都有一笔相对固定的进项，这笔少则40余两，多则400余两的额外收入，被称为“印结银”。光绪三年，李慈铭收到的印结银162.19两，大致是他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这一年新进仕途的何刚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
所谓“印结”，其实是清代一种行政文书，即钤有官印的证明某人身份的保证书，主要防止有人冒名顶替。
晚清因太平天国战乱及各省灾荒，加之对外赔款，国用支绌，于是大开捐官之门，以广收入。为防止假冒顶替，捐官需要在京的同乡为官者出具印结，这可是要担风险的，一旦发现捐官者的身份有假，出结官也会被问罪。
于是，捐官者自然免不了对出结官馈赠一二，久而久之，馈赠成了规矩，甚至有了固定数额。为了这笔馈赠能够让同乡的官员利益均沾，同乡京官便成立了“印结局”，由进士出身的京官主持，凡需要印结的，都直接去印结局纳了“印结银”后取印结即可，而官方也只认可印结局开出的印结。
一名捐官者，要得到印结，得掏不少银子，就拿一名叫李圭的江苏捐官者来说，他是监生出身的一名州同知，得了浙江候补知州的肥差。按照他的日记记述，捐官的费用是1096两，但缴纳的印结银加在一起却高达584.03两，其中大结四张：注册99两，验看99两，声识及识认两项是99两;还有两张小结：保免本班44.5两，留省44.5两;另外还有1.07两的小费。
这些印结银除了出结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以外，其他全部都归入印结局再公分给同乡官员。尽管平均到每个官员头上每月也就只有数两到十余两不等，但对那些初入京门、无权无势的小京官来说，可谓大旱之望云霓。
据前文的穷京官李锡彬说，“印结费一项，作一月伙食费足矣”，这是真正的救命钱。而另外一名叫姚学塽的官员不受印结银，那很抱歉，就只能委屈他住在破庙里吃糠咽菜当清官了。
只靠印结银一项维持京官的体面生活，仍然不够。何刚德在这一年，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多，“每年所入不过百金，但不无小补”。这就是来京地方官的馈赠。
按照何刚德的说法，“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所谓“冰敬”，就相当于消暑费，“炭敬”则可以认为是取暖费。
当年曾国藩初做京官，无钱过年时，就盼望年底能有一笔外官的炭敬以解孔亟，甚至钱还没到先把话散出去，但最后还是空等一场，只得借钱过年。到了何刚德的时代，送炭敬则很有些看人下菜碟儿的味道，“渐重官阶而轻交情”，专重权贵，致送炭敬，单子上倒是儒雅得很，从来不言数目，而是套用诗词章句，40两叫“四十贤人”，300两则曰“毛诗一部”，甚至还有“千佛名经”。
至于别敬，倒是“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虽然其数不过10两上下，也聊胜于无。但何刚德到京后，因为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然不赀，所以最后甚至降到6两。但是杂七杂八凑起来，也能有一二百两。
至于像李慈铭这样已经享有文名的官员，所得更多，光绪三年，他得到的馈赠高达316两，足够让他再多给小妾添几件首饰衣裳再多下几次馆子。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额外收入，会发现无论印结银还是外官的馈赠，都不能简单地归入“贿赂”一栏，它已经成为一种规则。你可以称之为陋规，或者按时下的称呼称为“潜规则”或“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是成体系的，在大清朝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财政体系，维持着官员们体面的生活。
一个清知府的秘密账本
1894年，时值甲午，中日开战在即，但对何刚德来说，这场战事和他没半毛钱关系。这一年的真正重点，乃是恰逢各省乡试开考。每逢乡试，只要进士出身的京官都会有三次外放机会，最优者为学差，也就是派到各省去当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
但学差是穷翰林为数不多的肥差专利，像何刚德这样进士出身的吏部员外郎，能有机会一搏的，就只有考差和房差。考差也就是充当乡试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而房差则是充当乡试的房师，每次可以有三百金的进项。
从一年前开始，何刚德就在为考差上下钻营，但最终使他获得外放机会的，却是甲午年的京察。1895年4月，何刚德因甲午京察一等被光绪帝接见，奉旨补授江西建昌府知府，这可能是何刚德自1877年考中进士之后最得意的一天，此时距离《马关条约》的签订还不到一个星期。
在京城混了18年的何刚德终于得到了外放的肥差，很快他将投身于这个帝国的隐形财政体系之中。但他终归要发现一个事实，知府并不肥，这种在隐财政体系中处于中等位置的官员，不过是过手财神而已。
知府是过手财神搬运工
何刚德抵任江西建昌知府时，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世界里，尤其是他的“账本”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他也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幕僚，那就是账房师爷。他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负责秘密记录致送上级长官的礼金各是多少，这本账也被称为“内账”。
如果京官的账本关系到他个人的生活水准，那么地方官的账本则与他的仕途紧密攸关。《官场现形记》里的一个故事能够充分说明这本秘密账本的重要性，一个叫瞿耐庵的候补官员百计营求终于补得了湖北兴国州知州的实缺，走马上任，但他上任交接时因不懂规矩得罪了前任账房师爷，前任师爷为了报复假造了一本秘密账簿，瞿耐庵按假账本去孝敬上官，结果可想而知，不到一年便被参劾革职。
何刚德这样的五品知府没资格进京送礼，那是布政使以上才有的资格。所以，他需要打点包括本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抚还有总辖苏赣徽三省的两江总督。
道光咸丰年间的两名地方官段光清和张集馨的自撰年谱中，有多条关于礼金的记述，再加上一些奏议，我们大致可以估计何刚德的见面礼数额。江西建昌算是比较富庶的府，那么两江总督至少要600两，巡抚5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50两，这些加在一起一次就要1850两。
每次拜见也要程敬，累计起来，数额也不算小，何刚德主要拜见的上官只有巡抚、按察使和布政使，一年拜见一次，大致需要600两。节礼和贺礼即所谓“三节两寿”，巡抚每节至少600两，过寿400两;按察使和布政使则每节300两，过寿200两，各色表礼、水礼、过路程仪及贿赂上司门丁的门包等尚不包含在内。同时，像是道台、驻防八旗将军，等等，也需要不时送礼，姑且加在一起算成8000两，那么这一年光是最单纯的送礼，何刚德就需要花出将近1万两，这还是以最少的数额计算。
何刚德作为知府，正俸有白银80两和40石大米，每石大米如果折银一两，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20两，额外的官方收入还有政府提供的养廉银1400两，加在一起是1520两，即使何刚德不吃不喝，他的薪俸收入也刚刚到礼金数额的六分之一。
好在何刚德是一个知府，他有权收受下属的见面礼和三节两寿的贺礼。建昌府下辖五县，知府的见面礼每县要出200两，总共是1000两，三节两寿每次是120两，加在一起是3000两，这一年，何刚德的额外收入有4000两，如果下面的县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送得多的话，可能总数会达到6000两。
何知府一算账，收礼加俸禄才7520两，还是不够啊!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财源?答案是：有的。
根据记载，在何刚德主政的建昌府毗邻的江西几个府，在收地税时，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作为额外收入，根据光绪五年的《建昌府志》所载，建昌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顷又27.23亩，如果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那么这一项就可以进项51105.81两，但这显然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建昌府征收的正税总数，只有88341.647两，但如果强行摊派的话，额外征收的银两相当于正赋的五分之三，很容易激起民变。江西从1880年到1910年的20年间，发生的民变次数超过110次，绝大多数都正是因为捐税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所致。
在民变和上供的钢丝上游走，使何刚德这样的地方官如履薄冰，加派捐税需要冒大风险，但还有一大笔孝敬没着落。
何知府只得使最后一招，就是挪用库银和向银号、商铺借贷。
道光二十五年，陕西粮道张集馨致送礼金的花销，来源就是借贷，之后再用库银和陋规来还贷。库银成了地方官的救命稻草，像何刚德所在的建昌府，每年征收的各种捐税加在一起，一共有145194.12两，这些银钱除了起运之外，会留下一部分成为地方官员挪用的金库。
但这又造成了亏空，晚清各地方亏空乃是常态，如果地方官运气好，在离任前做好账薄，便可将亏空漏洞转嫁给下一任去头疼。但很多时候，这种金蝉脱壳之计未必成功，朝廷常会层层追缴地方官员的亏空，甚至查抄官员家产抵债。
张集馨就曾经奉命查抄过一个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的官员之家，其状惨不忍睹：“(余)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在安徽，一些州县地方官为填补亏空，甚至以“陈设器玩以及衣物”充抵亏空。放眼整个帝国，几乎无地不亏空，而这些地方的中低级地方官，也几乎无一不赔垫亏空。
真正理想中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有少数善于理财的人才能做到，大多数地方官不过是过手财神，他们绞尽脑汁，营营汲汲拼了命地捞钱以筑起隐财政体系的地基，整个帝国的财富通过这套体系向京城汇集。
隐财政体系在帝国是一台严丝合缝的机器
《亚财政》的作者洪振快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看不见的财政体系，它由国家税收以外的收费所得，以“陋规”的形式在官僚系统中运转。有时候它是官员往来的“节礼银”、“漕规礼银”、“关规礼银”、“盐规银”、“钱粮平头银”等，有时是证明官员身份的“结印银”，有时候是地方官审计报销需要送给户部的“部费”。
举个漕规礼银的例子，就是漕运的“外费银”，比如湖南醴陵，法定一石漕米收800文，嘉庆二十五年，一个王知县上来就收4400文，而当时的米很便宜，只值1200文。
为什么要收那么多?因为收数的人多，给上司的叫“漕馆”，给漕粮运丁的叫“水脚”，给州县的叫“漕余”，最后还有一笔要给地方素质差的读书人叫“漕口”。
除此外，有向茶商征收的“茶规”，收香客的“香规”，收鸦片贩子的“土规”，甚至还有对械斗双方收的“斗费”。
“我们可以发现陋规已经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只要有公共事务，只要你需要和官方打交道，你就无法摆脱陋规的困扰。”洪振快如是说。
回到开始的问题，很多人，比如李慈铭和一些从未涉足地方治理的士人，很愿意相信地方官在层层盘剥百姓，自己留下大头，然后将余润作为贿赂，以作为上官对自己贪赃苛敛的默许。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人败坏了帝国的财政制度，并且腐坏了整个国家的道德。
这套逻辑自然看起来言之成理，但地方官肯定表示反对。有的人一旦进入了隐财政体系就必须顺从其运转，如醴陵的王知县，他收了4400文约合3.6两的“外费银”，引起了当地民众强烈反弹，从而导致28名反抗的民众丧命。
但王知县实在没办法，只是水脚、漕余、漕口三项已经把外费银瓜分完毕了，本该他还有一份的漕余还没着落。王知县当了一回贪官酷吏，其实只为他人作嫁衣。
类似何知府、王知县这样的外官，实际上从一上任开始就背负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他们为了结交京官，只能想方设法在所辖地内寻找财源，于是，供给国库的地方库银就成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攫取目标，这就毫无疑问会导致各省亏空。
各省的亏空又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漏洞。而这些漏洞流出的银两，实际上又作为非正式的津贴和福利落入官员的腰包。而国家财政为了填补更大的漏洞只能扩大捐官，甚至冒险苛征捐税。这最终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恶性循环。
官员、民众、国家都是这个恶性循环中的牺牲品，但既然已经相沿日久，所以习焉不察，人们只能诿过于贪官污吏的横行，却无法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乃是整套体制的荒谬。
有人已经意识到这种荒谬，很遗憾的是，发现这种荒谬的，乃是一个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他向明治天皇呈上了在华多年考察的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
在报告中，宗方认为中国全民腐败：“盖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也。换言之，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败，欲国家独强，其可得乎?故中国之腐败，即此必须分子之腐败也……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宗方更预言这样一个全民腐败的帝国“早至十年，迟至三十年，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就在宗方小太郎提交这一报告时，何刚德正在为寻求外放地方肥差而积极备考。
这一年是1894年，岁在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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