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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的游击战

2014-09-16 09:17:00    人民网

 

抗战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创造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灵活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战法,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零打碎敲地消灭敌人,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让日本侵略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游”则敌不知我所往,“击”则敌不知我突来--


  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地道战、庄稼汉,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埋伏下神兵千百万,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来,打他个人仰马也翻……”这首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曲,对抗击日寇的地道战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


  最早的地道只是两三米深、仅有一个洞口的地洞,俗称“地窨子”、“蛤蟆蹲”。人民群众一个偶然的发明创造,让冀中区党委感到万分惊喜,他们很快总结了这一经验,并于1942年1月发出文件,明确指出:冀中要开展地道斗争。从此,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地道战在冀中平原成燎原之势。到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超过1.25万公里,整个地道战从冀中迅速推广到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


  有了地道,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就形成了一道道纵横交错、可攻可守的“地下长城”。民兵们依托地道打击敌人,就像鱼儿在水底遨游,自由灵活,得心应手。无论敌人走到哪里,头顶、胸前、背后、脚下,随时都会有子弹射来,令敌人胆战心寒,连连惊呼:“冀中出现了奇幻战争!”1942年,宋庄利用地道打死打伤日伪军1200余人,我军仅阵亡32人,伤41人。冉庄附近的日军经过多次失败后哀叹: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晋县(今晋州市)田村的民兵在1944年一年时间内,和日寇打了20多次地道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最后日寇派人来送信,说“只要不打皇军,皇军决不动田村的一草一木。”


  后来,聂荣臻元帅亲笔为地道战题词:“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


  地雷战:防不胜防震敌胆


  地雷战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民兵在反“扫荡”中创造的。当年,河北安国县民兵无意间将两枚手榴弹埋入地下,炸伤了两个日本兵,群众欣喜之余,纷纷仿效,利用瓷瓶子、瓦罐子等装上炮药或炸药,埋在田边地头、井台路面,打击前来“扫荡”的敌人。


  山东省海阳县的地雷战威震敌胆,闻名中外。1943年冬,300多日伪军到赵疃村北的东村庄一带抢粮。赵疃民兵在大路上布好地雷阵,炸死炸伤敌人15人。狡猾的敌人吃过多次苦头后,想出了一些对付地雷的办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防止敌人排雷,民兵们研究出了“子母连环雷”,敌人起出母雷,子雷跟着爆炸;敌人捉老百姓在前面踏雷,他们就研究出“拉雷”,把群众让过去,专炸鬼子的大队人马。在不断的实践中,民兵们先后制造和改进了“丁子雷”、“水雷”、“梅花雷”等30余种雷,使敌人防不胜防,屡遭雷轰。敌人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走崖头、山岭、海滩和庄稼地也难逃挨炸。为了麻痹敌人,民兵们还研究了一种在地雷腹中自动点火的“慢雷”。有一次,鬼子把起出来的地雷小心谨慎地带回去研究,忽然轰的一声,地雷爆炸了,把屋子里的敌人炸得粉身碎骨……


  地雷战给日伪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和心理震撼,伪《新民报》因此惊呼:“踏进匪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麻雀战:“啄”得鬼子团团转


  “麻雀虽小威力大,闹得鬼子难招架。”抗战期间,我抗日军民通常编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出没于山野密林、狭谷隘口、地道暗洞、街头巷尾,如同麻雀啄食,避实击虚,相机而动,逐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隐蔽得无影无踪。后来,这种战法被刘伯承元帅总结为“麻雀战”,是广大地方武装打击日本鬼子最主要、最常用的一种游击战法。


  在反敌“扫荡”、制敌“蚕食”中,我广大军民运用“麻雀战”,打得日军惶惶不可终日,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例。一次,敌人以10倍于我的兵力,沿莞太线向我杨西地区进攻。我千余名民兵在敌人进攻的15公里战线上布下“麻雀战”战场。民兵们携带土枪土炮、火药铁砂,占领了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敌人还未立稳脚跟,民兵们便鸣锣击鼓、吹响号角,满山遍野杀声四起。敌人在低处,机枪打不到民兵,民兵则三人一组,五人一群,飘忽不定、时聚时散地打击敌人。就这样,来“扫荡”之敌走了15公里,挨打了15公里,损兵折将数百人。


  后来,刘伯承元帅在谈到范村战斗时曾风趣地说:“不要小看这个"麻雀战",有时一只"麻雀"会闹得敌人团团转呢。”


  水上游击战:来去无踪建奇功


  驾竹排、顶荷叶、打鬼子、炸敌船,一部历久弥新的红色经典《小兵张嘎》,再现了抗日战场上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水上劲旅--雁翎队。


  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华中水网地带进行。我华中抗日军民充分利用小木船出没自如的便利,在河湖港汊等复杂水域寻机狠狠打击敌人。“他们在白洋淀的每一个港汊间,为敌人撒下了严密的埋伏网,猎枪从芦苇的背后,瞄准了敌人的汽艇、包运船和粮队。”新华通讯社原社长穆青在当年的散文中这样写道。1943年10月4日,雁翎队得知日伪军要用“包运船”把大批军用物资运往保定后,及时分析了敌情,做好了战斗部署。上午8点,敌船进入雁翎队伏击圈,顿时,火枪、抬杆、手榴弹齐响,敌人乱成一团,3只敌船被击毁,截下全部物资,并活捉了日军中队长和伪河防中队长。


  雁翎队的战绩被白洋淀人民编成歌儿传唱: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雁翎队是子弟兵,群众当中扎根生。人民是水它是鱼,打出个世界红彤彤。


  游击战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


  在人类战争史上,游击战通常作为大的战争行动的辅助手段,为一些“正统”的军事理论家所轻视甚至不屑一顾。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首次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一理论创新,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创造的一个奇迹,不但指导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获得了空前大发展。在纪念建军80周年之际,重温我军历史上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过程与经验,对于我们思考和谋划我军建设与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适时把握战略转变的时机


  根据战争形势、任务和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适时地调整军事战略,改变作战形式,关系到革命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抗战爆发后,红军刚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人员锐减,武器落后,供应匮乏,与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日军相比,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战略指挥家,敏锐地洞察和分析战略形势的变化,适时准确地把握时机,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有利形势,积极主动地提出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变,把已经集中起来的主力军分散为许多支游击军,把声威远震的大兵团的运动战分散为遍地开花的不易引人注目的小部队的游击战,不但使红军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历史告诉我们:军事斗争环境、敌我力量对比、作战对象的变化,是战略转变的客观依据。只有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抓住转变时机,主动迎接挑战,才能有效地实现军事战略转变。

  准确把握战略转变的方向


  战略转变是对旧的思维定势的否定,往往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和障碍。有思想观念跟不上客观情况变化的问题,也有来自错误倾向干扰的问题,需要战略指导者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抗战初期,由于一些人已习惯于十年内战后期的正规军作战和运动战模式,加之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一度对我军战略转变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由运动战转变为游击战,“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后,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批判和纠正错误观点,阐述战略转变的理论,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历史告诉我们,为保证转变的顺利实现,必须准确把握战略转变的方向,这也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


  正确把握战略转变的着力点


  军事战略转变是一种全局性的转变,包括制定全新的战略方针、变换作战形式、改变部队组织结构、制定配套的法规制度、储备适应转变的人才以及正确制定战略转变的步骤等。抗日战争初期,我军分三个步骤完成了向游击战的转变。第一步,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兵前线,夺取了平型关、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出师击敌。第二步,分兵各处,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山区创建根据地,使八路军在敌后站稳脚跟。第三步,将抗日根据地由山区扩展到平原,使小片根据地形成几大战略支点,创造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广大军民在战争中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多种多样的游击战战法。全军实施了整编,取消了红军原来的方面军和军团,实行八路军总部下的师、旅、团和新四军军部下的支队、大队编制,使之更加适应抗日游击战争。实行了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各级军政委员会制度,坚持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保证了我军对抗日游击战争的独立领导权。不断扩大办学规模,及时将“中国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先后培养了近10万名优秀的军政干部,为实现我军战略转变提供了人才支撑。历史告诉我们,军事战略转变是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实施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只有善于从实际出发,牢牢地把握转变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因时、因地、因势、因敌之变,适时、科学地实施转变,才能全面有效地实现军事战略转变。


  持久战是弱军战胜强旅的基本战略,游击战敲开了战略殿堂的大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持久战这一战争形式,开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谱写了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佳战法是游击战


  科学预见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中国的抗战能否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今后将如何发展?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新作《论持久战》,如同茫茫迷雾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在这本书中,毛泽东以敏锐的判断力和分析力,把中日战争总的特点概括为:日本“一长三短”,中国“一短三长”,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并从中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中国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认为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枢纽”。惟其如此,中国军民才能不断消耗敌寇的实力,壮大自身的力量,最终以弱胜强。


  紧接着,毛泽东又阐明了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于是,一批敌后根据地在日占区建立了起来,一批批八路军深入敌后,收复片片失地,为最后战胜敌人积蓄力量。


  拿手好戏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重要战略地位。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作战。游击战是中国持久抗战的最好形式和最佳选择,它既能大量地消耗敌人,又能有效地保存和壮大自己,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又可称作中国军民抗战的“拿手好戏”。


  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即以五台山、太行山和吕梁山为依托,派出许多小部队组成游击支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八路军完全转入敌后,由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从山地发展到平原,由正面的正规战转入敌后的游击战,由集中指挥变为分散指挥。一时间,广大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地活跃在敌人后方,在敌后战场的棋盘上“做眼”,零敲“牛皮糖”,散吃“豆腐块”,使强敌深陷泥潭不能自拔。1940年8月,我军发动了百团大战,灵活主动有计划地开展了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和速决战,游击战法也从单纯的袭击战演变出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伏击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战法。从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游击作战遍地开花,老少妇孺全民参加,密林深处、青纱帐里、微山湖上到处摆开了游击战场,彻底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剿”和“围攻”,抗日根据地得到蓬勃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战略转折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空前好转,我全体军民抗战热情与日俱增,在200余万民兵配合下,我党我军投入300余团兵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十几个省区敌后战场发动了局部反攻。华北的日伪守备队被搅得几无宁日,几乎全线溃退。当年秋冬之交,华北日军原占领的400多个县只剩下7个。


  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逐步从游击队发展为正规军,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相继在1945年发动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将日军势力逐步压缩在铁路沿线城镇。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从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向拒降日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共歼敌39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军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日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抗击了60%以上的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并在战争中实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截至抗战胜利前夕,我军发展到127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拥有1.25亿人口、104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广大解放区。


  《论持久战》发表之后


  国民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论持久战》深为赞赏,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将文章精神归纳成“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作为全国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国民党还破例将该书出版,每个士兵人手一册。在国民党军队中,奇迹般地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盛况。


  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称该文为一部“绝妙的教科书”,并由此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并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


  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发表文章赞扬说:“《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1938年7月6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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