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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皇权是相当神圣的。“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不仅是封建统治者掌控政权、笼络人心的理论基础，也是有志于夺取政权者的有力武器，就是中国农民起义者也常加以利用。为加强和维护皇权，欲掌控政权的新旧统治者都拼命利用“五行”、 谶纬的学说以宣扬自己是正统。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不仅是以“秦王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而且“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利用谶纬学说以蛊惑人心，集聚力量了。不过谶纬学说的大兴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
所谓谶纬，谶本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生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统称为“谶纬之学”。此外，中国从战国时就开始盛行“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组成“相生相克”的关系。利用“五行”和谶纬争正统，在西汉末年可以说是达到了高潮，而刘秀和公孙述关于“正统”的舆论战更是十分有趣。
一．刘秀以图谶说起兵和称帝
西汉末年，王莽伪托尧舜禅让的旧例而篡汉。王莽要这样做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首先承认汉朝的合法性地位，才使自己的“受禅”变得顺理成章。汉朝的合法性地位，本是在汉初由董仲舒等大儒以儒学为骨干，辅之以道、法、阴阳而构成所谓的“经学”体系，其主要落脚点在于论证汉代秦立、皇权独尊的合法性。王莽“继体受命”，显然不能再沿用经学，于是谶纬的出现就成为必须。
王莽说他受命的关键是符命铜匮图书上说“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明言汉为火德，色尚赤。汉初的经学家已经论证汉为尧后，王莽就自诩为舜之苗裔，以应尧舜禅让故事。这是王莽篡汉的重要理据之一。所以，谶纬的出现和流布，当在哀、平之际，因王莽篡汉而起。
因为谶纬学说的大兴，所以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就不可能免俗，他就是以图谶而起兵和立国的。
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堂兄刘縯（字伯升）起兵于南阳。他们之所以起兵，即有图谶推助之功。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
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
“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谶言的出现，应该与王莽篡汉时许多人竞献符命，且明言“献者封侯”一样的道理。但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谶纬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所占的地位：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矫托谶记以为之功。
刘縯死后，刘秀潜伏忍耐，后伺机在河北得到大发展。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的部从数议上尊号，刘秀不从，但后来却因为谶记而改变主意。据《光武帝纪》：
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赤伏符》见《河图》，是谶纬之言自不必说。群臣所言“周之白鱼”，同样是帝王受命之谶：“周武王渡于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鱼长三尺，赤文有字，题曰：下援右。曰：姬发遵昌。王燔以告天，有火自天，流为赤乌。”
这《赤伏符》既然是“受命之符”，又有“周之白鱼”的前例，那么就是“皇天大命”降临于刘秀之身了，刘秀也就不得不“恭承天命”了，于是他于公元25年六月即皇帝位于鄗，建元建武，并改鄗为高邑。此后，他南征北战，力图削平在“反莽复汉”浪潮中割据的群雄，重新统一天下。而在此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与他一样玩弄谶纬的割据者，这就是公孙述。
二．公孙述也以图谶说称帝
公孙述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割据者，据有益州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方。资源丰富，地势险阻，还与据有西洲（今甘肃全境）的隗嚣等割据势力连成一片，对抗刘秀的统一之战。更重要的是公孙述与刘秀一样，喜欢玩弄图谶，诈欺愚民。
据《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
（公孙）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
公孙述后来是历史的“失败者”，撰写《后汉书》的史家们自然要将“正统”“天命”归于刘秀，所以说他是“妄引谶记”。但是，在刘秀还没有征服公孙述之前，公孙述的谶纬之说还是颇能蛊惑人心的。
公孙述说：“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孔子作《春秋》为汉赤制的说法在纬书中非常多见，如《春秋演孔图》：“孔子论经，有乌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书上，化为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7]根据五行相生的原理，汉朝的开国者认定秦为水德；水生火，汉朝统治者于是认定汉为火德，色尚赤。公孙述据此说，汉朝皇帝是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平帝刘衎，已经12个皇帝了，当然就“历数尽也”。这就证明了姓刘的人没有再当皇帝的资格了。而《录运法》、《括地象》这些谶纬书都说该姓“公孙”的人来当皇帝。
公孙述所使用的这些篇章，很可能是当时的人为了取媚于公孙述而制作、奉献，借以邀功取赏。值得注意的是，公孙述还用上了五德转移的理论，照他看来，《援神契》说“乙绝卯金”，“卯金”即是“刘”。按五德之运，汉朝火德尚赤，王莽土德尚黄，而公孙述据益州，正在西方，为西方太守，西方又属白。所以公孙述认定按五行土生金，他是金德，金主白，据西方，恰与成都所在方位相应。
公孙述从这些谶记中的预言和五德轮回及身体上“手文有奇”的特征，就证明了他自己确有“龙兴之瑞”，他才是真命天子。于是，他改成都为白帝城，并于公元25年四月在成都称帝，建元龙兴。称帝时间比刘秀还早两个月。
三．刘秀和公孙述的“正统”舆论战
公孙述所谓从谶记中找出的汉运已尽，公孙当兴的预言，证明刘秀虽然有《赤伏符》，也是枉然；反之，他公孙述却是上帝早就派好了来接受汉朝天下的真命天子。公孙述不仅以他的这一套理论作为理当由他登基为帝的思想基础，当了皇帝，更要命的是他经常将他的这一套理论“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 。就是说公孙述常常把这样的宣传品送到中原，这就必然与同样要以正统观念当皇帝的刘秀发生尖锐的矛盾。
刘秀别的都不怕，就怕别人也找到做皇帝的根据来对消他当皇帝的“受命之符”，所以对公孙述的宣传，史书说：“帝患之。”他不得不与公孙述打一场关于谁是“正统”的精神战。
刘秀写信对公孙述说：“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信的署名是“公孙皇帝”。
刘秀与公孙述辩论权力正统，居然都以谶纬作为思想资源，确为当时奇观。刘秀并不公开否认《录运法》、《括地象》这类谶纬书，只是他认为图谶中所说的“公孙”，是指汉宣帝。汉宣帝的本名是刘病已，字次卿，长期流落民间，即位后才改名“询”。据《汉书·眭弘传》、《汉书·宣帝纪》所记，昭帝元凤三年正月，上林苑有僵柳复生，有虫吃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汉宣帝其时尚在民间，后果立为帝。因此，“公孙”并不指公孙述，而是指汉宣帝。而刘秀为宣帝后人，因此他自称“公孙皇帝”，以表示图谶中所说的“公孙”并不是指公孙述。
刘秀依据图谶，认定公孙述当皇帝为不正当，是在歪曲谶语；于是进一步劝公孙述不要效仿王莽当“贼臣乱子”，为家属安全计，应当尽早投降。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图谶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俨然已成权力正当性的重要依据。但是，面对刘秀的谶纬辩论，公孙述采取的对策是不答复，仍旧在成都当他的白帝。
刘秀和公孙述关于“正统”的精神战，其实都只能属于宣传方面的“战争”。政治较量的最后往往是要靠军事实力说话。面对公孙述、隗嚣等割据势力，刘秀在政治引诱等种种方法不见成效后，决定用武力解决的办法。建武十年（34年），刘秀大破隗纯（隗嚣死后继位的其子）。得陇自然望蜀，刘秀于是发大兵入蜀征伐公孙述。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刘秀部将吴汉、臧宫与公孙述大战于成都，公孙述被创而死，益州归于刘秀。
刘秀既以谶纬起兵和立国，因此也必以谶纬统一思想。建武二年(26年)，刘秀命儒生尹敏校订网谶，并删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 。这就是为什么符命谶记在王莽篡汉的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而现存的纬书中却见不到这类文字的原因，原来都是被刘秀去除掉了。可见在刘秀的心目中，谶纬具有绝高的地位，他自然不会容忍作为王莽篡汉的理论继续存在。
刘秀还以谶纬治国。《后汉书·王梁传》载：“(光武)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粱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王)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这是以谶记封侯的显例。而对并不相信谶纬之说，并企图晓谕刘秀的大臣尹敏等人，刘秀不仅不听，还因此而让他们仕途“沉滞” 。其实，刘秀不仅是封官拜侯要靠谶纬，一切大小事务，无不以谶决之。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图谶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俨然已成权力正当性和决定官员升迁、出台政策的重要依据。这当然是封建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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