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精卫夫妇与晚辈们合影
“君为其易，吾为其难”。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怀着满腔的悲壮，对蒋介石扔下这句话，然后走上了当汉奸的不归路。1940年3月30日，一个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挑头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人称“汪记政府”或“汪伪政权”。
从成立之日开始，汪伪便要在日本的羽翼下夹缝求存。民间有人挤兑汪伪，写下了“国祚不长，八十几日袁皇帝；封疆何仄，三两条街汪政权”的对联，非常形象地讲出了汪伪政权的困顿，两三条街之内命令有效，出了南京城便无人听令。
另一方面最让汪伪期盼的，是别人的承认，他们的心态与伪满洲国一模一样，所有来路不明的东西都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最早的承认者自然是日本与伪满洲国
虽然汪记政府是由日本人一手撺掇、谋划出来的伪政权，但日本人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承认它。双方一直到8月31日才缔结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这算是完成了互相承认的手续，汪伪政府有了第一个同伴。
只有一个是不够的，汪记政府还有一个小伙伴伪满洲国。但对于伪满，汪记政府心情是复杂的，作为中华民国的领土，承认伪满就是卖国。之前日本与重庆的调停密谈中，双方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卡壳。
而日本也急切需要汪伪与伪满互相承认，这样他们提出“大东亚新秩序”才有了三角基础。1940年的11月，三方终于签订了联合宣言，算是正式勾搭成奸。
1940年12月10日,汪伪特使、外交部长徐良到“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开始所谓“国交”。1941年1月和8月，伪满与汪伪上演了互派“大使”的闹剧。
在承认伪满洲国的各色国家与“政权”中，最滑稽的当属汪伪。按照伪满的《国籍法》，凡居住在满洲国的居民都拥有满洲国籍，所以在伪满是不存在“中国侨民”的。连原伪北京临时政府天津警察总局督查专员郑承斌，回家乡沈阳料理完父亲丧事之后，也被当地警察局以“你是满洲国人，应在满洲国供职，不准楚材晋用”为名，禁止他“出（伪满洲）国”和“回（汪伪中华民）国”。
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汪精卫也无所适从，要平息国人愤怒，他也只能摆摆姿态，1942年春，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昔日为同胞，今日仍为同胞，他日更为同胞。”对两地民众关系，含糊其辞。
汪伪外交官周逸峰评价，“（汪伪）在中国领土上设立大使馆已成为笑柄，没有侨民，设立领事馆，更是笑话”。但为了给伪满装点门面，汪伪政权还是在沈阳和哈尔滨设了两个领事馆，当然，这些领事馆无所事事，哈尔滨领事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拖了一年才正式开馆，也没有影响“国际关系”。
汪伪的外交空间比伪满洲国还窄
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后，日本人最关心的是轴心国老大德国对它的承认。但德国一直以来就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承认汪伪也是十分曲折的过程。
就在日满汪三家勾搭成奸的时候，德国还期望当中间人给日本与重庆说合，条件是承认满蒙和日军撤出华中与华南。重庆方面自然予以拒绝。德国的努力一直延续到1941年的1月，仍然在为调停做努力，但重庆方面坚持以日军退兵为前提方可开始谈判，德国才断了念想。
汪伪与德国关系的转机是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德国对中日交战的态度有所转变，但因需要从中国进口钨矿，德国仍然不愿和重庆撕破脸。
一直到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德国的外交态度才彻底放弃重庆国民政府，此时重庆与苏联已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苏联给予国府大笔军事援助。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德国承认汪伪政府，以换取日本在对苏作战上的决心：“我们决定于7月1日承认汪精卫政府。”
7月1日，德国驻南京总领事吉普利希转呈建交电报，可以说，这是汪伪政权值得庆贺的一天，因为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轴心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也于当天承认了汪伪政权。
至于承认汪伪的，除了欧洲轴心国，还有日本在亚洲笼络的几个小弟兄，什么泰国，“自由印度”政府、缅甸巴莫政权、菲律宾劳雷尔政权等几个傀儡政府，境遇与伪满洲国类似。
汪伪政权的“外交胜利”：收回租界
获得了轴心国的承认，汪伪政权在外交上并不满足，他们在有限的生存时间里，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收回列强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
早在1938年汪精卫方面与日方的谈判中，就有废除日本在华治外法权以及归还租界的约定，应该说日本撤军以及收回在华权益，是汪记上贼船的重要诱饵。
结果撤军没有得到日本军方的认可，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收回租界和废止治外法权了。1940年11月30日的《基本关系条约》也有相关规定，所以汪伪政权在建立之后曾拟定了《关于收回租界之研究》的内部文件。
当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欧美在中国的租界没有放弃的条件，日本也对此不太积极，此事也就一直拖延。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事情才出现转机，日军进占英美等国在华租界，首先在1942年2月将广州和天津的英美租界还给汪伪。对此，汪伪可是着实兴奋了一阵，大肆宣传：“友邦尊重我国主权，于此可见，而中国革命成功有待日本之援助，东亚之解放，亦于此得一证明。”但是日方只是表面奉还，租界里的重要事务还是由日方说了算，汪伪仰人鼻息也没辙。
1942年12月18日，日本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其中就有对于租界和治外法权应迅速予以撤销的提法。汪精卫定于次年赴日访问，租界和治外法权是谈判的重要事项，双方商定于1943年1月15日实现汪伪对英美宣战，同时收回在华权益。
谁知道事情有变，日方了解到美国即将审议通过“中美新约”，有可能也是收回租界和废除法权。于是双方提前到1月9日在南京签订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
3月30日，杭州、苏州等7地的日本专管租界行政权移交汪伪政权。与此同时，日本、意大利、法国维希政府、西班牙等与汪伪签约，交出北京公使馆的权益。接着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先后由汪伪接手。
另外从1943年8月1日起，日本臣民必须“服从汪政府的课税法令”，作为日本撤废治外法权的第一步。接着意大利、维希法国等也相继废权。
这番“外交成就”，成为伪政权重要“合法性”来源，周佛海兴奋地说：“所谓不平等条约，大部已由吾辈手中取消矣。和平运动至此始有一交代，居心之苦，谋国之忠，天下后世或可见谅矣！”
到了抗战胜利后，重庆国民政府以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列强在华全部租界以及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在汪伪官员看来也算不得威风，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揶揄两句：“胜利后，中央（重庆政府）还由外交部提出接收租界条例，经行政院通过施行。本人以为租界早已接收，是不是还要与各关系国举行一次接收租界典礼或庆祝？那可闹笑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