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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额为1市斗的粮食库券
抗战期间，国军人数剧增。从1941—1944年，国军需要补给的士兵从425万增至681万。要维持数量庞大的国军，粮饷遂成为极关键的大问题。
抗战之初，粮食问题尚不严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致交通阻隔，后方粮价大涨。如以1930—1936年的粮价为100的话，1937年12月为127，至1940年6月已是424。因粮价过高，军粮购买不易，国民政府遂在1941年设粮食部，在四川等21省实行“田赋征实”，农户改缴纳货币为上缴谷物。
1941年，粮食部为各省所定田赋征收数额为稻谷2293.8万市石(1市石=50千克），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其中四分之一。至1942年10月，21省征收谷物，折合稻谷2345.9万市石，超出了所定额征数。
在“征收”田赋之外，国民政府还为各省定有“征购”数额。所谓征购，名为购买，但农户没有权利选择卖与不卖，也不能讨价还价。政府所定征购价格，通常只是市价的一半，甚或三分之一。即便如此，在付款时，政府也仅给部分法币，剩余支付“粮食库券”。两年后，粮食库券每年可以面额五分之一，抵缴田赋。实行征购后，至1942年10月，共征购谷物2888.4万市石，达到征购额的96%。
由于征购过程中，政府使用大量法币，会刺激物价，且官定粮价太低，农户不满。因此自1943年起，政府将征购改为征借，全部支付粮食库券。
国民政府实行“田赋三征”（征收、征购、征借），基本满足了战时所需。据粮食部长徐堪统计，抗战期间共征粮食2.6亿市石，其中田赋征收占52.5%、征购占24.5%、征借占23%。这些粮食60%被用于军粮，20%作为公务员平价米，20%分给教师、学生、难童等。
为完成以上任务，农户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粮食部在1942年称，“就地主与小农各人之平均征额与平均产量所占成数而言，三十年度（1941年），地主为5.19%，小农为4.67%；三十一年度（1942年），地主为4.78%，小农为4.59%。”但真实税负，远不止于此。
1942年，四川每亩稻田平均收获四市石，其所负担的征实，加上征购、县级公粮、积谷和15%的“折耗”等，共计二石二斗八升（1石=10斗=100升），占其亩产的59.5%。在湖南的滨湖等县，每亩负担为其产量的52.79%。陕西耀县中山乡1944年每亩旱田除缴纳粮麦二斗三升外，再出公款八千三百零七元，合麦四斗余，总计每亩负担在六斗以上。而陕西在丰收时，每亩产量不过两石。
相比于自耕农，佃农的负担更重。1940年的统计显示，当时有42.7%的农家为佃农，福建、湖北、四川的佃农数均超过50%。佃农耕地所产，大部分要上缴地主，“每年收入，大概以六七成归地主。在成都一带,大概十石谷子,总要七石归地主”。依照国民政府规定，佃农要在收谷后，扣留部分，在征购时代地主缴纳，然后凭收据向地主充抵地租。但地保在征购时，会收取缴谷手续费等十余种附加费用。这些杂费因是私下征收，没有收据，只能由佃农自己承担。
这种政府规定外的附加费用，十分常见。1942年9月，一个粮食部官员在川南视察后上报：“各地经办人员浮收勒派等影响之普遍，如未身临各地，几难置信。经职分在泸县、纳溪、古宋等地调查，五十粮户中，有三十七户，在浮收、冒斗、勒派三种方式之下，多上原粮之一半者六户，多上原粮之三分之一者十一户，多上原粮之十分之二者二十户。”为支持抗战，中国百姓牺牲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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