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改变了天朝的运行轨迹，而更直接地，改变了那些曾经或多或少置身事中的武人的人生轨迹：有人谢幕，锦绣前程化为乌有;有人崛起，从籍籍无名到登上历史大舞台;有人弃武，开始苦苦思索救国之良药……在变幻莫测的历史当口，他们或英勇、或懦弱，或悲情。但他们都已化为尘土，抛开种种成见，就让我们多几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吧。
袁世凯和黎元洪：甲午的难兄难弟
袁项城和黎黄陂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他们是民国肇始时威名赫赫的的总统和副总统，是老袁皇帝迷梦时的洪宪皇帝与武义亲王(黎未接受)，是儿女亲家(黎的次女黎绍芳嫁给袁的第九子袁克玖)。但经常被忽视的冥冥中的事实是，他们都是甲午战争的幸存者，是一对那时未曾谋面的"难兄难弟"。
甲午战前，袁世凯是清廷派驻朝鲜的头号人物(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大臣)，已在朝鲜苦苦经营12年， 一言九鼎，有"太上皇"之威。而那时的黎元洪还是个小人物，是广东水师"广甲"号上的一名五品二管轮。
1894年7月19日(中日丰岛海战爆发前一周)，这一天对袁世凯来说应该是永生难忘的，已连续紧张多日的他(有亲日朝鲜人已将大炮架到他的官署外)做出了人生非常英明的一个决策。在并没有征得上司同意的情况下，袁世凯化装成平民从朝鲜的官署后门逃出，据称，在他逃走后大概10分钟后日本士兵就破门而入，几天后，他从朝鲜回到天津，安全脱险。袁世凯不知道的是，其实在两天前日本大本营就已经作出了对清廷开战的决定，控制朝鲜是第一步棋，作为在朝的大员，他首当其冲。
而广东水师"广甲"号的这名五品二管轮黎元洪被卷入战争纯属偶然，而这种偶然也差点让未来的大总统命赴黄泉。"广甲"号北上会操时适逢中日局势紧张，因此作为广东水师的"广甲"号被临时划到北洋管理，"广甲"号是一条铁胁木壳船，主要承担向朝鲜运送清军的护航等任务。黄海大战爆发时，"广甲"号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率部不战而逃，逃跑途中"广甲"号还不幸触礁。等日舰追来时，管带吴敬荣随即弃船登岸。
领导不给力，军舰不给力，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也无能为力。在日舰的威逼下，黎元洪和十几名海军官兵担心被俘而无奈凿船自沉。黎元洪不习水性，但所幸之前自费买了一件救生衣，才幸免葬身鱼腹。他在海上漂泊了十余个小时，才被海浪神奇地冲到岸边(一说被渔民救起)。大难不死的黎元洪旋即归队，但却被以逃兵的罪名监禁数月后才得以释放。
毫无疑问，甲午时的一次劫难，给未来民国的一二把手的人生增添了新的元素。尽管后来这对亲家政见有别，对共和的诚意有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便是强军之梦。
脱险后，老袁又奉旨前往辽东前线，从事后勤工作，目睹了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后他来到天津，闷头小站练兵，一路升迁，从按察使到巡抚再到总督和军机大臣。而他未来的副手死里逃生后投奔到张之洞麾下，从基层做起，一路稳打稳扎，三赴日本考察、训练新军，直至做到协统(相当于旅长)。武昌首义后，他又从体制内官员变成民国的功臣，之后两任民国总统，成了共和的"磐石"。
严复和张伯苓：从武人变文人
如果翻开严复和张伯苓的履历，会发现他们有太多的相似处：都是海军学校科班出身，都有过海军的从业经历。甲午时，一个是甲午战争的参与者，一个是参战海军官兵的培养者。甲午后，他们陆续转行，变成教育者和思想者，在各自领域成绩斐然，完成了人生从武人到文人的华丽转身。此外，他们还是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长官和部属的关系，是青年导师、思想启蒙者和勤奋好学的热血青年的关系。
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有长期的海军从业经历，是一个成绩不错的海军军官，后被派往响当当的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毕业后人生相对顺利，从福州船政学堂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从教习(普通老师)到会办(副校长)再到总办(校长)。其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也获得肯定，曾被时人赞誉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学生中有张伯苓，有后来的民国总统黎元洪，有作家冰心之父谢葆璋等青年才俊。虽然严复本人并没有直接参加甲午海战，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和他的同学中却有很多人在那场战争中为国捐躯。
甲午对严复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甲午前，他虽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但表现出来的多半仍然是一个对功名孜孜以求的海军教育工作者形象，严复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自己走过一段"道学家"的弯路。作为一所现代海军军官学校的校长，甲午战败对他的刺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甲午后，严复简直判若两人，他办报办学校鼓吹变法，一头扎进写作和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自然科学、政治学名著的工作中去，其著名的政论文章和译著如《原强》《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都是在1895年后陆续出版发表的。可以想见，在他眼里开启民智和教育救国已远远胜过纯粹的强军之路。
作为严复学生的张伯苓是天津本地人，1891年，年仅15岁的他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此后的军旅生涯中，他的两次亲身经历深刻影响到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第一次是甲午海战，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期间，张伯苓等18位学员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并随舰队参加了海战。甫一参战，北洋舰队的一艘舰船就被日舰击沉，惊慌中张伯苓与众人快速撤退。此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这对年轻人产生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第二次是1898年，继日本之后，英国强租了威海卫，清廷派大员乘张伯苓服役的通济舰赴山东办理接收及转让手续。该舰到达威海卫的第一天，降下日本国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青龙旗，升起英国米字旗。张伯苓无法忍受两天之内"国帜三易"的屈辱，最终选择从海军退役。
和他的老师严复不同的是，张伯苓选择了专做教育。因为专注，他把教育办的风生水起，从严修的严氏家塾开始，到南开中学再到南开大学，一路成绩卓著，他极重视美育和体育的做法也美名远播。学生中，出了那位"我是爱南开的"周恩来总理，而前任总理温家宝也受惠于张伯苓所办的这所中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译介西学二十年后，严复还碰到了件倒霉事。在袁世凯和袁克定鼓捣帝制时，严复在杨度等人的怂恿和蒙骗下，也被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老袁死后，搞了半辈子推崇西学的严复却落个帝制余孽的恶名，还遭到通缉。这恐怕是严复万万没有想到的，但历史就是这样。
方伯谦和刘步蟾
方伯谦和刘步蟾是福州老乡，是多年的同窗，是同僚，是"巴图鲁"，是北洋舰队重要军舰的舰长(管带)。他们都参加了甲午战争，也都没有活着告别战争。但在人生谢幕的时候，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方伯谦因甲午海战时"临阵退缩"的罪名而被清廷诛杀，以不大光彩的方式走进历史，而刘步蟾在战争中却血战到底，最后含恨自裁、以身殉国。在世人眼中，他们留下了悲情英雄和贪生怕死逃兵（对方的所作所为有争议）的形象。
方伯谦和刘步蟾同是福建船政学堂轮船驾驶专业的首届(1867年入学)毕业生，首届的学生中还有日后声名在外的严复、邓世昌、林永升 叶祖珪等人。毕业后，两人的人生经历也很类似，方伯谦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后两人又被派往英国深造，学成归国后一路升迁，至甲午战争时，两人都是北洋舰队中两艘重要军舰的管带：刘步蟾是铁甲舰"定远"号的管带，方伯谦是巡洋舰"济远"号的管带。
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次著名海战中，之前在官场和情场都春风得意的方伯谦的人生命运发生逆转。可能是为了保存实力、或可能是一刹那的胆小和懦弱，在中日军舰酣战之际，方伯谦率领"济远"号巡洋舰驶离战场，逃回旅顺港，逃跑过程中，还撞沉了一艘友舰"超勇"号。在"济远"号的带动下，僚舰"广甲"号也随之逃跑(黎元洪在此舰上)。"济远"号和"广甲"号的逃离致使日本四舰围攻"经远"号，"经远"未能幸免，被击沉于黄海。方伯谦的逃离举动让丁汝昌、李鸿章等大为震惊，李鸿章速请旨要将方伯谦严办。军机处电寄李鸿章的谕旨称："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方伯谦旋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41岁。
严复扼腕叹息这样评价他的老同学："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闻方益堂闻炮即遁，仓促将黄建勋之超勇冲倒，方太无赖矣!"
方伯谦被收押后，有人想联合刘步蟾联名为方伯谦求情，刘步蟾却说："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之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旁观我辈之沦亡，彼已于大局何?"
刘步蟾这样评判自有其道理，同在这场海战中，刘步蟾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指挥的定远号始终在战场坚持作战，并重创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
在第二年的威海卫保卫战中，刘步蟾的"定远"号被偷袭入港的日本鱼雷艇击伤，被迫搁浅在刘公岛东部充作"水炮台"，因恐"定远"将来落入敌手，刘步蟾忍痛下令炸沉了由自己在德国监造并一直驾驶的"定远"舰。当夜，刘步蟾悲愤难禁，自杀殉国。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时年43岁。
两人死后，刘步蟾被朝廷褒奖，而方伯谦的遗孀却为其喊冤(称方伯谦是黄海海战战败的替罪羊等)，冤还是不冤，历史可能永远无法给一个确定的答案了。
值得一提的是，方伯谦死了100多年后，其后人在其福州故居办起了一家家族海军博物馆，不知此举能否告慰这位海军将领的亡灵……
甲午战争不但改写了以上几位大清精英的人生，也让天朝这艘巨轮的航行方向发生逆转。
甲午有两个终结，一是终结了天朝的朝贡制度。失去了朝鲜这个最后的藩属国，天朝仍在艰难地学习如何重新融入世界 。
二是终结了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老路。"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读书人都在探求怎么变，是变法、是改良、是革命、是宪政……不管如何，很多读书人对清廷的最后一丝希望幻灭了，新的变革图卷打开了。但中国的转身如何容易！40多年后，这个东边邻居还几乎吞掉了中华大象。两个甲子后，在不少人眼中仍是个蕞尔小邦的日本还是中国人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它就在那儿，时常成为我们的参照系和路标……历史就是这样，他自有一套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