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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说过一句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大概许多人以为，这句话表示曹操有篡位的野心。事实恰恰相反，这句话表示曹操对篡位心存畏惧。不是野心，而是露怯。
曹操露怯，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因为，在他的时代，篡位的风险成本要比司马炎时代高太多。其实，这中间不过几十年。从孔融被杀算起，到嵇康被杀结束，只有短短55年(208到263)。而这55年，是中国史上篡位成本暴跌得最快的时期。
208年之前的中国，和263年之后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中国。这种截然不同，主要不是体现在生产力上，也不是体现在制度上，而是体现在大众心理上。可惜没有量化的数据，比如群众对某些事件看法的投票，不然可以用计量方法分析分析。
现在，只有从文本分析。我们就从一句话开始吧。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之前，还说了一句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这句话孔子说过。有人问孔子怎么不从政，孔子说，只要把孝悌之心施行到一家之政上，兄弟友爱，就叫从政了，何必身居高位才算从政。曹操就说，只要把天下治理好就算从政，何必要当皇帝才算从政呢，所以我做周文王就够了。
不要以为曹操是矫情，是伪装。还有看起来远比曹操更矫情更伪装的人，比如王莽。但如果熟悉王莽的故事，就会发现，很多结论是要打个问号的。
王莽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汉兵追杀到大殿时，他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很不巧，类似的话孔子也说过。孔子原话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想害孔子，孔子认为天命在己，桓魋不能把自己怎么样。王莽就学孔子说，老天不亡我，汉兵能把我怎么着?
王莽临死前两天没吃饭，手里却抱着符命和威斗。符命是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威斗由铜合金铸成，长两尺五寸，形似北斗，作用是“厌胜”(厌读作压)，就是用诅咒压服别人。
由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王莽脑子实在有点不好使。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不溜之大吉，反而搞迷信。不仅搞迷信吧，他还相信孔子——你说你都篡位了，对上不忠，对下不慈(他杀了自己儿子)，还有脸引用孔子?
其实，并不是王莽脑子不好使。王莽呆板，迂腐，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人都这样，人人都迷信，都言必称孔子——从汉武帝到汉献帝时代，全中国的人都这样。你看张角，还把“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写在官府大门上。这是一种大众心理。这种大众心理，是王莽得以成功篡位的原因，也是曹操不敢篡位的原因。
这种心理的形成，要归因于汉武帝。中学课本上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错误的。儒家地位之所以在汉武帝之后提升，在于儒家是六经的代言人，是儒家因六经而贵，而不是倒过来。武帝本人并不尊崇儒术，董仲舒也从未得到重用。正确的说法，在泰山孔子庙的门前挂着，至今还在：“登泰山而小天下，黜百氏以宗六经。”这才是中肯的。
因为表彰六经，汉武之后整个社会有一种风气：尊三代，法上古。王莽之所以起家，主要就是靠社会流行这种风气。上古三代的禅让制，王莽拿来利用上了。最早是泉陵侯刘庆上书，说皇帝太年轻，王莽应该像周公那样摄政。在尊三代、法上古的风气下，效法周公，是有理论依据的。
因此王莽就处处模仿周公。武王重病时，周公曾向先王祷告，说自己比武王更能侍奉鬼神，祈求以身代之，并不让成王知道。汉平帝重病，王莽也祷告，并嘱咐百官不要透露。结果武王病好了，汉平帝却死了。王莽的模仿，今天看来当然很拙劣，但在五行灾异说非常流行的西汉，是很有影响力的。
后来，有人说挖到一块白石，上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太后明知这是骗局，但太保王舜说，事已至此，天下人都相信这个。太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让王莽代行皇帝职权，服天子冕，南面朝群臣，称“假皇帝”。安众侯刘崇起来反对，打了一仗，败了。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失败被处死。这时，有人弄出来两只铜箱子，上书“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意思是刘邦之灵上承天命，要传国玺给王莽。这时候，无论是王莽在庙堂上的权力，还是乡野之间的舆论风气，都已经完全成熟了，王莽才得以即位。
后来，王莽政权虽然垮台了，但宗六经的学术并没有骤然改变。这种遗风影响了整个东汉，直到曹操的时代。而曹操不敢篡位，一方面是鉴于王莽的先例，另一方面是舆论风气的反对。建安十七年，董昭劝曹操进封魏国公，荀彧反对。后来，曹操封魏王，崔琰、毛玠反对。
曹操不敢不顾众人反对而篡位，是因为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的议论尚左右政治的力量。这种议论叫做清议，也叫清谈。顾炎武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於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在曹操的时代，知识分子还是很勇猛的，敢动不动就和当局对着干。曹操制酒禁，孔融作《酒德赋》一篇，说酒有各种好。曹操要杀杨彪，孔融身着便服入见说：“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曹丕抢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直接写信给曹操骂他。但几十年后，到了司马昭的时代，就几乎没人敢这么干了。
三世纪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化，可以从一个词的内涵变化中反映出来：“清谈”。东汉末年，清谈就是清议，臧否人物，激浊扬清。到了魏晋时代，清谈变成了空谈玄理。(详见唐长孺《清谈与清议》)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两条线。明的一条线，是魏晋两朝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与屠戮，使其不得不噤声以自保。前有曹操杀孔融，后有司马昭杀嵇康。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暗处的一条线，即知识分子本身，开始对儒家学说生出反动的心理。每个学说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东汉末年，正是儒家学说的衰退期。这点无论在知识分子身上，还是在政治家身上，都有明显体现。典型的代表就是孔融和曹操。曹操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哪怕不仁不孝，也可以被推举。这在当时是很令天下震惊的。
孔融在社会上影响力很大。当年孔融被黄巾军围，让太史慈去请刘备，刘备大惊，说孔北海居然还知道天下有刘备吗。孔融是孔子后代，却是反对儒家学说的。儒家说父慈子孝，孔融说父亲之于子女，不过是情欲发泄，母亲之于子女，无非像东西寄存在瓶里。儒家认为父亲偷了牛，儿子应该把他藏起来。孔融却说，如果遭遇饥馑，父亲不肖，宁可去救别人。
但无论曹操也好，孔融也好，虽然对儒家的名教纲常已经生出反动心理，但又往往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依据。例如曹操杀孔融时，说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而孔融劝曹操不要杀杨彪时，也用了孔子的“举直措枉”一词。
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纲常不坏，篡位者就心存忌惮。看看三个篡位者的篡位过程有多么反复磨叽，就可以明白这点。
曹操在世时，加九锡、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依然不敢称帝。
曹丕受禅，皇帝下禅让诏书三次，李伏等劝进一次，许芝等劝进一次，司马懿等劝进一次，桓楷等劝进一次，尚书令等劝进一次，刘廙等又劝进一次，曹丕都推辞了。清朝赵翼评价说，“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
司马懿拜丞相，加九锡，不敢称帝。司马师加黄钺，剑履上殿，还是不敢称帝。司马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辞了十余次，后来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但仍然不敢称帝。
对此，司马光有极好的总结：“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以曹操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名义”的力量，能左右一个朝代的指导思想。比如晋朝，只提“孝”不提“忠”，就是因为天下由篡位而来，“忠”字实在提不出口。晋明帝时，侍中王导侍坐，讲了司马昭手下刺杀魏皇帝曹髦的事，明帝听了，头垂到床上，说若真如此，晋祚安能长久?
不过，在孔融的时代，对儒家学说的反动心理，已经开始萌发了。渐渐由溪流而汇聚成大海，直到阮籍、嵇康的时代终于完成。
阮籍比孔融小57岁，嵇康比孔融小71岁。三十年为一世，嵇、阮和孔融之间，相隔了两代。阮籍出生时，孔融刚死两年，依然名满天下。天下受孔融、祢衡的影响如火方炽。到了阮籍、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东汉时尊经崇儒、激浊扬清那一套没有了。曹髦被杀是260年，司马炎称帝是265年，孔融死那年出生的人，如今也将近60岁了。经过两代人的时间，儒家的精神，基本上被涤荡干净了。此后就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大黑暗。
这之后的礼崩乐坏，从篡位者对逊位者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曹丕还是司马炎，对逊位的皇帝都封公封王。而经过魏晋一百多年的谈玄论道之后，刘裕篡位时直接把晋安帝杀了，后来齐、梁、陈、隋、北齐、后周篡位，无不果断地把前朝皇帝杀掉。
之前的篡位者不敢杀，之后的篡位者敢杀，并不是后来的篡位者秉性就喜欢屠戮，而是因为世风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潜在的。因为潜在，所以不易被察觉，因为世风的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要通过对至少一代人的影响，才可以发生作用。
而儒家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想要通过对世风的影响，来改变政治。儒家说“立于礼”，所立之礼，是要在人心上施加一重规范，建立一套秩序。“法”是从外在发生作用，而“礼”是从人心上发生作用。所以，法家的学说适用于衰世，因为卑近易行;而儒家的学说适用于盛世，因为规模恢宏。但世运的盛衰转变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往往世风还没转移，提倡它的人已经死了。正如曾子所说，“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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