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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征兵广告
抗战爆发后，国军损失严重，常年需补充大量兵员。国民政府自1936年起，实行征兵制与募兵制结合的兵役制度，以“平均、平等、平允”为原则。但由于户籍管理混乱、保甲长徇私舞弊，征兵被办成了一件大恶政。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说，“抗战以来，成绩最不良者为役政。”
依国民政府官方数据，从1937年—1945年，全国实征壮丁1392万，其中1201万被补充到国军，仅有191万在途中逃跑或死亡。①但真实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
征兵本应采用抽签办法，实际上却是如“四川各县征集壮丁,保甲仍多不遵守法令,暗地强拉农工商学独子,甚至有钱者出钱买放,无钱者独子亦抽。”②各地所凑兵额，“多系乡镇保长贿买顶替”，甚至有“拦路强虏掳过路行人及单独士兵，滥充配额而来。”③
这些被抓的壮丁，常伺机逃亡。如江西上饶县1941年逃回的壮丁,占出征壮丁总人数的一半。广西柳江县1941年—1942年5月，仅自首的逃兵就有3600多人。
对于壮丁的逃亡情况，当时的军政大员有基本一致的估计。何成濬在1942年说：“接莆永师管区司令汪世鎏函云：闽省征兵极为困难，已征入营之壮丁，逃亡者几达总额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缉拿不易云。”④同年，白崇禧估计，“目前各师逃兵数，每月至少三百，多则五百，以此类推，一师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战斗兵。”⑤
抗战期间任任第26军军长的丁治磐，也在1943年的日记中说，“民国三十一年，全国计征壮丁100万人，逃者60%，病30%，伤□□10%”；又说：“自征兵以来，已征700万人，连年逃亡达半数。”⑥
在被“抓壮丁”后，相当多的人死于途中。蒋梦麟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时，曾在各地考察征兵情况。他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听来自广东的壮丁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他们告诉蒋梦麟，由于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蒋梦麟还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合格入伍的壮丁，“只四分之一”，甚至“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梦麟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这相当于国民政府公布的实征壮丁总数。当蒋梦麟把这个数字告诉国军高级将领时，“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⑦
西南联大教授陈达的观察，为蒋梦麟的说法提供了佐证，“由广西柳州运兵入云南……一路饿死或病死的兵颇多……士兵夜间许多人共宿一房，无床和被。少数人能坐，多数人站立。次晨开门，有人依墙而死……估计自广西柳州至交兵地点，死亡的士兵，约占一半。”⑧
很多壮丁活着到了训练营，没有上战场，就被军官或疾病折磨致死。军令部的一个电文说，“据国军某团长云：‘我们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固是营养不良，而胖子……不是真胖，而是浮肿。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⑨营中，“壮丁一经患病非特医药治疗,长官漠不关心,而犹责亦照常上操课。偶因病而无力操作者,动辄以木棍或扁担,加以痛击,每一责罚，必致壮丁血肉横飞,非死即废。甚至有因细故而遭枪杀者, 亦有于行进间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废或抛入江河岩谷者,极尽人间惨毒。”⑩
以上壮丁逃亡与病死的大致情况，符合史迪威在1943年做的一个判断：“所有壮丁到达其指定接收新兵地位者，仅有百分之五十六”“几乎每一百万新兵中的四分之三在在路上病死或开小差”。如果以1201万壮丁被补充至国军这个数字计算的话，死于从军途中和逃亡的壮丁，大约也各有1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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