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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闲，翻开《明史》，原是查一查有关涉及笔者所在地的道路、盐法的史载，准备写一则有关"五尺道"的文字，没想到读着读着就读到了《明史》里的几个重要列传。一是"宦官"、二是"阉党"、三是"佞悻"，四是"奸臣"。读到这些时，便再无"闲"气，只有闷气了。拿中国历史学上的一个传统说法，朱明王朝（1368-1644）是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帝制。对于这样一个帝制，古人（如张廷玉）有说（今人继承此说的也不少）明"治隆唐宋"、"远迈汉唐"。不过，读到这些列传时，我却无论如何感受不出"远迈汉唐"的意味。相反，其黑暗无人能比、无朝能比，尤为天启（1621-1627）。而天启年间的读书人显现的丑陋嘴脸，就是一佐证。
先说"宦官"里的大名鼎鼎魏忠贤。天启中期，魏的权力登峰造极。没有魏办不成的事，没有魏不敢杀的人。《明史》有载："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这些都是极其沉重的记录！远比大周武则天的酷吏厉害多了。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阉人魏忠贤。内廷，文有王体乾等，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左右拥护、齐声喝彩。外廷，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号"五虎"主谋议；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主杀僇。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诸人环绕其周围。满朝文武，只认九千九百岁一人。
于此，中国帝制里的"宦官之害"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不仅如此，宦官的党羽--在《明史》里称之谓"阉党"的势力也达到中国帝制的顶峰。对此《明史》写道"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宦官阉党沆瀣一气，为所欲为，明中后期，朝里朝外，上上下下，乌烟瘴气。最让后人痛心的是，不是宦官最烈，而是那此读书人除了没有骨气卖身投靠之外，更重要的是助纣为虐。"总督张我续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杨维新、陈维新、陈欢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辈，佞词累牍，不顾羞耻"。更有甚者，魏忠贤出行，"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这还不是顶峰，顶峰是遍地为魏忠贤修生祠。修魏生祠的建议让后人大迭眼镜的，此建议不是之"阉党"所为，而是一读书人所为。这读书人就是国子监生陆万龄。天启七年（1627）五月，陆万龄说魏忠贤之"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上书："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并称，魏忠贤可配祀孔子，更无耻的是，称魏忠贤之父还应配祀孔子之父。于是建议，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如此荒唐之事，就出于一个读书人之手。有此陆万龄，不仅让天下读书人蒙羞，而且让天下人知道竟有如此没有一丁点道德底线的读书人！连一代抗清名将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也上表为魏忠贤修生祠。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朝代。明自万历间和万历之后，面子尚无异样，田照种、书照读、商不仅照商，而且日益发达，但是明的内囊已经败坏得不可收拾了。明亡，因内有流贼外有异族（相对于汉），但明亡因其内囊败坏，其实是早迟的事！如特务政治为帝制的政治需要就是一因。朱元璋开启的苛政酷刑，原是针对"反对党"的，但它衍生出来的特务政治，则把明尤其是明中后期搞得天怒人怨丧尽民心。天启三年，魏总督东厂，至天启七年短短的四、五年间，整个明朝国不是国朝不是朝、官不是官民不是民，全在东厂特务政治的黑暗、恐惧之中苟且度日。官员一拥而上，读书人也一样一拥而上。制度的溃烂，让读书人丧失了读书人的良知；而无良的读书人的无良行径，又加整了制度的溃烂。闲读《明史》让人心惊肉跳心惊胆颤！天启此时，汉文化的糟粕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汉文化以及由汉文化滋养的汉人至此，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自文艺复兴以降的欧洲迅速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而在中国的十七世纪中叶，因为朱明王朝的原因，让一个落后的文明和强悍的民族将其扫地出门！在我看来，清不灭明，明也会自灭的。事实上，又一位与朱元璋相似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已在北京建立了"大顺"皇朝，虽然只有几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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