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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五年(1577年)冬，在由江西通往岭南的古道上，曾经出现如下一幕惨不忍睹的情景：一位年轻人拖着一条断腿，徒步翻山，一边走，一边臀部的血在涔涔地流……
这就是时年26岁的新科进士邹元标。这就是他弹劾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结果：廷杖八十，打断一条腿，流放万山丛中的贵州都匀卫。
热血青年邹元标为了他所崇尚的“气节”，第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据同时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邹元标的被杖是所有获罪者中“最毒”的一个。大概事后有高明的医生替他治疗，剔去腿股上被打烂的腐肉，取来活的黑羊的膈肌敷上，再用药缝裹，始得再生。但毕竟留下了终生残疾，直到晚年，每逢阴天，股骨间还隐隐作痛，以致与人应酬时不能深深作揖。
在同一条流放官员的古道上，情节最相似的就是70年前的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驿丞。王因触怒宦官刘瑾，被杖四十，贬至“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龙场驿。有一天王阳明目睹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及一子一仆死于驿前的山坡上，便带着两童子去将尸体埋了，随后写下了名篇《瘗旅文》，文中，他叹息那位小吏为了五斗米的俸禄，远道赴任，却不能持有乐观的心态，以致半途而殒，还搭上了儿子和仆人的性命。于是发而为歌：
“连峰插天啊飞鸟不通，游子思乡啊不辨西东。不辨西东啊只有高天相同，虽是异域殊方都在环海之中。只要达观随处可家，何必非要是自己的老窝呢？灵魂啊灵魂啊，不要悲伤不要惊恫！”
当年轻的邹元标拖着疼痛的腿行走在流放途中，他肯定不止一次想到了这位深心敬仰的前辈，使他在绝望中看到了曙光。“割不完的韮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邹元标没被杖死，没有死在茫茫五千里路的长途跋涉，或正缘于有着王阳明这位精神导师的引领。
王阳明谪居蛮荒之地，一面教化土人，一面探究心学之大道，邹元标也决意仿效前贤，渡人且渡己。之后他能成为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显然与这段贬戍经历大有关系。
在都匀卫六年，邹元标果然没有虚度。阳明心学给他最大的启迪，就是把宦海沉浮和人生功利看淡了，甚至，对张居正这个差点置他于死地的仇人，也不再那么深深记恨了。
兴许，他对当初递交那份劾疏时的冲动、偏执，多少还有点后悔。
在那份劾疏中，他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进贤未广”、“断刑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说得人家几无是处。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初出茅庐，也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怎么说人家也是一位久经磨炼、老马识途的重臣啊！针对张居正父丧不奔的“夺情”之举，邹元标更是把对方骂了个狗血喷头：“今有人于此，父亲的后事不办，父亲死了不去奔丧，还自称是‘非常之人’，这种人不是丧心病狂，就是衣冠禽兽！”话中夹带着把皇上也数落了一通：你让张居正夺情，道是因为老师要教学生功课，张居正要是突然死了，皇上难道就一辈子没长进了吗？
毋庸置疑，邹元标与另四位在他之前因上疏参劾张居正而挨了板子的年轻官员，动机都是纯而又纯的(那四位其实还是张的门生或为张所器重的新进之士)。只是他们把“夺情”这件事看得太过严重了，认为是祖宗法度，事关万古纲常，张居正位极人臣，反而不守常人的规矩，何以面对天下后世？ 这是一群怀抱理想主义的愤青，以“气节”自负，位卑不敢忘忧国，以为正是到了考验自己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申明大义，力挽狂澜。他们不明白道德、气节这些东西与复杂的现实政治之间的关联与区隔。
就为了内阁首辅“夺情”这点事，闹得满朝廷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夺情”风波的背后有没有掺杂其它因素？不错，本朝官员“丁忧”制度有“父母丧，守孝三年后起复”的规定，但也不排除因人因时因事而权衡方便啊。其时，张居正领导的有明一代最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正棋到中盘，节骨眼上，首辅离任三年回乡守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场事关国运的改革很可能中途变盘、前功尽弃！事实上，当时朝野正聚集起一股抗拒改革的力量，内外呼应，兴风作浪，逼迫张居正去位。若从大局出发，秉公而言，首辅一人之私德与改革之存废，孰轻孰重？
当然，事情闹成这样子，张居正等执柄者自身也有责任，采取高压政策，箝制舆论，并通过台谏“请留”的方式为首辅夺情造势，效果适得其反。大明王朝以“廷杖”摧残士大夫的气节和尊严，已然成为习惯，以为百试不爽，却对那些真正的勇士毫无用处。张居正如此高智商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了盲区，可见权力足以使人愚蠢、使人耳目失聪失明。据说，邹元标考中进士时，主考官将他试卷中的一些议论转告给张居正，张亦颇表欣赏，说：“此子性刚直，可堪大用”。而当张居正看了邹元标对自己的劾疏，也曾为之动容，叹道：“此人不怕死，真是个奇男子！”甚至打算宽恕他，只是因为秉笔太监冯保不同意，未能免除处罚。但无论如何，此事因其而起，他是有责任也有权力折中调处的。张若地下有知，或也会后悔当初下手太狠。
年轻人压而不服，唯有生活和历练可以使之改变。
何以见出邹元标对当初的行为有所反悔？六年后，即万历十一年，邹元标奉诏回京，担任吏部给事中之职，也是言官，职位不高，却可行使干预朝政监督百官之权。张居正死后才半年，就遭到万历皇帝的残酷清算。当时是满朝皆骂张居正，包括他原先的盟友和门生。在朝臣眼里，邹元标俨然就是反张英雄，这时他却没吭声，更不随声附和。有个叫邱橓(此公官居礼部侍郎，负责抄张居正的家，做得非常过分，把张的大儿子都逼死了，以致引起不少正直人士的非议)的看着都奇怪了，就问他为何不骂张居正，邹说：“我当年参劾张居正，是出于公愤而不是私怨，更不是投机。”结果把这位邱大人也得罪下了，以为是讥刺他“投机”。
不过，从中仍可以看出，此时邹元标对张居正改革的意义还是缺乏认识的，只是秉持他一贯的不为落井下石之事的做人原则而已。
而既然身居言官之职，在其位，谋其任，弹人纠事之际，又再断激活并强化了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义愤。这段时期，他上了两道有影响的奏疏，一道毁了别人，一道毁了自己。
劾礼部尚书徐学谟，指责其始结张居正，继附申时行，不由常规，径拜尚书，有违干部制度。遂令徐致仕归养(徐本人亦上表请辞)。
而据明史记载，徐学谟这人堪称有德有能。早年任职方主事，权臣仇鸾受命筑堡寨，多以私人冒领食金，学谟督此工役，尽去其弊。鸾大恨，竣工后，人皆有赏，唯学谟无奖。后出任荆州知府，皇族景王多以富饶地占为己有，荆州沙市亦在其中，学谟以其违先王制，不与。景王弹劾学谟抗旨，无人臣礼。有诏逮问，御史按实情，减罪归家。荆州人德之，称沙市为“徐市”。
徐学谟与张居正交好，是张氏变法新政的积极推行者。张遭清算，徐为之不平，自然不能见容于时论。又因主持万历皇陵营建，因风水之争，更被多方攻击。邹元标刚正不阿，眼中容不得沙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谓不知世无以论人，失之偏颇，在所不免。
倒是徐学谟罢官后很想得开，似乎早已预料到有这一天，曾对人说：“近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官后就无家可归。所以我在当年罢免荆州府后，就在老家建构了一处宅园，名曰‘归有’。”他为此写了《归有园麈谈》，其中多有妙语连珠。比如：“晋人以名理为清谈，宋人以道学為清谈，其间事功名实之殊，要自有辨。”“西周以后有豪杰无圣贤，凡学圣贤者，常遗诮于豪杰；汉唐而降有才子无文人，凡为文人者，仅可称乎才子。”表示了对朝中一班华而不实的清流的不屑。“六卿但知从政，不知执政，是以题覆屡至变更；有司但肯当官，不肯做官，是以施为一切苟且。”“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党之势成；六逆渐生，为居高者保持之念重。”对当时官场的颓风恶习看得更是透彻。
也许，徐学谟这样的能臣在廉洁方面并非无可挑剔，他本人亦有一说：“当始仕而即富者，其人无可用；若終不富者，亦无可用。”当官终富，富从何来？他未作解释，而按明朝的正式规则，甚至迄至当今的政治制度，“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才是正道。然而，自古及今，能够恪守这样的为官之道且终生不渝者，数得过来就是海瑞之类的几个怪人而已。邹元标志在当清官，但他一生从政时间过短，所以史书也并未拿他与海刚峰并提。
明代言官对官员的监督，往往不是为党争所利用，就是失之于刻削而苛严。错不在制度设计本身，而是由时代思潮促成，朝野各方均赋予言官过于沉重的道德压力。而过于膨胀的道德优越感，必然扭曲言官们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言官的一道劾疏，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去留，如若因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那么，制度的正能量也让负能量消蚀殆尽了。
当然，在皇权统治系统内，言官通常又只是一颗小小的棋子而已，虽然“过河卒子”可资利用，但是被舍弃被牺牲也是常事。是以邹元标又被自己的另一道不合时宜的奏疏打回了原地，只差没再挨一顿杖板。
万历十二年正月，慈宁宫火灾，皇帝诏令百官反省。有人将之归罪于张居正余党犹存，应一律罢除，“勿容充位”。邹元标则上书陈言：“臣曾经进无欲之训，请陛下自省，果然做到无欲、寡欲了吗？语云：‘欲人勿闻，莫若勿为。’陛下诚宜翻然自省，加意培养。”此话说得不得体了吧？当时，万历皇帝正值青壮之龄，格外留意声色游宴，认为元标是有意讽刺自己，恼羞成怒，就把他连降三级，贬到南京刑部照磨(掌管宗卷、钱谷的小吏)。在南京呆了三年，旋遭母忧，干脆辞官卷铺盖回家。时年39岁。
青壮年的从政经历谈不上成功，却为邹元标赢得了气节之士的巨大声名。这也是晚明时期风靡朝野的一种价值观体现。那个时候，皇权的溃烂，宦官的跋扈，文官集团的党争，乃至张居正以个人威权推动的正当改革，都成了助长清流士风高涨的推手。夸张的使命感同时使得清流们失去了理性、务实的自觉，尤其是对士大夫气节，多数的理解既缺乏内涵，又呈绝对、孤立的倾向。事实上，邹元标其时的作为，很大程度上乃出于个人性情、性格，甚少理论的深刻见识和实务经验层面的把握。
有个小故事：邹元标少时就读私塾，当众指出老师对一段古文解释错了，老师搁不下面子，戒尺伺候，把他手心打肿了，他就是不肯屈服。
元标初期从政遭遇，几可视为儿时这段故事的放大版。
史载他“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中外疏荐遗佚，凡数十百上，莫不以元标为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所谓“家食”，就是说这三十年间，他一直不食朝禄，靠自己养活自己。
邹元标三十年乡居的谋生之道，就是办学、讲学。当然，这也是他平生最大 的一宗事业。他既要靠讲学养活自己和家人，也要通过讲学磨砺学问、传播思想。据他老家《吉水县志》：“明朝，本县建书院讲学之风尤盛，万历十一年（1583），建仁文书院，内祀邹元标及其弟子108人。”可见他对故乡教育事业的贡献。其间(万历十八年)，他还回到曾经流戍的都匀卫所，在当地开课收徒，据说场面热烈，应者云集，堪称开教育抚贫之先河。
气节，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显示了它特殊的价值。可以想象出那样一种情景，人们一听到邹元标的名字，便携老挈幼闻风而至。元标教书，生源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他的乡居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他也有能力交结朋友，当时特别是与顾宪成、赵南星两位著名清流人物来往密切，还组织了联合办学，共同开课。他本人因此跻身于“东林三君子”之列，并最终招来了阉党的打击。天启二年，他回朝不久，便在京城集资创办“首善书院”，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呼应。魏忠贤以“宋亡缘于讲学之风”为由，严厉镇压东林士人，祸及元标，不得不“疏辨求去”。受魏忠贤迷惑的天启皇帝遂令其致仕归家。
事实上，再一次回到朝廷的邹元标，已完全不是从前的那个愤青。真正让他成熟起来的不仅是年龄，更是三十年乡居中对社会及对自我的体认和感悟。漫长而平淡的乡居，对常人而言，无异是消磨精神棱角的钝器，而对于邹元标这种有抱负的士大夫，平静无扰的岁月，正好是促使其思想之流无限生长和延伸的河床。
天启元年(1620)四月，拄着拐杖的古稀老人邹元标被召还朝，先拜大理卿，随即晋升刑部右侍郎，后又改任左都御史，差不多是中纪委书记的角色，“典外察，去留唯公”，官员考察、去留升降由他说了算。但他却让一些人失望了，他身上的那股子锐气、刚气哪去了？呈给皇上的第一道奏疏，提出的竟然是“和衷”之说：“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应。向之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今与诸臣约，论一人当惟公惟平，毋轻摇笔端，论一事当惩前虑后，毋轻试耳食，以天下万世之心，衡天下万世之人与事，则议论公，而国家自享安静和平之福。”就是说要讲团结啦，要和衷共济啦，特别是言官，论人论事要出以公心，要全面不要片面，不要轻信传言，动辄上疏劾人哪。这哪里是他三十年前虎虎有生的风格？他还明确提出要矫正朋党之弊，对朝中大臣说：“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
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提出要为那个打断了他腿的张居正平反。上疏说，“张江陵功在国家，只是个人处事有过失，朝廷对他的批评，人死后就应该停止。称他社稷之臣，是当之无愧的。”这让他的一些东林朋友都大惑不解，有人甚至说他首鼠两端，他亦不以为意。他的这道奏疏促成了张居正的恢复名誉，天启二年，张居正复官复荫。
其实，邹元标能跳出个人恩怨，公正评价张居正的历史功过，正是他长期来反复观察、思考后的认识超越。在野三十年，重登朝廷，邹元标满眼看到的是朝政日非，吏治腐败，有一种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预感，由此反观当年张居正改革带来国势的蒸蒸日上，“沉浮半生，方知江陵（张居正）之艰辛也”。这是一个仁人志士的智性觉悟，唯有仁与智两者结合，才能做出他这番可歌可泣的义举。
从这一举动中，也可见出邹元标对自己平生崇尚的“气节”有所反思。士大夫以气节为立身之根本，但凡事不可偏执，过犹不及，若以道德高标为治国之戒条，悖离人之天性，除了误事、误人 、误国、误己，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在这个问题上，邹元标不知不觉与他先前看不上眼的申时行走到了一起。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因其稳重圆滑而备受清流的非议。而后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对其却颇有好评，认为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有深切的认识。比如，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增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邹元标的“和衷”之说，与申时行努力践行的一套如出一辙。
这个帝国，可选择张居正的有限度改革，亦可选择申时行的曲意守成，唯独不可取邹元标早年信奉的理想主义。因为世俗的土壤中不存在道德高地。
经过三十年乡居的“接地气”，愤青邹元标终于变得老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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