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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教授分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国家层面上讲，它是中央调整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产物；对于广大教授群体而言，则是一项事关其“名分”和“地位”的重要认定。从历史学科的情况来看，大批史学名家跻身三甲级别教授行列，集中体现了本学科发展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入围“一级教授”之列者，更是荟萃了其时的学术泰斗，可谓实至名归。虽然在实际评定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加之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引发了不小的矛盾与争议，但其历史影响不可忽视，既树立了学人之典型，诠释了学术评价之最高标尺，又奠定了以后职称评定的方向和基调，“级别”一词从此成为中国除农民之外各阶层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挥之不去的重要标准。而有关教授分级制的利弊得失，何去何从，至今仍是学界乃至全社会热议的话题。
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教授分级问题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不过，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以某一学科为具体切入点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拟以历史学教授为视角，对上世纪50年代教授分级制的实施背景、过程及影响概作梳理，在体察那个时代学者学术情怀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反思时代变迁、政策变动与学术演进、学者荣辱之间紧密而微妙的关系。
一、“知识分子早春”的来临
教授分级制，早在民国时期即已产生。1917年，北洋政府出台的《修正大学令》明确规定：大学设正教授、教授和助教授三级，必要时延聘讲师。其中，讲师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列入大学教员的等级。此规定主要针对当时“凡在一校任教授，在他校兼课即称讲师”这一约定俗成之惯例而设。其薪俸不分等级，计时发放，每小时二至五元不等。其他四级则各细分为六个档次。（教授一级又分为本科教授和预科教授两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大学教师之职称等级和聘任条件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1927年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和1929年7月公布的《组织法》均明文规定：大学教员的等级，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后者实以立法的形式，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教师职聘体制的基本成型。这一等级划分形式及同级别教员薪俸分档的办法，作为衡量和界定学者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一直沿用至今。至于各级之薪俸级差，则更趋细化。
上世纪50年代教授分级制的实施，既有明显的历史渊源，可视作民国时期大学职聘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提出，客观上要求重视和培养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从而推动了国家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鲜明提出“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方针，强调要充分发挥其专长，给予其充分的了解、信任和支持，积极改善其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尤其是要完善职称升级制度，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等级多而等距小、高校毕业生等级过低等问题，制定合理、稳定的升级办法和升级标准。毛泽东则在闭幕会上总结道：“我们现在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大学教授评级政策和工资改革制度的实施，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拉开序幕的。
1956年3月，与重视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直接相关的全国工资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国务院先后下达《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工资改革实施程序的通知》等文件，特别强调要克服只重视行政人员而忽视专家学者的错误倾向，大幅度提高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科学研究人员之工资待遇。据调查，当时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整体生活状况是：“大部分够吃够穿，但不宽裕，小部分感到生活困难。据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最近的调查，全系讲师以上四十九名教师中，近三分之二够吃够穿够零用，但不能添置重要物品；三分之一感到生活困难；生活较宽裕者只占百分之五（多为家庭负担轻者）。据科学院一九五四年对北京区一五五名高级研究人员的调查，生活困难者约占百分之三六，今年情况因已采取了一些临时救济办法，略有改变，但基本状况和南开大学的情况相似。” “担负科学、技术、教育、卫生、文化工作主要任务的学者专家，绝大多数人基本工资在二百元上下。”以历史学科为例，郭沫若（时任中科院院长）为行政二级，工资500元；范文澜（时任历史研究所三所所长）为行政六级，工资300元；顾颉刚为一级研究员，工资228元；罗尔纲、夏鼐、裴文中为二级研究员，工资200元；陈寅恪、陈垣为二级教授，工资253元（一级教授空缺）；汤用彤为三级教授，工资235元；翦伯赞为四级教授，工资218.8元；向达为五级教授，工资200.2元；冯友兰、季羡林、刘文典为六级教授，工资184.8元。相较于其他学科尤其是理工科学者，待遇明显偏低，如山东工学院力学专家刘先志为特级教授，工资达350元。重理轻文的倾向较为明显，且存在许多非学术的因素。一般说来，大学中主要负责人之待遇要明显高于普通教授学者，对此，冯友兰先生指出：“在待遇上，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跟他们的分别似乎太大一点。工资表上明确地规定，教师的工资只能到第四级。一、二、三级是专为主要负责人设的。虽然有特级教授之说，可是事实上还没有人享受这种待遇。”而稍后推行的工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分配格局，通过实行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各自分级评定的办法，开始有相当多的非行政型教授跻身一、二、三级行列。
当时一般大学教师的生活普遍拮据，不少人甚至无余钱购书，冯友兰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一般说起来，现在的大学教授的生活比解放以前是好多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过去的储蓄或者是稿费的补贴，而家里人又多一点，生活还是很紧的。有些人还要做些家庭琐事，这当然占去了他的精力和时间。很多的人没有余钱买书，但是大多数的教师都喜欢买书。自己的书可以随时看，也可以在上面随意批点。买书是读书人的一种快乐，可是现在有很多的教师不能有这种快乐。”同年7月，高教部发出关于评定和调整高校教师工资标准的通知，其中一个重要的宗旨，便是着力解决知识分子待遇普遍偏低的问题。
相较于1955年10月高等教育部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通知》中所指定的工资标准（教授、副教授140.3元-217.8元；讲师100.1元-117.7元；助教45.1元-60.0元），此次调整力度颇为明显，有人形象地将其喻为“知识分子的早春”。
二、分级过程中的是非波澜与学者群态
针对大学教授工资等级的划分，高教部先后出台了若干文件，最终分作六个等级，最高为特级，最低为六级。所谓“特级”教授，系指“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突出的成就和贡献，达到或接近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能够指导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或“在科学水平上，曾经达到或接近过世界水平，在培养科学技术与教学干部工作上或对我国经济建设有卓越贡献的，在全国教育界负有极高威望的老教师”。所谓“一级”教授，系指“科学水平较高，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显著的成就和贡献，能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担任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导师”或“辛勤地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教学工作经验，在培养科学技术和教学干部的工作中有显著的成绩，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声望的老教授”。不过，在最终实际执行过程中，只分作四个级别。
从当时出台的评定标准来看，并无十分具体的量化细则，主要依据教师的德才、资历与声望。具体办法是由高教部、文化部、教育部等中央业务主管部门同地方党委、各省高校三者合作拟定工资等级名单。如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陈同燮教授，作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者之一，早在民国时期即被南开、厦大、北大等多家名牌大学聘为教授，享誉学界，齐思和、傅衣凌、王树民、全汉升、何兹全、杨向奎、邓广铭、孙思白、张政烺等史学名家皆曾从其受学，然因“述而不作”，成果不多，结果在此次教授分级过程中遇到不小阻力，部分人认为其达不到三级水平甚至对他多有非议，最后系主任杨向奎先生力排众议，坚称：“陈先生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他当时是讲西洋史的教授，如果陈先生不定为三级教授，那么我杨某人断断不能评为三级教授。”最终，陈老被定为三级。可见，学界威望、地位和年资，在当时的教授分级过程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甚至主要的比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级教授的评定方面，从教育部到学校层面，均十分严格而谨慎，惟有各个学科之才、学、识、德俱佳，资历、声望俱显的泰斗级学者，方有资格入围。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的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正因如此，许多亲历者，尤其是跻身一级教授之列的国学大师、史学名家们，面对扑面而来的巨大声誉，感慨良多，均认为来之不易，而将其视作人生事业上的最高荣誉。毕竟，它代表了“学术地位最高的标尺”。周谷城先生在其自传中颇有感触地说道：“历史系一级教授，这点了不起了，真不容易到手，我不晓得怎么搞到一个一级教授的，现在到处吃香。”季羡林先生亦对突如其来的学界至高褒奖倍感意外，认为主要得益于前辈学者之护佑提携：“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后来听说，常在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几位教授，出于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心理，背后赐给我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我一走进食堂，有人就窃窃私语，会心而笑：‘一级来了！’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把诨名是应该的。这是由于我的运气好吗？也许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汤用彤字）先生。俗话说：‘福不双至’。可是1956年，我竟然‘福真双至’。‘一级’之外，我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中国一个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说，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除了名以外，还有颇为丰厚的津贴，真可谓‘名利双收’。至于是否还有人给我再起什么诨号，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话，我也会一笑置之。总之，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没有几年的时候，还只能算是一个老青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指望的最高的荣誉和利益，就都已稳稳地拿到手中。我是一个颇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地提携是分不开的。说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是次要的事。至于机遇，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
不过，由于考核标准相对模糊，且存在较大的人事因素，因此，在实际分级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甚至一些知名教授因为所定级别偏低而心生不满。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在意职称级别之高低，主要不是计较于薪水多少，更加看重的是其所代表的学术公论，是一种追求学术尊严的自然流露。与同类学校相比，复旦大学在教授级别划分，特别是一级教授的资格认定方面，尤其严格，虽校内名师如云，然一级教授仅有陈望道、周谷城、郭绍虞、苏步青、陈建功、周同庆、卢鹤绂七人，以至不少人心生怨言。外文系的孙大雨教授便因被定为二级而颇为恼火。对于此事，有研究者评论指出：“孙先生在学术上一向颇为自负，他曾经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钟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而这次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发火也自然在所难免。但其实，这倒不是复旦领导要特别地压制他，而是复旦一向不肯抬举自己的教师之故，这次也普遍地将自己的教授压得很低。当时，复旦外文系根本没有定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只有两名：孙大雨和林同济，伍益甫是三级教授，系主任杨岂深是四级教授，戚叔含先是定在三级与四级之间，所以他自己戏称为不三不四之人，到后来才定为三级。而中文系也只有郭绍虞是一级教授（陈望道做校长，已不在中文系）；刘大杰、吴文祺两个二级教授；朱东润、赵景深则为三级教授。这次评级曾在教授中引起很大的矛盾，而孙大雨只不过是敢于出头放炮的人而已。孙大雨之所以如此，并非仅仅是为了薪水问题，恐怕主要还是认为自己的水平被别人轻视，地位下降不再受重视所致，显现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傲气。”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在得知被评为三级后，不无自嘲地说：“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授定级问题的复杂性。
与此同样复杂的是，另有部分学者因种种原因婉拒或坚辞学校之推荐，自愿申请降低级别。如哈尔滨工程学院教授、著名数学家卢庆骏先生即以乃师苏步青身居一级教授为由，申请降为二级，以示对恩师之尊重。一代名师、时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的吴宓先生，更是对学校拟其为一级教授的决定惶恐不安，坚称能忝居三级已属荣幸之至，不敢有过高奢求。其在日记中写道：“原薪七级176.8元，今拟增为新三级225元，实嫌太多，愧不敢当。……宓近者科学研究毫无成绩，以视史系拟为新四级180元之琴、良两君，实瞠乎其后，何敢薪级凌驾其上？故今定宓薪级，以新四级180元为宜。”后学校又决意提升其为二级教授，吴氏亦坚辞不就，坚称“列新三级已极满意，祈万勿提宓至新二级，反至同人不融洽，宓亦不安心”。并几次三番托友人向相关领导代陈己意。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风格和气质。
三、入围“三甲”的史学教授
从历史学科的分级情况来看，入围“三甲”级别者，就一二三级教授而言，其级别、地位均远高于科举时代的进士三甲，可谓荟萃了当时国内史坛的名家和精英。兹将部分学者之籍贯分布、所属院校、专业领域和代表性论著情况，列表如下：
1956年教授分级制下的史家阵容（表略）
此表主要以高教部于1956年9月下发的全国高校一、二、三级教授工资名单为蓝本，并辅以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部分院校校史、档案材料增补绘制而成。由于官方初拟草案并囊括所有高等学校，如历史学科师资力量雄厚、且拥有一级教授（吕思勉先生）的华东师范大学即未出现在名单中。而名单中所列各高校教授分级情况又不够详尽，主要以一、二级教授为主，三级教授少有涉及，如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只统计了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三位历史学教授，而事实上，当时该校闻名学界的知名教授即有八人（下文详论）。再者，最终评定结果较之官方初拟草案有较大变化，如周谷城、朱谦之二人初被定为二级，后均升为一级；童书业初被定为二级，后降为三级，等等。对此，笔者通过搜集相关档案、校史材料作了一定的补充和更正。但因条件所限，部分学校档案未及一一查阅，不少著名历史学家之定级情况有待作进一步梳理，如北京大学之邓之诚（江苏江宁人）、商鸿逵（河北清苑人），武汉大学之吴于廑（安徽休宁人），南京大学之缪凤林（浙江富阳人）、王绳祖（江苏高邮人），北京师范大学之陆懋德（山东历城人），中山大学之刘节（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之胡厚宣（河北望都人）、王造时（江西安福人），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之史念海（山西平陆人），江苏师范学院之柴德赓（浙江诸暨人），中央民族学院之翁独健（福建福清人），兰州大学之张孟伦（江西万年人），西北大学之陈直（江苏镇江人）、马长寿（山西昔阳人），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之金景芳（辽宁义县人），河南师范学院之嵇文甫（河南汲县人），开封师范学院之赵纪彬（河南内黄人）等，据其学术资历与学术地位推测，应处于二、三级教授之列。不过，通过此表，我们基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当时历史学界的主体阵容。
总的来说，从学者所处学校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素有悠久文史传统且迄今在全国历史学科发展中仍处引领者地位的高校；从学者籍贯分布来看，以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学术风气笃实的江浙、齐鲁、徽州、中州地区居多。从学者专业领域来看，涵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历史文献学、目录学、辨伪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众多研究方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尤其是跻身一级教授行列者，大多文史兼善，学通今古，涉猎广博，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学者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古代史家学求“会通”、贵为“通儒”的学术传统与文化旨趣，至此影响犹在。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杜国庠、刘大年、夏鼐、黄文弼、谢国桢、罗尔纲、谢国桢、尹达、李亚农、金毓黻、容肇祖、胡绳、吴晗等史学大家，或在中科院任职、从研，系属研究员职称系列；或为国家重要党政官员，故不在此次大学教授分级之列。不过，他们“位高权重”，大都被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从学术地位与影响力上看，与一级教授相仿。事实上，向达、陈垣、陈寅恪、冯友兰、季羡林等一级教授同时亦为学部委员。
从分级之后学者们的工作去向来看，绝大多数人于原单位终老，仅有少数人因故短暂离任或调任其他单位，如朱谦之于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于1960年调离北大，后历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于1956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赵俪生于1957年调至兰州大学任教；冯家升于1958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韩儒林于1965年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1年；纳忠于1958年调至外交部直属之外交学院，参与筹建阿拉伯语系并任系主任，1962年，外交学院合并至北京外国语学院，仍任阿拉伯语系主任。
其中，张政烺调离北大一事，曾在学界引起不小的波澜，据亲历者回忆：“那是50年代末，‘教育革命’高潮声中，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文史楼，矛头直指苑峰（张政烺字）师，主要罪名‘不学马列’。此后，在没有任何文件、通告，也没有向历史系师生说明的情况下，苑峰师就不明不白地在北大悄然消失了。”有关其离职原因，另一说为当时主持“教育革命”的个别系领导，以授课效果不佳为由，趁系主任翦伯赞赴法讲学之际，将其“逐出”北大。据说，翦老回国闻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你们知道张政烺是甚么样专家？竟然把他调走！我从哪里去请这样的专家？”
从评比结果来看，此次入围“三甲”级别的教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国内历史学发展的水平，其中不少人在民国时期即是全国知名教授，如陈垣、向达、周谷城、吕思勉、陈序经、郑天挺、周予同、雷海宗、谭其骧、李剑农、吴其昌、陈祖源、唐长孺、王仲荦、陈同燮、朱谦之、陈守实、束世徵、徐中舒、齐思和、王静如、方国瑜、尚钺、蔡尚思、赵光贤、陈恭禄、蒙文通、张维华、冯汉骥等，作为“近代中国史学领域最杰出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堪称“精英中的精英”。此次入围“三甲”教授之列，亦属实至名归、理所当然之事。而周谷城、徐中舒、于省吾、白寿彝、吴泽、杨向奎、王仲荦、邓广铭、周一良、郑天挺、韩儒林、唐长孺、吴廷璆、谭其骧、侯仁之等人，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80年代首批博士生导师。至于他们的门人弟子，在接续其学术传统与精神的同时，亦不断张大其学术旗帜，逐渐成为当今活跃史坛的中流砥柱。
以山东大学为例，当时历史系可谓人才济济，其师资力量堪为全校之执牛耳者，陈同燮、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等八大教授齐聚一堂，并驾齐驱，有“八马同槽”之誉，成为一段广为后人传诵的士林传奇，而山东大学史学发展之长久格局，也正是这一时期得以奠定和成型的。值得注意的是，八大教授均跻身三甲教授行列，其中，杨向奎先生作为山大历史系之创办者和擘划者，被评为二级，其余七人均为三级。从学术阵容上看，如此规模的二、三级教授群体，在当时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基本反映出了山东史学界的实际情况与整体水平。不过，与不少京属院校和大城市院校相比，其定级过于严苛，整体级别偏低，在1956年9月教育部初步拟定的工资级别名单中，童书业原为二级，张维华为二至三级，后均因故降为三级，这种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也多少反映出当时评级过程中的政策导向性和较为复杂的人事因素。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乃至有着深厚而久远学术传统和文化积淀的齐鲁大地，竟无一位一级历史学教授，对于个中缘由，有学者认为，这与其时堪为山东史坛旗帜性人物的杨向奎先生庇护同侪的品格有关，他不愿自己在级别上太高，而与陈同燮这样的师长辈形成“级差”。这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当时学界对待此次职称级别评定的较为一致的淡然心态。
然而，这些引领学界潮流的史学名家们，尤其是不少学界泰斗，如翦伯赞、向达、陈寅恪、陈序经、刘文典等，在随后的“反右”斗争和“文革”中被打压、批斗乃至迫害致死，其前后地位的反差，至今仍给人以极大的触动；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学术发展、学者命运与社会变迁、体制沿革、政策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至今仍值得深思。对此，有学者在文章中不无感触地总结道：“在中国，要在国立及省立大学谋得一个教职，是不容易的事情。若有幸能在大学领一教席，则又须经历长期学术的积累、教学的历练，以及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纠葛的折磨，逐渐而评定为讲师、为副教授。等到时光的流逝淘洗出白发、脸上写满岁月沧桑的时候，若得以晋升为正教授，已经是值得额手称庆了。然而当今教授又分为四等，一等一等的往上升，更是艰难异常。如果能当上一级教授，那就好似登上象牙之塔的塔顶，在学界中众人仰慕、而举国闻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高教部曾经评定一批‘一级教授’，这也是几十年来唯一确定的一批‘一级教授’。这些人都是大陆知识界、教育界的耆宿，要学术有学术，要资历有资历，要声望有声望。他们德高望重，多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崭露头角，可谓名至而实归了。这些人多是较为纯粹的学者，在上世纪错综纷纭的政治斗争中相对处在边缘的位置。1949年以后，他们经过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胡风等政治运动的检验，有惊无险，得以顺利过关。在1955年被评定为一级教授时，他们一度感受到信任、荣耀与喜悦。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中便有人尝到苦难的滋味，分别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相继中箭落马。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文革的动乱中悲惨地死去，只有极少数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其思想倾向、学术背景、治学门径各不相同，而能分别获得‘一级教授’的最高职称，说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地位卓越，名声显赫。然而在以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又从‘学术泰斗’的地位迅速坠落，被打倒而分别扣上‘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务间谍’等等的罪名，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屈辱与苦难。世态炎凉，荣辱相续，学术的变化与人生的遭际中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值得后人三思。”
四、影响与回音
1956年教授分级制的实施，尤其是一级教授的评定，无论从学术传统上还是教育体制上，对后世均有重要影响。从学术传统上讲，陈垣、冯友兰、季羡林、周谷城、吕思勉等史学名家之所以能够跻身象征当时学界最高标尺的“一级教授”之列，固然离不开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和学术造诣，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其学术精神、人格魅力和气节风范，从而为后世学者树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良史”典范。
拿以校勘学盛名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为例，作为云南大学，也是云南省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其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向为时人所公认。首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问世后，学界为之震动，时人誉之为“国宝”。胡适称其“最精严有法”，“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所继撰《庄子补正》一书，更是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赞誉：“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胡、陈二人的评价中，均不约而同地提到刘氏治学“勤而慎”的特点，与当时不少急功近利的“放浪”学人，实有霄壤之别。其身上所体现的持之以恒之毅力，扎实谨严之态度，无征不信之方法，作为中国学术传统之精髓，不仅可“匡当世之学风”，还可为后世立学法，尤具有普遍而广泛的教育意义。
而对于个人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理想，刘氏在致友人信中亦多有坦露。《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其就书稿校对事致信胡适曰：“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以“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为一生治学格言。北平沦陷后，其辗转南迁，在致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意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以乾嘉朴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之精神自律，以“为祖国学术争光吐气”励志砥行，可谓当时学术大家们的一致心声，这也是最能激励和振奋后世学人之处。对此，李学勤先生评论指出：“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学术史，看到许多前辈学者，在动荡艰辛的乱世之中，做出众人景仰的成就。不少人不但学贯中西，而且兼顾文理，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和毅力。从刘文典先生这里可以明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忧国忧民，有着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的决心。”
在民族大义和爱国热忱方面，刘文典先生堪为表率。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欲请其出山担任伪职，面对日军高官及其附逆者之引诱、威吓，不为所动，坚称“国家民族是大义，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且自始至终不说一句日语媚敌（刘氏学贯中西，本精通日语，然在此种情况下，却以“发夷声为耻”）。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友人胡适劝其移居美国，并为其全家办妥入境签证，联系好具体居所，刘氏婉言谢绝，理由是：“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1958年，离世前夕，嘱将毕生所藏、从未刊印的桐城文派始祖方望溪之全部手稿，孙星衍、郝懿行等清代学者信札，马守真、顾横波画作，以及各种珍本、善本古籍，名贵瓷器、碑帖等，全部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古代史家一直以才、学、识、德兼备作为衡量“良史”的标准和砥砺自身的目标，从以刘文典为代表的历史学“一级教授”身上，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重要学术传统的传承与赓续，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上世纪50年代教授分级的学术性与公平性。
从教育体制上讲，1956年教授分级制的实施，也奠定了此后高校职称等级划分的方向和基调。“文革”结束后，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家领导人吸取十年动乱的教训，重新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改善和提高其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与之相适应，中断多年的教师职称评定工作亦重新提上日程，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在学校里面，应该有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在科学研究单位，应该有研究院（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三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这样的职称。”这可以说是50年代中期国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延续。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教授群体数量日渐庞大、彼此之间学术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旨在提高教授尤其是年轻教授的上进心和进取心，有其必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教育部直属高校陆续开展教授等级评定工作，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其实施的难度及面临的问题要更为复杂一些。不过，过细的“等级划分”，能否真正地提高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全面提升大学教授的整体水平，恢复社会对其学术信任与学术期望？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而如何尽量减少各种非学术化因素的影响，避免层出不穷的考核、评级造成学者心理和社会压力过大而戕害其职业理念和学术自尊，依然是各阶层人士讨论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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