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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之身份，于1938年末自重庆秘密出走，稍后并在日军支持下于沦陷区成立汪伪政权，自此走上了无法回头的汉奸之路。而在1938年初，汪氏的“对日和谈”立场，还曾一度被诸多国民党要员如徐永昌等人寄予厚望。
抗战期间，徐永昌深受蒋介石重用，长期担任军令部部长之要职，参谋戎机；后获授陆军一级上将。关于对日“和”、“战”，徐氏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譬如，他曾在日记中批评张学良，说他“对抗日的实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甚至纠合狂叫者吼喊抗日，此真时髦病与狂妄病”；对当日主导报刊舆论，鼓吹立即对日开战的知识分子，徐氏的评价是“见解浅浮、偏激、执拗、诞妄，较之义和团时代并不进步”。①
徐氏的这种批评意见，源自其对当日国民政府国防实力的切实认知——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召集军政大员及地方派系领袖至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议虽决定积极备战并坚决抗战，但参谋本部给出的武器与弹药估算总量，却仅够6个月之用，至于巨额军费，更尚全然没有着落。②
故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氏仍未放弃游说蒋介石继续对日“和谈”。1938年初，徐氏曾致函蒋，认为“敌人狂焰，猝难遏止，国际参战，杳不可期”，“若不自寻缓和途径，……万一武汉不支，我再西退，……将来欲图挽救，益难为功”，希望当局能够“乘敌和战意见不一之时，与之周旋谈判，使敌之主和派得以牵制军阀，而我则藉资延宕”，和谈若成，对中国自当有利，和谈不成，亦可获得喘息之机整军再战。③
概而言之，徐氏在1938年初的意见是：“决对坚持长期抗战则危险太大（全国无能战之军）。若质直言和亦万难做通”，故今日之事惟有“延宕”二字。基于此种认知，徐氏一再致电蒋介石，希望能开启对日和谈，且明言：“和不必有成，但能延宕下去即是大利。”④
值得指出的是，当日与徐永昌持相似意见者甚多。如七七事变后，阎锡山曾一度坚决主战，且号召与中共之八路军积极合作；但随着南京的失陷，阎氏的看法亦发生了改变。1937年12月，阎氏前往汉口参加国防会议，曾询问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待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日本侵略中国，一再以“防共”为辞；故阎氏提议中国不如加入德意日之轴心国同盟。陈立夫、戴季陶等亦向陶德曼提出：“让日本、德国、中国联合起来，先把苏俄打垮。”⑤
具体到主持对日和谈的人选，徐永昌认为非汪精卫莫属。据徐氏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1月13日，他曾与汪有过一次很深入的谈话：
“前日与汪先生讨论延宕问题。余以此事万不可令蒋先生负责。缘此等时期设蒋先生因此摇动其政治地(位)，直无异颠覆国家。汪先生极是余说(最好是汪先生负责进行)。渠之有此资格。”——最末六字，在徐日记原文中被划掉。同日，日记上部空白处，徐还写有“汪可负责。不可任蒋先生负责和”等字样。⑥
徐永昌这番意见，颇欲以蒋在明，以维系坚决抗战之民心；以汪在暗，以收和谈延宕之实利。虽然据其自述，该意见得到了汪精卫的赞同（汪先生极是余说），但事实上，因种种原因，汪并不甘于仅做蒋的影子，最后终于选择了走上台面，出走重庆。徐氏所谓“和不必有成”，在汪氏的立场，也变成了“和必须有成”。
汪精卫出走后，蒋曾就其影响所及，征询徐的意见，徐的回答是：汪氏此举，“于国家有小损，于汪先生个人有大损，于抗战无损”。⑦徐氏该评语是否准确，自可见仁见智。然有损无益之评语，已足以表明，即便主张对日和谈如徐永昌者，亦不能接受汪氏此举。今人评价汪氏之历史功过，徐永昌这番立场，可供参考。
注释：
①(台)胡春惠：《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②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参谋本部速记。③(台)中研院：《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P62。④徐永昌日记，第四册，P215。⑤(台)蒋永敬：《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⑥徐永昌日记，第四册，P216。⑦徐永昌日记，第五册，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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