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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至少作出过一次正确的预言。1939年9月1日，即他发动战争的第一天，这位“元首和帝国总理”在帝国议会宣告：“德国历史绝不会再发生一次1918年11月”。
事实上，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德国的“本国前线”时，情况完全不同于第一次大战。没有罢工，没有兵变，首先是没有革命。原因不仅在于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氛。首要的原因还在于，德国对占领区的无情掠夺，使它免于1916-1917年“芜青冬天”似的饥饿危机。对数百万外籍强制劳工、战俘和集中营囚犯的无情压榨也是一个原因。强制性和奴隶性的外籍劳工的工作，使得德国工人在1939-1945年间遭受的剥削要小于1914-1918年。德国工人可以也应该觉得，他们享受到了特权，而且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也确实这样认为。第三帝国从来也无需害怕会遭受第二帝国同样的命运：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埋葬了第二帝国。
1918年11月，德国有过一次政体的转变，共和国取代了君主国。这个德意志帝国虽然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中丧失了1／7的土地，但它还是保留了下来。与帝国在社会和精神上的决裂并没有发生。军事领导层、高级官员、大企业家和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依然是“社会的支柱”。1918年10月才引入德国的议会民主制，被广泛认为是战胜者的国家体制，是非德国的。右派把军事失败归因于左派阴险的背叛，后者在“战场上并未失败者”的背后“捅了一刀”。对于1914年的战争，德国到底要负多少责任？这样自我批评式的辩论停止了。以下的事实便利了反对“凡尔赛暴政”的斗争：如果说魏玛共和国的德国人还在某一点上有过原则上的一致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确信，没有比根除1919年的和平体系更重要的外交目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一切都不一样。战胜国接管了这个分成四个占领区的国家的最高权力。纳粹领袖们，只要他们在“崩溃”之后还存活，都受到盟国的审判，责任最为重大的国防军以及外交和经济首脑同样如此。很多年内德国没有武装力量。与1918年之后不同的是，1945年后也没有战争责任和背后一刀等问题。纳粹德国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只有少数死不悔改者对此有质疑。
对德国历史来说，1945年不仅在其他方面是个转折，它本身就是个转折点。它一度还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历史的终结。1945年5月底，德国无条件投降几个星期后，托马斯·曼，德国最伟大的流亡人物之一，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发表了一个“论德国和德国人”的讲演，他在这个讲演中探究了德国悲剧的深层原因。他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德国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从来没有把民族的概念和自由的概念结合到一起”。
即使“也许是德国人最著名的个性”的“内省”，在这位诗人看来，更多是带来不幸而不是幸运。根据他的看法，这种内省的一个表现就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欧洲感谢它深刻和活跃的推动力。但是，德国人由于浪漫主义而变成了“反对哲学的理智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反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民族”。托马斯·曼由此而认为，“并没有两个德国，一个好的一个坏的，而只有一个，它好的方面由于鬼魅的伎俩而偏向了邪恶。坏的德国是迷失的德国，好的德国处在不幸、负罪和没落中。
托马斯·曼给他的听众提供的思考素材，并不是都经得起科学的批判；而且也不都是新颖的东西。然而，他在他的“德国人的自我批判片论”（这是他自己的称呼）中涉及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德国历史的基本矛盾。从文化和社会上来说，德国是古代西方的一部分，但德国的政治发展完全不同于它的西部邻居。它形成一个民族国家要比法国和英国晚得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则更晚。
1871年，俾斯麦的帝国建立后，德国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项业绩被当时人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1871年，是普鲁士对失败的1848年革命作出了回答。俾斯麦，这位出身古老的马克贵族的普鲁士人，解决了两个问题中的一个，这就是那场革命所涉及的统一问题。另一个问题，自由问题，他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帝国政府，这与旧普鲁士、与它的王朝、与它的军队、与它的官僚集团在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与它的其他邦国，如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的利益自然也是对立的。
还在1918年，在帝国有望实现一个温和的和平、并转向西方的议会多数政府体制之前不久，托马斯·曼曾在他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观察”中为德国的强权－威权国家辩护，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根据他的看法，德国“文化”的卓越之处、它之优越于西方“文明”的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强大的、独立于多数人意志的、无微不至的国家的保护才能发展起来。
魏玛共和国建立后，这位作家彻底修改了他的看法：他成了议会民主制雄辩的代言人。但是，在德国知识精英当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另一种人，他们拒绝新秩序，他们固执地对“西方”持保留态度。德国的第一个民主制度是战败的产儿：这个先天的不利因素是魏玛共和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那个在魏玛共和国国家危机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阿道夫·希特勒，同样是战败的产物。战败的痛楚是他政治发迹的条件。很多人都在利用对1918年“体制”的广泛的怨恨情绪，但没有人像他那样干的出色。与资产阶级的右派绅士领袖们不同，这位民族社会主义的领袖能够吁请大众的支持。当魏玛的议会民主制于1930年崩溃，出现了某种半专制的总统体制时，纳粹党的得票数迅速飚升。
德国人虽然很晚才得到了一个议会民主制度，但它在魏玛共和国一开始就运转得不好。不过，在俾斯麦时代，他们就享受过帝国议会的平等普选权。在共和国晚期的总统体制下，作为立法机构的帝国议会的发言权甚至比帝国时期还要小；因而普选权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力。希特勒的机会也正在于此：他现在可以冒充被剥夺权利的人民的代言人，而且他的许诺赢得了信徒：第三帝国将比德国历史上所有的政治体制都更加贴近人民。
1932年7月31日，纳粹党在帝国议会的选举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它获得了37.4％的选票。但随之就是一个急剧的下降：1932年11月6日的第二次选举中，纳粹之获得了33.1％的选票，比7月份少了200多万票。很多国内外的观察家都认为希特勒已经在政治上完蛋了。但是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最强大的盟友：对内战和红色革命的恐惧。11月6日，共产党的选票增加了60多万张，它获得了100个议席，占16.9％，仅比社会党少3.5％。
选举结果带来的冲击，大大强化了1932年11月以来保守的政客、重工业家和普鲁士贵族地主要求希特勒掌权的要求，他们与年迈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把他安插进一个保守的内阁，一个作为总理的希特勒不会造成任何危害，而是在“民族”精英和“民族”大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而持反对态度的兴登堡最后也对这个盘算表示顺从。1933年1月30日，他任命希特勒为“民族奋进”政府的首脑，内阁中的保守派部长远比纳粹的部长多。
希特勒的掌权并不是魏玛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总统完全不必在1932年6月初解散1930年9月选举产生的议会而大大激化国家危机。如果新选举如期于1934年9月举行，那么，选举的时刻可能就有一个经济复苏、政治局势不那么激进的局面。
即使在1932年7月31的选举之后，纳粹和共产党的总席位将可望达到多数的情况下，兴登堡甚至仍可以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阻止希特勒成为总理：他可以留任一个没有赢得议会多数信任、从而不具备执政资格的“消极”总理。
1933年1月30日也不是一个“逆转”。来自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和军方的高层保守派仍对总统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他们是魏玛共和国晚期真正的权力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基础在德国具有深远的历史基础。在兴登堡和他的圈子周围，仍有一个旧式的、深深打上了普鲁士烙印的威权国家。1932-33年的灾难性转变就发生在这个权力阶层。
在自由选举中，希特勒从未赢得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虽然那种陈旧而又受人欢迎的辩护论持这样的看法——今天我们仍能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论调。事实是，在1933年3月5日的议会选举中，形势很可能对他也是不利的。纳粹党这次的得票率为43.9％，它的盟友“黑白红阵线”的得票率为8％，后者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其他保守派的联盟。于是这为希特勒赢得了51.9％的多数。
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气在随后几年中急剧攀升，这比纳粹党的人气要高得多。由于几年内解决了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军备工业带来的景气——有利于他的得胜，另外，战前两项最大的外交成就也提高了他的支持率，这就是1936年在未经战斗的情况下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1938年“合并”奥地利。
多数德国人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仇视过火了，但本质上说并非毫无理由。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是受厌恶的。极少数人对“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权利感到愤慨，而且很少有人想从剥夺犹太人的财产中获益。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1933-39年间“雅利安化”的激进的财产改组，这次从犹太人向非犹太德国人的规模巨大、强制性的财产转让，其影响力迄今仍存在。1941年以后对欧洲犹太人的肉体灭绝，其为人了解的程度超过了当局的期望。但是既然希望了解就总能得到有关信息，不过，犹太大屠杀对第三帝国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人们并不了解。
1939年9月1日突袭波兰，希特勒的战争开始，但起初它在德国完全不得人心，但是最初的胜利，特别是1940年夏天对法国的胜利扭转了局面。巴黎陷落后，德国人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22年后取得了胜利。“今天，所有善意的民族同胞都毫无保留地、欢饮鼓舞地、充满感激地承认元首及其成就的超凡的伟大”，1940年的7月9日，施瓦本的政府总理这样说道。
德国的学术界也像众多无名的“民族同胞”一样精神振奋。出生于1862年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希·迈讷克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十分冷淡，甚至可以说是拒斥。但是，1940年7月4日，他在给同事的信中这样写道：“朋友，对于军队的赞叹和骄傲甚至一时支配了我。斯特拉斯堡重新夺回来了！这多么激动人心。”
没有学术精英的强力支持，希特勒的权力恐怕很难维持12年。“元首”与“文化人”之间的桥梁大概就是“帝国”的神话。没有谁像希特勒那样利用这个神话；这个神话在受过高层教育的精英中的根基，比任何地方都要深远。
1806年在拿破仑的压力下解散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从来就不是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它被理解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保护性权威，因而与某种超民族的诉求相联系。
帝国的观念就是“大德意志”；它一直包括奥地利，但普鲁士人俾斯麦把后者从他1871年的“小德意志”帝国中排除出去。因此大德意志的观念从来没有像一战以后这样活跃：随着1918年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的覆灭，最强大的阻碍已经消除，这个帝国一度是奥地利人与“帝国德意志人”统一道路上的拦路石。
但是，对于帝国的意识形态专家来说，这个词的意味远不止此：帝国注定是“欧洲秩序的维护者”，1941年的一份纳粹的纲领的题目就是这个，它同时也是信奉希特勒的知识分子的信条。有的人甚至搬出了中世纪的观念：德意志人的帝国是为了阻止反基督的统治应运而生的，于是他们便为纳粹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了某种神圣的历史辩护。希特勒就是在这种被歪曲的德国知识财富中生存、并把它移植到政治中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重新发现了这一财富，他们中间的新一代人比老一代人更多，后者是成长于1914年之前的一代，他们的保留态度从来没有被那个“暴发户”的庸俗言论完全征服。
希特勒和德国的青年之间有种心灵的亲和力，这些人被认为是德意志精神的化身。这种亲和力不仅在1941年进攻苏联之后依然存在，而且当希特勒针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终斗争似乎要取胜的时候，它表现得前所未有的强烈。
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的溃败给了源自这个独裁者的信念以沉重的打击。很多德国人越来越难以相信“最终的胜利”。1944年7月20日夜，希特勒在一次谋杀中侥幸逃生，只受了点轻伤，这个消息使得对于这位大德意志帝国首脑的同情再次上升。据纽伦堡州高级法院的院长的看法，即使不是极端的纳粹主义者的德国人也认为，“只有元首才能控制局势，他的死将引起混乱，并可能导致内战”。
三个季度后，1945年5月，已经没有多少德国人这么认为了。根据安全部门（SD）官员的记录，当时一种明显而广泛的看法是，“元首是神派给我们的，但他不是来拯救德国，而是要使德国走向没落。天意已决，德国人民要被消灭，而希特勒就是这一意志的执行者。”
1945年5月8日，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1871年俾斯麦创建的德意志帝国也灭亡了，对于后者，托马斯·曼称之为“普鲁士民族的不祥的德意志帝国”，它永远只能是“战争帝国”。在希特勒时代，普鲁士只能保留着一丝存在的影子，而1947年2月25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的46号法令最终完成了它的消亡。这项法律下令解散普鲁士国家，理由是，它“向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承载者”，而且实际上已不再存在。
但这是一种片面的罪责指控，因为还一直存在“另一个”普鲁士：启蒙的、施坦因－哈登堡改革的、魏玛共和国的、以及1944年7月20日的普鲁士。但另一方面，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也确实需要利用普鲁士的神话、利用对腓特烈二世的崇拜、利用普鲁士服从和恪尽职守的美德来统治德国、把德国人引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普鲁士的神话也像那个古老得多的帝国神话一样走向了末路，后者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覆灭之后还存活了139年。
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帝国领土中，1945年的德国只剩下奥得河和尼斯河以西的土地。在让出的地区中，东普鲁士、后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归波兰，柯尼斯堡周边地区归苏联，这不仅意味着帝国1937年的疆土丧失了四分之一，不仅导致强制性的移民（这次人口迁移涉及700多万德国人）。而且东部领土的丧失和苏占区的“土地改革”还成为一次深刻的社会史转折：易北河以东的贵族地产已经不存在了。从前那个影响巨大的权力精英、威权主义的旧德国的无与伦比的代表者，从此失去了它的根基。
在三个西占区，除了荷尔斯泰因东部和Wendland外，贵族地主阶级本来就不存在。联邦德国与魏玛不同，它之所以能转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倾西方的国家，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个通常被忽视的1945年的连续性的断裂。
第三帝国覆灭后出现了一个“零点”，这个概念十分契合于当时人的感受。在德国，未来从来没有像1945年初那样不可预测，混乱的局面从来没有如此普遍。在苏占区，德国人（首先是妇女）所经受的战胜者的专横要比西占区不知残酷多少；但投降后头几个星期内法制全无，则是全体德国人共同的经历。
在所有占区，“崩溃的社会”都处于高度的不安之中：数百万人被赶出家园，或因轰炸而无家可归，此外还有以前的强迫劳动者和犹太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们都在寻找安身之地；饥饿的城市居民到农村搜寻食物，他们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弄到必须的食品；以前工作不错的人，现在没有工资、补贴和其他的正常收入，只得临时找些简陋的工作；瓦砾堆中的妇女就体现了这种性别角色的急剧转变。
在轰炸战期间，无家可归和破产对德国社会造成的变化，比希特勒统治的头十年要深刻得多。随着社会转变而来的是价值观念的剧变：饥饿、露宿、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这些都动摇了传统的道德观。当某些信徒不再严格区分“我的”和“你的”时，科隆的枢机主教Joseph Frings等高层教会人士对此表示了谅解。（民间说法把当时占用他人财产的通行做法叫作“Frings”做法）。
这种一切安全感的终结给所有经历者留了深刻的记忆。但是1945年的大部分变迁都没有维持长久。崩溃社会只是个特别状态的社会。它没有产生任何新秩序，而是带来了一种殷切的企盼：：尽快恢复常态，不管以何种方式。在西占区，随着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常态开始恢复。
1945年以后，德国人看待其最近的历史的方式和性质充满着最深刻的矛盾。现在，大多数人把那个先前还被他们看作神一样的人视为德国的灾难。但是，对于“德国的浩劫”（这是弗雷德里希·迈讷克1946年的一部著作的名称，它流传甚广）的责任，他们并不认为要由自己来承担，而是要由第三帝国的最高领导层、特别是由诱骗他们的希特勒来承担。
对于自己在1933-1945年间扮演的角色，多数德国人宁愿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在非纳粹化中并非只是随大流者。甚至也没有哪个民主党派催促他们应该坦白。战争结束时，纳粹党约有850万成员。谁要是不想把这些原纳粹党徒送入某个极右党派的怀抱，那就不应激怒他们，而应争取他们。因此这种内部的转变只能缓慢进行。联邦德国最终达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纳粹主义不只是一个执行得很糟、但其根源中存在良好观念的运动，而是从一开始就很恶劣，它在本质上就是罪恶的。
1945年以后，只有一部分德国人抓住了建立民主的机会，这就是生活在西占区的人。各占领国在这方面帮助了德国人，这当然有它们自己的利益考虑。1946年后，情况很明显，西方各大国与苏联在德国的未来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各方都必须把被征服者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其成为盟友。
在这方面，最强大的战胜者——美国的做法最为精明。当苏联把它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中欧以后，美国不能再回避提出其世界政策。与一次大战以后不同，美国在欧洲维持了其政治和军事存在。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威胁使得严惩德国人的要求很快退居次要地位。华盛顿的打算是，通过对德国人——准确地说是西德人——进行“再教育”而把他们最终塑造成民主主义者。
美国人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因为德国人自己也在思考，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蔑视把他们引到了何种地步：导致了他们历史上一场最深重的浩劫。尚存的魏玛各党派的民主分子在以下努力方向上取得了一致：汲取第一次共和国的教训，创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预先就向它公开的敌人宣战，它应运转良好，以致有望在危机时期也能经受考验。这一学习过程的成果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
如果不是这个新建立的国家随后便出现了经济奇迹的话，人们也许不会回头去谈“联邦德国成功的历史”。20世纪长期的高度繁荣使得被赶出家园的德国人很快融入社会，也削弱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极端政治势力的吸引力。
五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在联邦德国完成了一次社会转折，这一转折使得魏玛和第三帝国时代的一切社会变迁都被淡忘。农业萎缩，服务业在发展，因此工人和职员之间的比重也在变化——形势有利于后者。电视的胜利、西德人日益增长的流动性——摩托化的结果——促进了从前结构牢固的“社会环境”的残余的瓦解。到五十年代中期，感受到无产阶级的意识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信仰对立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尖锐了。
这种形势首先有利于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的人民党派，康拉德·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党联合了各阶层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魏玛共和时期曾有过租价跨信仰的基督教党派的努力，但没有成功。只有在经历了1933年1月后的教会斗争和对反希特勒的教会人士的迫害之后，良好的愿望才得以在战后变成政治现实。
与基民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比起来，社会民主党（SPD）为摆脱因袭的但过时的传统而花费的时间要更长。阶级斗争、计划经济和社会化的教条——至少原则上是这样——在1945年之后还保持了很长时间。只有到1959年的Godesberger纲领之后，社民党才开启了上升为人民政党的机会，这个纲领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向了社会市场经济。
第三帝国军事上的战败已经使德国人摆脱了希特勒的统治。但摆脱还不意味着自由。即使在解放后获得政治自由的地方，德国人也是很久以后才毫无保留地承认，1945年5月8日的投降是他们自由的先决条件。在苏占区及后来的民德生活的德国人，直到1989年秋的“和平革命”后才获得的自由，比西德人晚了四十多年。
1945年5月8日是个决定性的转折，但不是德国历史的终点。1990年10月3日，这个重新统一的日子标志着一个新的转折。它意味着双重意义的德国问题已经被解决——从19世纪初开始，德国问题便具有双重意义。至于领土问题，由于德国承认1945年边界而有了最终的答复。至于统一和自由的关系问题，这次统一同时也解决了。
1990年10月3日，当时的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柏林音乐厅的庆祝仪式上提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论断：“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整个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圈子中找到了自己持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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