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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兰海战中，德国战列巡洋舰猛烈开火。（资料图）
历史学家往往把英德海军竞赛视为一个安全或政治事件，很少有人仔细算过其中的财政账。爱沙尼亚裔加拿大籍学者、萨斯卡彻温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沃·伦比在1984年出版的《海军与德国权势政治，1862-1914年》中做了这项工作，不妨来看看，到1890年为止GNP已经与英国接近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海军竞赛中是否游刃有余。
1897年11月，海军国务秘书提尔皮茨将他起草的第一次舰队法案提交帝国议会，于次年获得批准。该法案规定：到1904年4月1日为止，德国海军应保有舰龄不超过25年的战列舰19艘，编成两个分队。鉴于海军目前已有12艘10000吨级以上的战列舰，在1898-1903年还须开工7艘新舰。除战列舰外，其他主要兵力为岸防铁甲舰8艘，装甲巡洋舰和大型防护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30艘，舰龄不超过15年。除去已有的舰艇外，还须新造2艘装甲巡洋舰和7艘轻巡洋舰。因为提尔皮茨暂时只把法国和俄国设定为主要假想敌，新建战列舰的吨位、主炮口径和航程都较小，成本也相应较低。整个法案的总预算为4.09亿马克，按5年平均，相当于每年花费岁入的7%用于造舰。
1900年2月，提尔皮茨向议会提交了基于“风险理论”的第二次舰队法案，于当年6月获得通过。该法案明确将英国设定为假想敌，规定到1920年为止，德国海军应保有舰龄不超过25年的战列舰38艘，舰龄不超过15年的装甲巡洋舰和大型防护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38艘，鱼雷艇96艘。这一指标比三年前的计划膨胀了整整一倍，意味着在完成第一次法案的基础上，至少还须新建19艘战列舰、2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轻巡洋舰，并陆续替换服役期满的旧舰。为确保主力舰战斗力，第二次法案头一批开工的10艘战列舰把排水量调整到了14000吨，主炮口径增加到11英寸，与英国战列舰的12英寸接近。结果整个法案的总预算竟高达69亿马克。
第二次舰队法案首期计划（1901-1905财年）结束前，英国下水了划时代的单一口径主炮战列舰“无畏”号，这使得德国的14000吨级混合口径主炮战列舰在完工前即已落后。为了迅速扭转局势，德国国会在1906年5月通过了第二次舰队法案第一修正案，将1906、1907财年开工的4艘战列舰改为按无畏舰设计建造，排水量增加到19000吨。此外为满足海外殖民和商业保护的需求，还决定增加建造6艘装甲巡洋舰（后改为战列巡洋舰）和48艘鱼雷艇，并对基尔运河、主要军港的码头和船厂船坞进行扩建，这使得第二次舰队法案的总预算增加到了94亿马克，超支35%。1908年3月通过的第二修正案则决定将一线主力舰服役年限缩短为20年，并把1908-1912财年开工的无畏舰总数从7艘调整为12艘，平均每年3艘，主炮口径增加到12英寸；另外每年还要新建1艘战列巡洋舰。到1912年5月，国会又通过了第二次舰队法案第三修正案，决定到1919年为止，将一线战列舰总数增加到5个分队41艘，装甲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18艘，轻巡洋舰40艘，鱼雷艇144艘，潜艇72艘。这也是公海舰队的最终形态。
与循序渐进的第一次舰队法案相比，第二次法案企图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把德国海军由三流水准提升到至少世界第二，这给准备不足的造船业、动力研发部门和海军军火业带来了沉重压力，直接表现就是造舰成本节节攀升：第一修正案列入的第一批4艘无畏舰（“拿骚”级）单价为3740万马克，而第二修正案中的第一批4艘新舰（“赫尔戈兰”级）因为选用口径更大的主炮和更大的舰体，单价飙升到4619万马克，后一批5艘（“皇帝级）则勉强稳定在4500万马克，这意味着每艘战列舰的成本在不到三年内就上涨了12%。更为惊人的花费是战列巡洋舰这个新舰种，德国对这种用于保护贸易航路和海外殖民地的高速主力舰本来没有需求，但因为英国建造了多艘战列巡洋舰、对北海内的德军侦察分队造成威胁，德国也只好硬着头皮追赶，动力、布局和炮械都须从头规划。到1912年开工安装12英寸主炮、部分试装燃油锅炉的“德弗林格”号时，造价竟比4年前的“冯·德·坦恩”号上涨了53%！
军舰单价上升太快，意味着在预算确定的情况下，只有降低造舰速度才能避免严重赤字，而英国因为在造船能力、航海设施和海军动力、炮械研发方面基础远为雄厚，很好地控制了成本。1905年开工的英国第一艘无畏舰单价为178.3万英镑，约合3643万马克，随后的第二代（“柏勒洛丰”级）、第三代（“圣文森特”级）无畏舰单价分别为176.5万英镑和175.4万英镑，比同一时期的德舰低20%以上。而德国在无畏舰竞赛中是仓促跟进，即使军舰造价远为昂贵，性能反而落在英方之后。1911年开工的“国王”级是德国在战前最新最好的战列舰，安装10门305mm主炮，同一时期英国建造的“英王乔治五世”级和“铁公爵”级已经装有10门343mm主炮了，装备381mm主炮的“伊丽莎白女王”级也即将开工，而德国装备380mm主炮的“巴伐利亚”号超无畏舰要到1916年才完工。尽管德国主力舰也有重点部位防护更佳等优点，但它们在火力、航速和续航力上要比同期的英国军舰差一个档次。
比单舰成本高企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德国的GNP数字虽与英国不相上下，可以用于海军建设的财政资源却比英国要少得多。这涉及到地理特征对一国国防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影响：作为一个濒临开放性海洋、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德国在地理政治学上属于“边缘地带”（Rimland），其安全环境相当程度上由这一先天位置决定。首先，边缘地带在海陆两个战略方向上都有若干利益，往往陷于得陇望蜀、目标不明的境地。但从历史范例看，只有目标和资源集中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一个国家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成为陆海双栖强国。其次，边缘地带国家因为面朝陆海两个方向，具有双重易受伤害性，必须同时面对来自陆海双栖的安全压力。最后，出于安全需要，边缘地带国家通常会选择在陆海两方面保持平衡，有限的资源容易被分散使用，造成顾此失彼。
德国在“一战”前夜的处境，突出地反映了陆海复合型强国的这些缺陷。第二帝国位于欧洲大陆的敏感位置，隔北海与英国相望，西面邻接世仇法国，东方则是另一个侧翼大国俄国。俾斯麦从统一完成的第一天起就认识到，德国的地理位置过于微妙，极易遭遇英俄两个侧翼国家的合围。英国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优势，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能力渡海威胁英国本土的安全；俄国则有宽广的陆上纵深作为倚仗，征服俄国需要的资源是德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无法承担的。所以从较大范围看，德国至少要争取英国的善意中立，以免遭遇来自海上的威胁；从切身安危看，则要与俄国建立密切关系，尤其要避免法俄两国走到一起，令德国陷于陆上的两线作战。但在俾斯麦去职以后，威廉二世及其外交幕僚对俄国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拒绝用约束奥地利来换取俄国的友谊，结果俄国在短期内就和法国结成了同盟，使德国在东西两个方向同时面临强大的陆上对手。这就使陆军变成了维系德国生存的主要支柱。
1877年，深谋远虑的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元帅制订了一个同时对法俄两国作战的计划：开战后在西线采取守势，以主力经东普鲁士削平俄属波兰突出部，达成战术胜利，迫使圣彼得堡退出战争；随后回过头来攻击法军，逼迫巴黎媾和。这是一个弹性很大、具有守势特征的方案，优点是不须增加太多常备兵力，并且以政治手段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整个1880年代德国陆军总兵力仅增加了17%，到1890年为止，其陆军军费仅占英法俄奥德五强总数的22.7%，低于德国经济总量在五强总额中的比例（25%）。但到了20世纪初，以施利芬伯爵为代表的新派军人开始鼓吹用速决战法在短期内打垮法俄两国，策略是将80%的兵力放在西线、在开战前6个星期就包围并歼灭法军，随后再把主力移动到东线、击败俄国并迫使其退出战争。为了实现扩大在西线军事优势的目标，德国从1893年起就努力增加一线兵员的数量，花在陆军建设上的开支也是水涨船高。1900年德国海军军费为1.51亿马克（约合740万英镑），同年陆军军费高达6.86亿马克；第二次舰队法案的实施期恰逢德国陆上安全形势继续恶化，陆军军费继续高速增长，1910年海军军费为4.21亿马克，恰好为陆军军费（8.34亿马克）的一半。而在大战爆发的1914年，德国陆军军费更是疯涨到史无前例的18.06亿马克，相当于海军军费（4.58亿马克）的4倍之多！
作为横向对比，英国身为海洋国家，把在大陆上对抗德国的义务转嫁给了法俄两个陆军强国，本身的财力则可专注于海军建设。在英国历史，1900-1914年是陆军军费绝对数字高企的时代，但和德国的情况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1900年，受布尔战争影响，英国陆军军费高达214万英镑，但仍低于海军军费（292万镑）；1910年海军竞赛进入高潮时，英国的海军军费激增到404万英镑（合8.25亿马克），相当于德国的两倍；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英国陆军军费为294万英镑，海军军费则高达474万英镑（合9.68亿马克），遥遥领先于德国。所以尽管从1910年到1914年，德国的国防预算总额始终高于英国，但双方在海军军费上的差距反而节节扩大，这就注定了海军竞赛的结果。
从1900年到1914年，德国的海军军费由每年740万英镑上升到2240万英镑，增幅达202%，国债总额增加5095万英镑（约合10.41亿马克），共建成无畏舰17艘、战列巡洋舰5艘、前无畏舰17艘，另有2艘无畏舰和2艘战列巡洋舰在建。而英国海军军费由2920万英镑上升到4740万英镑，增幅为62%，共建成无畏舰24艘、战列巡洋舰10艘、前无畏舰31艘，另有12艘无畏舰在建，胜负不言自明，这还是建立在德国军费总额逐渐超过英国的基础之上。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里茨勒不由得惊呼：“英国人永远可以建造两倍于我们的新军舰！”
不仅如此，英德两国的战略博弈还存在另外一层玄机：德国在大陆上的安全困局和陆军军费负担的增加，实际上是英国有针对性地运作的结果。当伦敦意识到德国的“海权偏执”明显指向对英国海上统治地位的觊觎时，当机立断与法俄两国结盟，迫使德国将注意力和财力放回到大陆，集中力量应对近在咫尺的威胁。柏林处心积虑的大海军建设，在最终结出果实之前就草草收场，而这个早熟的强国，最终也亡于海陆强国联合的围困。
今日的中国和昔日的德国一样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发展大海军时也会面临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固有困境。所幸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成功地解决了西部和北部陆地边境的安全问题，为进军海洋创造了关键的先决条件。然而陆上安全形势绝非一成不变，在历史上，“边缘地带”国家曾不止一次遭遇“心脏地带”陆上强国与外围海洋大国的联合绞杀，这一点在“边缘地带”崛起为一个新兴权力中心时尤其常见。我们不应忘记，两次世界大战在地理意义上都是作为“心脏地带”国家的俄国与海洋国家联合对抗“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斗争，而国际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也早已提出告诫：“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必须由它自己来决定，但这种努力是否成功则取决于其他国家做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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