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China。随着近年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际影响空前扩大，China在国际上的名声愈益响亮。为什么国际上把中国叫做China？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支那”一词与此有关吗?它是怎样成为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的?这些既包含着许多有趣的历史知识，也记载着中国的兴衰荣辱，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国运。

　　China一词来源于“秦”

　　对于CHINA这个词的起源，人们看法不一，但现在中外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它是“秦”这个词的音译。说到这里，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秦始皇，或者秦王朝，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所以外国人把中国叫做“秦”。错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但实际上早在这个时间之前三百年，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就已经用“秦”来称呼中国。现在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用“秦”称呼中国的，是公元前5世纪古代波斯文的文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得不去了解一秦始皇的祖先。我们都知道，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两个时代先后出现了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国都是其中的主要角色。“春秋五霸”之一就是秦国国君秦穆公。五霸在位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公元前7世纪。秦穆公是秦国早期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君王之一，但是秦要参与中原的争霸，有很多不利条件：秦国地处现在的陕西以及更西边的地方，荒凉偏僻，要向东方前进往中原发展，在南部要通过淆关、函谷关；在北部就碰到黄河的阻拦。崤函及黄河东边是强大的晋国，争霸中原的强劲对手。所以秦国往东发展，困难重重。于是秦穆公晚年改变了战略方向。

　　秦的西边是所谓“西戎”，戎王听说秦穆公雄才大略，未免担心秦穆公向西扩展，于是就派了一个从中原的晋国投奔过来的人，叫做由余，到秦来探听虚实。秦穆公君臣发现这个人是个人才，就采取了一个离间计：先是把由余留在秦国好长时间不放回去，又用声色贿赂戎王，使之愈益耽于女色，这时又让由余回西戎去，然后又不断派人请求戎王再派由余到秦国来。戎王果然就对由余产生了猜忌，由余不得不背叛戎王，投靠了秦国。他的背叛后果严重：他建议秦穆公，与其费尽心力争霸中原，莫如向西发展，西戎有大片土地、人口和其他资源，如果秦先拥有了这些资源，再向东发展，岂不是如虎添翼？

　　于是“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史记·秦本纪》）。

　　秦穆公向西“开地千里”，力量达到了什么地方？难以判断。当时，包括现在我国新疆和现在的中亚西亚，与我国内地早就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可以推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秦的名号像波浪一般向西传播开去，一直传到中亚、南亚甚至西亚这些地区，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也给世界带去了“秦”——China这个名字。

　　谁把中国称“秦人”

　　在秦穆公称霸西戎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在西亚出现了一个大国——波斯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辉煌历史。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在世界古典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比较后起的一个。真正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古代埃及。西亚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是文明的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还是文明的太阳不断升起的地方，在公元前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曾经出现许多高度发达的文明。波斯文明又是西亚文明中的后起之秀。在西亚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的基础上，波斯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于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来，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

　　秦与波斯，两个国家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建立无疑为秦的大名在这个地区的传播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所以，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就以“秦”来称呼中国了，证据就是波斯的古代文献。用现在的拉丁文字拼写出来，就是Cin，Cinistan，Cinastan等。

　　阿契美尼德帝国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灭亡在长途东征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手里。灭掉波斯以后，亚历山大大军继续东进，直捣印度河流域，使当地政治重新洗牌。亚历山大撤走以后，有一支家族势力趁机兴起，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帝国（公元前4世纪末建立）。

　　孔雀帝国的开国首相乔底利耶著有一本著作《政事论》，讲的是安邦治国的事。书中有“产生在Cina的成捆的丝”这样的句子。这个Cina同样就是指中国。或许，印度是从波斯人或者马其顿希腊人那里知道中国，而来自遥远的欧洲、征服了波斯的马其顿希腊人，如果知道中国，也一定是从波斯人那里知道的。印度从波斯人那里，或者从征服者马其顿人那里知道了中国，并沿用了他们对中国的称呼，并且还知道中国的丝。

　　所有这些，不都是从由余向秦穆公献上的一计，然后“开地千里，逐霸西戎”而导致的吗？

　　大家可能会问，这些是不是只是猜测？我们怎么知道“Cin”或者“Cinastan”就是指中国呢？中文史料中有没有印证呢？

　　我们来讲一段著名的“汉武帝求汗血宝马”的故事。大家知道，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武帝听说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出良马，非常想得到这样的马匹。汉朝要抵御匈奴、要开疆拓土，要发展骑兵，必须要有好马。所以，汉武帝决定不惜代价求取大宛的好马，先派使臣商议，不成，于是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带兵长途远征大宛。

　　李广利因为这件事“名垂千古”。但他既不像卫青、霍去病那样功勋赫赫，也不像飞将军李广那样威震匈奴。他的妹妹是汉武帝的宠妃，即著名的“倾国倾城”的李夫人，汉武帝是想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武帝发西域附属小国六千余骑，又发中原“郡国恶少年”万余人，浩浩荡荡开到大宛边境。一个平庸的将军带着一大批乌合之众长途跋涉，给养又跟不上，仗打得好不好可想而知。大宛人坚决抵抗，李广利战败退兵，汉武帝大怒，再次调集军队粮草，让李广利务必打赢这一仗。这一下李广利不能掉以轻心了，果然率领兵马又杀回大宛，团团把大宛城围住。

　　当时，大宛人有一个弱点：不会打井。城中取水完全靠城外河流。李广利派水工把城外河流堵截起来，使城里无法取水，想通过这种方法迫使大宛投降。即使这样，大宛城被围四十余日，还不投降。李广利正纳闷的时候，大宛城里吃不住劲了。一些大宛贵族商议：汉朝大兵围困，我们迟早抵挡不住，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国王不答应汉朝的要求，还杀汉朝的使臣，这不是办法。贵族商议以后，就把国王杀了，然后提着国王的人头与汉军谈判说：别再打了，国王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们要马随便带走，如果还要打下去，我们就把宝马全部杀掉，还会从西域其他国家调救兵，结果怎么样，你们看着办吧。

　　李广利一听这个情况，就和部将商议：“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史记?大宛列传》），再打下去还很麻烦，不如见好就收，把马带走吧。于是，这场劳民伤财、导致民怨沸腾的战争就结束了。战争结果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感兴趣的是贰师将军李广利这句话。

　　“闻”就是听说，就是说，一定是有人向汉军报告了情况，大宛城中新近得到了“秦人”会打井，所以无法再通过断其水源的方式迫其投降。那么，“秦人”是什么人？如果大宛人不会打井，这一带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不会打井，所以，“秦人”必定是汉人。为什么李广利这句话中不把中国人叫“汉人”而叫“秦人”呢？其实不是李广利这么叫，是向李广利报告情况的人这样叫。谁能向李广利报告这个情况呢？只能是当地人。

　　我们因此而知道，在西域当时确实把中国人叫“秦人”。

　　也许有人问，这是不是孤证，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你认为这一个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汉武帝派往匈奴的使臣卫律投降了匈奴，很受匈奴单于器重。就是他曾经逼迫另一位使臣苏武投降，他跟19年持节不屈的苏武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还设计借单于之手杀害了投降匈奴的李广利。汉武帝晚年又派李广利出征匈奴。此时的匈奴经过汉朝多次打击，力量早已今非昔比，李广利出征打得还算顺手。但正在此时汉武帝宫廷内发生了内乱，直接牵涉到李广利和他的家族，他出于立功赎罪的心理盲目冒进，兵败被擒，于是投降了匈奴。卫律嫉妒单于对李广利的器重，设计让单于杀害了李广利。几年后汉武帝去世，匈奴也因为一再遭到汉朝打击而疲苦不堪，经常担心汉兵袭击。卫律于是给单于出主意，让他们打井、筑城、建仓库藏粮。让“秦人”替他们守卫。因为匈奴本是游牧民族，不会守城，打起仗来常常等于拱手把粮食送给了汉军。让“秦人”来守卫，“汉兵至，无奈我何”（《汉书?匈奴传》）。这些所谓“秦人”，显然就是随李广利投降了匈奴的汉朝军队。

　　你也许会问，大宛匈奴时代久远，当时对中国称呼为“秦”，能够说明后世对中国的称呼吗？那好，我们还可以讲第三个故事。鲁迅曾把一些人称作“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什么是舍身求法？就是舍死忘生，不怕困难和危险，到西域、甚至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学习佛法。中国僧侣最早到西域去学习佛法，始于三国时期，但到印度本土的第一批僧侣是东晋时期，其中的代表者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前面讲的汗血宝马战争、李广利北伐匈奴是公元前2世纪末的事，东晋高僧法显到印度是公元400年左右的事，前后相差五六百年。法显回国后著有《佛国记》，讲他去印度求法的经历。他在中亚和印度游历时，在谈到自己的祖国中国的时候，“秦土”“汉地”并称，又称中国僧人为“秦道人”。这显然也是按照当地人的叫法称呼中国和中国人。当地人见到来自“秦地”的人来学习佛法，说哎呀，真了不起，那么偏远荒凉的地方的人都知道学习佛法。可见，公元前4世纪孔雀帝国时期印度就把中国称作秦，800年后法显去时依然把中国称作秦。

　　这样，中国和外国的史料就对上号了。不管是《史记》、《汉书》还是法显，所说的“秦”、“秦人”一定是当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Cina的回译，他们当时一定明确知道Cina就是当地人对“秦”译音。从北边的匈奴，到西边的波斯，到南边的印度，这么广大的地区都把中国叫做“秦”，更远的欧洲人也用“秦”称呼中国，就不足为怪了。

　　“秦人”摇身变“支那”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对中国的这种称呼也传入中国，但是中国人以及来华的西域高僧在翻译佛经时，有时直接用“秦”来直译这种对中国的称呼，而有时又把它按音翻译成“支那”、“至那”或“脂那”。

　　例如隋代的僧人学者费长房（公元6世纪人，不是东汉那位同名方士），在其著作中就说，中国总称“脂那”，或者“真丹”，或者“震旦”，“此盖取声”（这都是根据发音而译）。

　　对“至那”或“支那”做出最好说明的，是玄奘和他的学生。

　　玄奘是公元７世纪的人，比费长房晚一个世纪，比法显晚了两个世纪，法显就是他崇敬的前辈和先驱之一，他就是学习法显精神去印度(天竺)学习佛法。玄奘到印度时，印度陷于分裂状态，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实力最强，趁机崛起，其国王（玄奘称他为戒日王）凭着强大的实力征服了东西南北四天竺，建立了一个统一但短暂的大国家，自称摩揭陀国。

　　玄奘到摩揭陀国，见到戒日王，寒暄过后，戒日王就问，你从哪里来，目的是什么？玄奘对曰：我从大唐国来，来学习佛法。接着王就问了，大唐国在什么地方？经过哪里？到那里有多远呢？玄奘就说了，在此东北数万余里，你们印度以前所说的“摩诃至那国”就是。

　　国王接着问：我听说摩诃至那国有位秦王天子（指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前称秦王），这个人少年的时候就怎么怎么聪明，长大以后怎么英武（下面一片溢美之词，我猜测这是玄奘拍唐太宗马屁呢，《大唐西域记》是写给唐太宗的出国考察报告。印度国王怎么至于对唐太宗那么吹捧呢），大唐国就是这个国家吗？玄奘说：对。“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至那国是我们以前的国号，现在我们叫大唐了。

　　显然，玄奘是外交和外宣高手，他是用戒日王已有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来向他来宣传中国。这比我们当前“有关部门”对外宣传的方法要高明多了。在《大唐西域记》里，玄奘写的是“摩诃至那”。“摩诃”就是“大”的意思，“摩诃至那”就是“大中国”。

　　玄奘回国以后，声名显赫，但他一心在长安的大慈恩寺译经。玄奘的学生慧立，给玄奘写了一本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中记载，有一次，一个“露形尼乾子”（耆那教修行者，裸身生活，不着衣物）来拜访玄奘。玄奘听说他们善于占卜，就向他请教自己是该继续留下还是回国、寿命如何等等。玄奘对这位尼乾子称自己是“支那国僧”（中国僧人）。

　　慧立没有去过印度，他是跟在玄奘身边，听玄奘讲述所见所闻。“支那”就是“至那”的异写。

　　刚才讲了，玄奘是用戒日王已经有的知识去向他来介绍中国的，那么戒日王此前他对中国的知识是哪里得来的呢？这又有另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牵扯到中国的另一个名称“震旦”。

　　自孔雀王朝印度具备了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以来，中印之间民间交往就接连不断。西汉张骞向汉武帝建议打通从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道路（汉武帝和张骞的目的是找到一条迂回包抄匈奴的路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汉魏以来西域各地各种僧俗人等频繁往来中国西域之间，法显开启了中国僧人求学印度本土的先河，一批批中国僧人前往印度，这些都使中印之间的彼此了解日益增多。在玄奘之前，有一位中国使臣梁怀璥就曾来到过戒日王的宫廷。戒日王登基后就向唐朝派出了使臣，梁怀璥就是唐太宗派去回访的使臣。戒日王听说唐朝使臣来了，惊问国人：自古以来，曾有“摩诃震旦”的使者到我国来过吗？大臣们都说：没有。戒日王吃惊的不是来了中国人，而是第一次来了中国官方使节。一定是这位使臣向戒日王详细介绍了中国和唐太宗。

　　“摩诃震旦”是什么？也就是“摩诃至那国”。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从西亚到中亚到南亚的这一大片地区，有好多以“斯坦”结尾的地名和国名。“斯坦”一词来自古代波斯语，表示人居住的地方。既然“支那”是一个国家，当地人顺理成章地也在后面加上个“斯坦”，这就成了Cinastan，也就是China+stan。

　　再反过来译成中文，就是“真丹”或“震旦”，上述费长房书中已有这种译法。摩诃震旦，也就是“大中国斯坦”。

　　《新唐书》在记载此事时，还特意说明：“戎（外国人）言中国为‘摩诃震旦’。”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北至匈奴，西至大宛，南至印度；公元前3世纪，到关于7世纪，前后一千年，这么大一个地区，这么长时间，通通都把中国叫做“秦”国。追根溯源，是不是可以说都出自由余向秦穆公的一个建议——称霸西戎，结果导致“秦”的大名传到世界，成了中国的代称。“秦”这个名称，后来逐渐演变成现代西方语言中的China一词。

　　“秦”之名：漂洋过海到西方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欧洲，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称呼中国的。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中国有另外一个称呼：赛里斯国。多数学者认为，就像CHINA是“秦”的译音一样，“赛里斯”就是汉语“丝”的转音。的确，正如前述印度孔雀帝国乔底利耶《政事论》中把Cina与“丝”联系在一起一样，欧洲关于“赛里斯”的传说也总是与丝绸联系在一起。

　　由于距离遥远，古希腊和古罗马对中国的认识远远比不上中国周边的国家，而是有很多不准确、甚至荒诞不经的地方。

　　现在所知，第一个记述“赛里斯国”的是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人克泰夏斯，他在波斯国王的宫廷中担任宫廷医生。进入罗马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多了起来，罗马文献中提到中国的地方也多了起来。但是他们提到中国，就像是海客谈灜洲那样烟涛微茫，似是而非。在古罗马人眼里，中国是与丝绸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们却认为丝绸是从树上采的。

　　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后来逐渐脱离了神话的色彩。

　　大家都知道公元79年罗马维苏威火山爆发的事。是古罗马最博学的科学家和作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是一位舰队司令，就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为了解火山爆发情况并救援灾民而身亡。他著有37卷的巨著《博物学》（或译《自然史》），记叙了近两万种物和事。其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农业、手工业、医药卫生、交通运输、语言文字、物理化学、绘画雕刻等方面。在这部著作中，他比较详细地讲到了赛里斯国的情况，但是，还是有很多传说不实的情况。在他笔下，赛里斯人“身体高大，过于常人，红发碧眼”，赛里斯国的丝是生在树上的，取出后用水沾湿，就理成丝了，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而罗马的富豪贵族之妇女，用它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人举止温柔，但是很少与人接触，做买卖都是等待他人前来，自己而绝主动去售卖。

　　关于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喜好和追求，有很多故事。比如凯撒穿着丝绸的袍子去戏院看戏引起轰动；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穿的丝绸衣服，是把中国丝绸运到埃及以后，由当地的织工拆下来又一一纺织；公元前1世纪罗马著名军事将领克拉苏率军去征服波斯，波斯军队在阵前把丝绸军旗挥舞起来，把罗马军队晃得眼花缭乱。

　　有人会问，怎么知道这里所说的赛里斯国就是中国？当然，这是上百年来中外学者们，根据各种依据，进行了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各种依据中有一个就是，所有这些史料都把赛里斯国与丝绸联系在一起，丝绸的来源国只能是中国。在中国的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是养蚕制丝的始祖。的确，中国早就生产丝绸了。而且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够养蚕制丝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丝绸早早就传向了世界，使中国的形象与丝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说到这里，不妨再稍稍岔开一点，说说中国制丝技术外传的经过。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西域的瞿萨旦那国（即现在的新疆和田）的国王，为了从其东部邻国求取蚕种而设下巧计：向这个邻国求婚。邻国严格禁止蚕种外传，前往迎娶公主的使者按照国王的指示，悄悄对公主说：我国一直没有丝棉桑蚕之种，你可以自己带来，做自己的衣裳。公主爱美心切，于是“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来到边境后，守关官员严加盘查搜索，只有公主的帽子不敢搜查，于是蚕种被带到了瞿萨旦那国。这个故事说明得到蚕种及制丝技术的不易。但是玄奘这个故事没说是什么朝代的事，没说这个“东国”是哪个国家。它不大像是中国的中原王朝，因为遍求中国历史，历代没有把公主嫁给和田国王的记载，而且和田跟历代中原王朝之间管辖的地区都不接壤，中国不是它的“东国”。所以东国也许就是另一个西域国家，不知它怎么得到了养蚕制丝的方法，却秘不示人。

　　这个故事本身让人觉得，外界要想获得养蚕制丝的技术，确实挺不容易的。

　　那么，中国养蚕制丝技术是怎样传到西方去的？公元6世纪，养蚕制丝技术在中国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流入了欧洲的拜占庭帝国。当时正好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可能因为国家分裂，战争频繁，对养蚕制丝术外传的防范有点疏漏了。有两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分别记载了这个故事。一位叫普罗科皮乌斯（500—565年），他写道：有几个印度僧人来到君士坦丁堡，探悉到查士丁尼皇帝希望以后罗马人不再自波斯人处购买丝货。于是他们对皇帝说，我们曾经住在一个叫赛林达（即赛里斯的另一种写法）的地方，当地也有很多印度人，我们就留心探知丝绸是怎么制作的，它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从树上长的，是如此养一个小虫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们想得到养蚕制丝方法，我就回到赛林达国去把技术给你们偷过来。于是查士丁尼皇帝许以重金，让他们回去，求去这项技术。这几个印度僧人就回到赛林达国，把技术带到东罗马帝国。于是，东罗马帝国从此开始知道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们也开始学习养蚕制丝技术。

　　印度僧人知道欧洲人不想再从波斯人购买丝货。我们知道，波斯横亘在东西方之间，利用这种地理位置，垄断了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获得丰厚的暴利。欧洲人想得到丝绸，无法直接从中国购买，只能通过波斯人的转手贸易。拜占庭当然不愿意老受波斯人的盘剥，想自己得到这项技术，这几个印度僧人于是投其所好。

　　公元6世纪突厥兴起以后，曾经跟波斯和拜占庭都有过或战或和、或急或缓的关系，也曾经垄断着东西方的丝绸贸易。另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提奥芬尼斯（公元6-7世纪），与普罗科皮乌斯的记载非常相近，但有细节的不同，他说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有波斯人至拜占庭传示养蚕方法。此人曾经在赛里斯国居住，归国时把蚕种藏在行路手杖中，然后又携至拜占庭。

　　这些故事是讲中国丝绸外流的故事。我们回头讲刚才的问题，与丝绸联系在一起的赛里斯国，必然是指中国。

　　既然欧洲最初以“赛里斯国”称呼中国，那么，“秦”（China）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时候、怎样传到西方的呢？

　　如果说，“赛里斯”这个名称是从陆路传到欧洲的，那么“秦”就是从海路传过去的。

　　罗马人本来是农业民族，但是因为不断扩张，先是把整个地中海流域全部据为己有，然后继续扩张，占有了北非西部海岸，又灭掉了希腊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七世治下的埃及，占据了北非东部海岸及红海海岸；公元1世纪向东欧扩张到黑海海岸；公元2世纪，因为对波斯的战争一度扩展到波斯湾。

　　因为国土如此庞大，海岸线如此漫长，农业民族罗马也就练就了远洋航行和远洋贸易的本事。罗马水手、罗马商船和罗马的海上贸易商人，也都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远行世界各地。

　　既然罗马人到达了红海和波斯湾，从这里远洋航行，很容易到达印度海岸。而且，公元1世纪，罗马水手在印度洋上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季风的规律。这个发现使远洋航行如虎添翼。从印度继续东行，很容易就到达了东南亚。

　　在汉朝的历史记录中，有好几条是讲大秦（罗马）人从东南亚来到中国。公元120年，掸国（在今缅甸）国王给东汉朝廷送来了来自大秦国的“幻人”（魔术杂耍艺人）。《后汉书》特意说明“掸国西南通大秦”，这个认识真是正确无比。公元166年，一位所谓罗马皇帝的使臣从日南（今越南）来到洛阳，于是东汉与罗马得以建立联系。而且，当时中国的水手已经开辟一条从中国大陆南端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渡过南海到达印度海岸的海上通道。这样，罗马人开辟的从西方到达印度的航线，与中国水手开辟的从中国到达印度的航线，就连到了一起，从理论上说，罗马人与中国人的海上通道已经是畅通无阻了。

　　既然印度人以“秦”称呼中国，这个称呼也就顺理成章地为罗马人所沿用。

　　现在知道的最早以“秦”来称呼中国的，是公元1世纪的一份文献，叫《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此书作者可能是住在埃及的一个罗马商人，他在书中最早把中国叫做“秦尼”（Thinai）。但是，他的书里把“秦尼”和“赛里斯”并称，并且认为“秦尼”是“赛里斯国”的一个城市。

　　公元2世纪时，伟大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他的名著《地理志》中，也是把赛拉（Sera，他认为是赛里斯的首都）与秦奈（Sinai，即Thinai）并称。在托勒密时期，商人和水手们航行于世界各地，罗马人的地理知识已经丰富多了，所以书中也讲到中国的山川，但是错误很多。

　　公元6世纪，有人在书中把中国称为“秦尼扎”（Tzinitza），显然也与前面说的秦尼、秦奈等同源。

　　可见，由于罗马的海上扩张，“秦”这个名称逐渐进入罗马，与“赛里斯”同样成为对中国的称呼。这就是现代西方语言中“China”这个词汇的来源。

　　直到13-14世纪，欧洲还有人以“赛里斯”称呼中国，并且对中国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

　　原来它们都是指中国

　　而就在这时，公元1271年，马可?波罗已经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将发生质的飞跃。

　　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正是蒙古帝国统治时期。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还相当笼统，他用“鞑靼”来称呼蒙古人和蒙古人所统治的地方。“鞑靼”原是与蒙古人同时居住在蒙古高原一个部落的名称，后被蒙古人吞并，“鞑靼”就成了对蒙古人的统称。还有一个就是“契丹”。现在俄语对中国的称呼就来自“契丹”这个词。大家知道，在公元12世纪前后，契丹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大的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很久，蒙古人是推翻了契丹和南宋以后进入中国，建立元朝的。还有一个听上去很美的称呼，叫做“桃花石”。不过这可不是“美若桃花的宝石”的意思。可能大家记得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讲了一个道教全真派的教主丘处机，不远万里到中亚的花剌子模见成吉思汗的故事。这是一个真的历史故事，丘处机道号叫长春子，或长春真人，是中国道教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是一个出家之人，但忧国忧民，心系天下，对由于蒙古入侵导致的连年争战、生灵涂炭忧心忡忡。成吉思汗慕名召见他时，他年岁已高，一度非常犹豫，不知万里跋涉能不能吃得消。但为天下黎民，他还是不远万里，去见了成吉思汗，希望说服他停止征战。丘处机的大徒弟李志常跟随师傅去见了成吉思汗。回来后他把丘处机西行故事写了一本书，叫做《长春真人西游记》。其中提到了西域地区以“桃花石”来称呼中国：某地的居民跟他们学会了中原人的汲水方式后，高兴地称赞说“桃花石诸事皆巧”。

　　那么“桃花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中亚的文献中，用“桃花石”这个词称呼中国早已有之，此前几百年间拜占庭、突厥和阿拉伯文献均有对中国的类似称呼，现代学者猜测其可能源自曾建立魏政权的鲜卑族姓氏“拓跋氏”，或者是唐朝的“唐”的转音。所以，“桃花石”也是早期外部对中国的称呼之一。

　　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接连进入中国，他们与中国士大夫交往、学汉语、学中国历史文化，通过他们的努力，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发生了实质性的飞跃。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意大利传教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巨擘利玛窦。他在16世纪晚期率先进入中国，从澳门登陆后北上到肇庆、南昌、南京，最后来到明朝首都北京，并定居在这里、去世在这里。他到中国后，努力学习汉文，读中国古书，穿中国衣服，当中国和尚，与中国士大夫交往，非常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功勋卓著。就是他通过对中国的深刻考察，终于搞明白了：原来以前欧洲人所说的Sina、赛里斯国、契丹、鞑靼，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所以在他的手稿《中国札记》中，就向欧洲人详细介绍了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而最被人所知的名称China是葡萄牙人所起的，因为葡萄牙人是最早到中国的沿海做生意，以及进行殖民侵略的。他接着写道：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叫做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他还解释说：第一个词的意思是王国，第二个词的意思是“花园”。这一下子欧洲人终于明白了，原来我们所说的种种传说指的就是中国。

　　至此，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终于像条条江河流入大海，找到了一个最终的归宿。

　　日本人把“支那”变成对中国的蔑称

　　由前述可知，西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与包括波斯、印度在内的古代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的称呼Cina是一脉相承的，回译成汉语，称做脂那、至那、支那，或者真丹、震旦，与对中国的其他称呼——赛里斯国、鞑靼、契丹、桃花石等一样，不但没有对中国歧视或者蔑视的意思，甚至含有对中国的尊敬。那么，日本人是怎样把“支那”这个词，变成对中国的侮辱性称呼的？

　　在17世纪以前，日本人很少用“支那”称呼中国。偶尔的使用也只是在佛教或学术圈子里，这显然与中国自己使用这个称呼一样没有任何贬义，大家熟知的与公元9世纪随遣唐使到唐朝学习佛法的著名高僧空海大师，在其诗集中就有这种用法。由于唐初中日曾经在朝鲜半岛交战（唐朝支持新罗而日本支持百济）日本惨败，日本愈发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与昌明，愈加激发了向中国学习的激情，已有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进一步发扬光大，到中国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充满着对中国的欣羡和向往。有日本学者讲：从那时以来的一千几百年间，日本才中国接受了文化上的恩惠与影响，所以过去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尊敬概念是很强的，对中国的称呼都含有尊敬的意味，甚至每一提到“唐人”，就自然而然地正一下衣襟以表示敬意。

　　进入近代，东西方开始发生大规模交流。但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在长崎与荷兰商人交往。正是通过与荷兰人的交往，日本逐步学习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这种学问被称做“兰学”。正是从荷兰人的著作中，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hina。

　　1713年，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在译介一本荷兰语地理书籍时，当看到对中国的称呼China的时候，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遂将China译为“支那”。这一时期，一些来华日本人写的中国游记也采用了“支那”这个名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这个古老的名称看做一个从西方来的新词汇。但这时的这个词汇也尚未带有贬义。

　　一个叫做佐藤信渊的人，可能是给“支那”一词加上贬义色彩的始作俑者。

　　佐藤信渊（1769～1850年）是个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西化的早期倡导人。早年学习“兰学”，了解西方科学、历史和军事等等，写过不少著作。他建议日本加强海防,防止俄国侵略,并拟定了使日本称雄世界、推行帝国主义的计划，声称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最早提出了系统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计划，后来的日本侵华和发动二战的计划方略，正是受此影响。

　　1808年佐藤撰写《海防策》一书，还认为“大清国既强大又绵密”，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同清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但到1823年他写出惊世奇书《宇内混同秘策》，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以此神州（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他声称，日本应首先“征伐支那”，如果措施得当，“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佐藤信渊倡导以“海外雄飞”论为核心的“征服支那”论，上承16世纪丰臣秀吉大陆扩张的思想，下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行动，备受日本军国主义者青睐。佐藤信渊书中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支那”，由于其思想的侵略性，“支那”一词因此带上蔑视的色彩，并广为传播并。

　　几位对日本明治维新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对“支那”一语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吉田松阴（1830-1859年），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通过兴办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响。他也把中国称做“支那”，主张“培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福泽谕吉（1835-1901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脱亚入欧论”（即日本要脱离亚洲、加入欧洲列强行列）鼓吹者，也是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写了40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称日本不幸有两个近邻：支那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对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败坏了日本在西洋文明人眼中的形象，因为西洋人总是把“日支韩”三国同样看待。“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可见其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

　　但福泽又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许多方面是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不可比拟的，并时时在文章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复杂心情，羡慕嫉妒恨。他说，中国的名声在西洋很响，西洋人对日本相对不够重视。“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要进一步不断地采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扩大贸易，伸张国权。而他艳羡、垂涎中国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对中国充满不屑和厌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日本人“到支那去应受奖励”，因为“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日本人要大胆西渡，将“支那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有好处”。但以经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国去搞“国权扩张”，毕竟不能尽速，也不能尽兴。所以，福泽谕吉最推崇、最力主的，还是武力侵华。

　　福泽谕吉为尊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战败的80多年间日本所走过的历程，基本上就是福泽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国家”的道路。福泽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在中国大陆领土中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照样做了。

　　福泽的这些言论都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因而影响甚大，其对“支那”一词的传播也就更加有力。

　　这些思想家们用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因为往往与对中国的蔑视和入侵中国的著作相联系，因此带上了贬义色彩。但仔细想来，这样称呼中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过去日本与中国一样，常常以朝代名号称呼中国，如古时的“遣隋使”“遣唐使”之类。19世纪日本也称中国为“清国”，尤其在针对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就被称做“日清战争”。但朝代号不等于国号，而中国此时并无正式的国号。中国虽然自古自称为“中国”，但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也并非国名，而此时的日本人已经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央之国”称呼名不副实，而且此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衰落中（福泽谕吉甚至夸张地描述这种衰落），再也不堪像过去千百年来那样成为日本的老师，因此滋生对中国的蔑视，不再想用过去那种充满崇敬的唐、汉等名称，再加上滋生了侵略甚至吞并中国的野心，因此也不愿再用“中国”这个称呼。正在此时从西方舶来了China一词，日本人联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因此就开始这样称呼中国了。这又与当时强烈的崇洋心理正相一致。而且西方人也并不像中国人自己或日本人过去那样按照朝代名称称呼中国，而是一概称中国为China。这一点也显然影响了日本人。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更让他们感到自己进入了“文明”行列，更加不堪与“野蛮落后”的中国、朝鲜为伍。这样，“支那”一词就被糟蹋变质了。

　　甲午战争，日本竟然一举战胜了千百年来的老师中国，这使日本人又惊又喜，满街充斥着“日本战胜，支那败北”的欢呼。“支那”这个称呼充斥日本社会。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接着清朝覆灭，民国建立。此事一时使维持君主政体的日本感到惊惧，担心民国风潮危及日本天皇政体，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共和国，妨碍其侵华利益。1913年日本迫于大势决定承认中华民国，鉴于在公文中使用“清国”名称已不合时宜，与中国政府在条约国书中理应使用“中华民国”名称，但又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脑，“在帝国政府内部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以‘支那’代之”。以“支那”称呼中华民国，意味着日本只承认中国地域上暂时存在的某个政权。而非中华民国政府。为其日后侵华扶植伪政权埋下伏笔。1929年那个暴露了日本侵华野心的《田中奏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这两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许多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也借用了日本的方式，管自己的祖国叫“支那”。原因也在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国号，“清朝”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国家的名称，尤其是对于那些革命派来说，他们正要推翻这个朝代，不可能以“清国”称呼自己的国家。“中国”、“中华”这样的名称他们不想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华”还容易使人想到自古有之的华夷之分。所以，他们就借用了支那这个名称。

　　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情况比比皆是。梁启超有一个笔名就叫“支那少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国外，有段时间住在印度，他的女儿康同璧万里探父，走的完全是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道路，她为自己的壮举自豪，作诗记述自己的这次行程：“若论女子西行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接见康同璧，还盛赞他这句诗。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有了自己的国名。但是又有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连许多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南方革命政府和北洋政府到底谁是中华民国。直到1927年以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名称才逐渐普及开来，“支那”这个名称在中国逐渐地消失了。但这时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的时期，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当时中国的爱国人士和中国政府坚决予以拒绝和抵制。

　　1913年9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访日本外相，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称呼，改称“中华民国”。但日本政府以已有此种先例为由予以拒绝。尔后，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时，中方都对日方坚持“支那”称呼进行过抗议，但均未获理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实现统一，日本依然沿用“支那”称呼。1930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责令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Republicof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以断然拒绝接受。”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引起日方注意和日本媒体的强辩。中国几大媒体同时发表同名的长篇连载评论对其强辩予以批驳。迫于中国强大压力，此后日本对华条约或公文里大都改称了“中华民国”。但是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蔑华仇华心态没变，“支那”称呼在其他公私文件、文章和口语里依然充斥，一些政界要人坚持“支那”蔑称。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日本，专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在任何出版物、媒体、公文上一律不能以“支那”称呼中国，必须以“中华民国”或者“中国”称呼。再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国际形象大为改变，“支那”这个名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现在“支那”一词还在使用吗

　　但是这个词本身真的消失了吗？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新中国政府怎么对待这个称呼呢？是不是一见“支那”就一概予以排斥呢？也不是。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当时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件大事：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

　　战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所谓“印度支那（Indo-China）”问题，前前后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个称呼指的就是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19世纪这三国沦为法国殖民地，由于地处印度和中国之间，法国人就把这些地方叫做印度支那。类似的地名还有“交趾支那”（Cochinchina）大体是越南南部一带。上世纪40-50年代，印度支那三国掀起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60-70年代，三国经历了抗美救国战争；整个80年代这里又因为“柬埔寨问题”而成为国际热点。

　　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以重要一方的身份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有两个议程：一个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一个是解决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就照样大大方方地使用“印度支那”这个称呼。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我们达成的这些协议不仅仅结束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把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而且也将进一步缓和亚洲及世界的紧张局势。”

　　直到90年代，印度支那问题依然是当时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印度支那这个名称也照样不断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和媒体中。

　　现在形势变化，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大东盟，中国与东盟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印度支那”这个词已不被人们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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