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配图)
照相技术自1839年在法国问世,1844年由法国传教士南格禄带入上海,以后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1852年,上海隆泰洋行开设照相馆,为近代中国最早之照相馆。1860年代,上海至少有森泰等三家照相馆。1909年,上海已有30家照相馆。截至宣统年间,不光上海、广州等通都大邑,即使一些小城镇,都出现了照相馆。照相技术一传入中国,就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1844年,参加《中法黄埔条约》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两广总督耆英应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吉尔(JulesItier)之邀,拍摄了肖像照,这是中国高官拍摄肖像照之始。1878年,郭嵩焘率中国驻英使馆成员在伦敦照相馆集体照相,为中国外交团体拍摄集体照之始。从清末到民国,几乎所有高级官员、重要政党、社团,无不尽力发挥照相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通过赠送照片联络情感
照相最先与政治发生关联,是政治人物将自己的照片作为名片赠送他人,以拓展人际关系。
李鸿章是晚清对西洋高新科技成果比较敏感的政治大员,也是善于利用照相拓展关系的政治家。1880年前后,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已经摄影赠人。传世的一幅李鸿章照片,收在伦敦卡塞尔出版社于1903年出版的立德夫人著《李鸿章的生平及其时代》一书中,就是摄于1880年前后。李鸿章1896年访问欧美诸国时,常以赠送自己的照片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他拜会德意志帝国前宰相俾斯麦时,合影留念,刊登出来,一时引起舆论轰动。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曾主导德国统一;李鸿章是大清帝国同光年间的“中兴名臣”,一度被海外舆论奉为“东方俾斯麦”。这两位东西方的“俾斯麦”得以晤面,自然是一件大新闻。8月5日,李鸿章拜见英王储妃,王妃亲为李鸿章拍照,一时传为佳话。8月17日,李鸿章会见英国前首相格兰斯顿,格兰斯顿所送礼品是自己的著作,李鸿章回赠的是茗芽四盒与照片一幅。他赠送给前首相、上议院议员罗士勃雷的礼品,也有小影一帧。
在晚清人物中,慈禧太后堪称照相迷。庚子事变以后,她从西安回到北京,就开始对从西方传进来的这洋玩意感兴趣了。她经常在宫中举办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夫人参加,借以表达她希望与各国建立亲睦关系的愿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敬意。招待会中,她时常与贵客合影留念。慈禧太后与照相,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她曾将自己扮成观音菩萨,令李莲英等人扮成韦陀等。这一照片有很深寓意。此前,她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领事馆事件,让她蒙上了邪恶的阴影。她回銮以后,竭力装出开明、善良形象。将自己打扮成观音菩萨,就是她改变自己形象的一种姿态。
其二,将自己照片赠送给外国人。1904年,正值慈禧太后“七旬万寿”,她利用这个机会,向奥、美等五国君主、总统,以及驻华公使,赠送自己的照片。其事由外务部办理,仪式极为郑重。外务部护送照片至五国公使馆的过程亦被拍照,展示了这一外交活动的全景。这是晚清利用照片进行外交活动的典型。
其三,允许书局出售自己的照片。1904年8月24日,上海《时报》刊登有正书局的广告,公开发售“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称:“此照片并非克姑娘所画之油画,乃新近照出,专赠各国公使夫人者。太后中座,皇后左立,瑾妃右立。后面三人乃裕庚之夫人及二女公子也。上有太后玺印三个,始知以前所见皆是赝本也。”有正书局的标价为每大张一元,凡购满十元者给予八折优惠,三十元者给与七折优惠,五十元者给与六折优惠。书局出售慈禧太后的照片,是否得到朝廷的批准,不得而知。但是,在书店里大模大样地出售,无人阻止,可以认为是得到政府默许的。
到了民国,政治人物通过赠送照片以拓展、加深关系,已经成为常态。孙中山存世的照片中,有很多是他赠送给别人,有的在照片边上或背面写上“孙文”二字,有的还有“某某某惠存”字样。孙中山与晚清状元、著名政治活动家、实业家张謇就互赠过照片。孙中山赠给张謇的照片,上题“季直先生惠存”,落款“孙文”。张謇回赠的照片,上题“中山总统赐存”,落款“张謇敬赠”。1926年北伐出师之际,蒋介石将自己的戎装全身肖像照赠送给宋庆龄,题写“孙夫人惠存”,落款“中正敬赠”。同年,蒋介石派邵力子赴上海游说陈布雷为己所用,为表达对陈的倾慕之意,托邵力子将亲笔签名照片转赠陈布雷。陈布雷为之感动,不久即投效蒋介石。
以照片作为政治宣传媒介
发生在近代中国以照片作为政治宣传媒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年8月29日,清廷钦差大臣耆英、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在南京下关的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略者没有忘记用刚刚发明三年的相机,留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以后,每次大的中外交涉,包括《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1902年中外商约谈判,1909年万国禁烟会议,都有照片留存下来。
晚清时期,维新派、革命党与清朝统治者,都很注意利用照相来宣传。
1901年4月17日,澳洲华文报纸《东华新报》刊登梁启超肖像照,英文标题为:The Hon Leong Che Tchau,The2ndLeader of 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意为:梁君启超,光绪新党二号人物。
1907年7月6日,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遭到清政府镇压。7月6日晚,徐锡麟被处决。行刑前,负责审讯此案的冯煦、毓朗等决定为徐锡麟留影,于是命安庆翠芳照相馆的老板钱仲屏携带摄影器材前来,为徐锡麟摄下了就义前的最后一影。为徐锡麟留影,是作为验明正身的凭据。官府原本严禁徐锡麟的绝命照流传民间,但此照未几即流入国内一些报馆、书局,被革命党作为绝好的宣传材料,披露出来。徐锡麟就义后未及两月,上海新小说社即出版了一本名为《徐锡麟》小册子。书前有四页为照片,包括“徐锡麟之小影”、“徐锡麟临刑前之照相”。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
袁世凯也很善于利用照片为自己做宣传。1909年初,宣统登基不久,袁世凯在政治上失势,被摄政王载沣以“养疴”之名,下令革除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等本兼各职,撵回彰德闲居。袁世凯下野后,韬光养晦,请人拍摄“渔舟写真”,登诸报端。1911年《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四号,以《养疴中之袁慰亭尚书》为题,刊登四幅与袁世凯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幅题为“尚书之娱乐(垂钓者为尚书、执篙者尚书之介弟也)”,所摄画面为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执钓竿,一派渔翁打扮,坐于船尾悠然垂钓。这幅照片显露出极深的摆拍痕迹。袁一身钓翁装扮,安然坐于船尾,手执钓竿做垂钓状,但面部却正对着照相机镜头。另外三幅,一为“在政界时代”,为袁身著官服所摄之标准像,一为袁世凯彰德府邸,还有一幅是花园景致。袁世凯此举,意在传递给公众一个信息,袁世凯已安于退隐岁月。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他脱下钓翁装束,结束了“养疴”生涯,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中心。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很有照相意识。武昌起义爆发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上海革命党人的报纸几乎每天刊登相关新闻照片。1911年11月,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留有集体合影;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同盟会重要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留有合影;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大总统选举会议,会后留有集体合影;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有集体合影。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于南京钟山明孝陵祭陵,留有合影。在大众传媒工具还十分有限的年代,照片对于推动、营造革命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有遗憾的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典礼,却没有留下照片。
以照相作为政治斗争工具
清季政治风云诡异多变,各政治集团之间在手段、工具上无所不用其极。在1907年岑春煊、瞿鸿禨与奕劻、袁世凯的对抗中,一张伪造的照片竟充当了关键性证据。
岑春煊以忠诚受慈禧太后赏识,源于庚子事变时期的勤王之举。两宫回銮后,岑任两广总督,力主预备立宪;同时,他加大对官员的整肃力度,得罪了中枢首辅庆亲王奕劻。此后,高层政坛便形成了岑春煊、瞿鸿禨联手对抗奕劻、袁世凯的格局。
1906年末、1907年初,革命党人在两广屡次起事,奕劻说动太后,将岑春煊调往广东清剿革命党。岑无计可施,只得离京赴任。但抵达上海后,岑却以治病为名有意滞留,意在观望。奕劻、袁世凯认为只有彻底颠覆慈禧对于岑的信任,才能使之在政治上不得翻身。他们采取了伪造照片、并将其呈交慈禧太后的手段陷害岑春煊。其具体做法是:“阴授计于人,取康有为及春煊单人相片,裂而复合,作并立状,重摄一影进于后。”照片上呈以后,奕劻等放出谣言,说岑春煊与康有为在上海会晤,“密议废后拥帝,如戊戌之变”。这可触犯了慈禧太后。岑春煊此后果然再未受到慈禧召见。直至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形势一派汹涌后,摄政王载沣才紧急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期待他能控制住局面。但岑春煊尚未到任,南北和议已成。他到任后,审时度势,与部分疆臣联名上书请求清帝逊位,拥戴中华民国。岑春煊本人在《乐斋漫笔》中也证实了此事。
关于此照片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蔡乃煌才是此事的始作俑者。蔡曾任上海道台,因事落职,时居天津,不甚得意。他想通过巴结袁世凯谋取进身之阶。他获悉袁世凯欲除去岑春煊后,便从照相馆分别购得岑春煊与康有为的照片,制作成一张合影,图像中两人作聚首商谈状。蔡乃煌将此照献于袁世凯,袁即转呈奕劻,再由奕劻上呈慈禧,作为岑勾结“乱党”的实证。岑春煊在上海被朝廷宣告开缺,而蔡乃煌则被擢升为上海道。此说见于胡思敬所著《国闻备乘》。不同的解说使得岑春煊假照片一案更显扑朔迷离,政治阴谋的色彩由此更形浓重。
清末民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会注意运用照相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洋务派中的新锐,维新党、革命党中具有海外经历的人,多谙于此道。而慈禧太后虽然喜欢照相,但她不懂得照相还可以拼接,照片上反映出来的,未必都是真的事实。所以,她被愚弄了,岑春煊因此倒了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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