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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而来的。因此，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要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谈起。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
进化论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其正确的一面在于：地球上的生物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适应生存环境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的；这种变异，在每一种生物身上都绝无例外；若不能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则必然遭到灭绝。其错误的一面在于：生物的进化实际上只发生在同一个物种之内，而不发生在不同物种之间，即不存在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进化的现象；至于最终得出“人类由猿类进化而来”的结论，则纯属荒诞的臆测。尽管各个物种的出现有着时间先后的差异，但并不能以此推断后出现的物种是由先出现的物种进化而来。
关于进化论，目前在学术界已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欧美一些国家已将进化论从中学的教材中撤掉。对此，就不再赘述了。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斯宾塞这种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就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他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异。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其《天演论》中，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其学术价值，不能完全否定。这里所要批判的，主要集中于一点：就是将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规律搬到社会学的研究中来，公开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公然将以强凌弱的强权主义宣称为“社会伦理”。
对比于佛法“众生平等”的主张，可以说，佛法是把动物人性化，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把人类兽性化。 正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依据”，早期资本主义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各国内部对广大民众施行压榨和掠夺，并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动殖民战争，实行殖民统治，进行殖民掠夺，以实现其原始的资本积累。因为，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伦理”，“强者”可以欺凌和压榨“弱者”；“优秀民族”可以掠夺、统治乃至任意宰割“劣等民族”。显然，殖民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武器”，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至于纳粹德国自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军国主义自认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并进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实行疯狂的蹂躏和屠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理论所产出的最残暴的怪胎！
本来，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歪理邪说根本不具备任何真理性，也不难加以批驳。可是，由于殖民主义者依仗其船坚炮利，强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各国置于其威胁和统治之下，结果使受到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也被迫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激励自己国家的民众发愤图强、救亡图存。因为，尽管你可以否认它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却不能无视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就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枪炮和血腥的支持下，而不是在平等的论辩中，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泛滥，成为强权主义者欣然接受和遭受奴役者被迫接受的“普遍真理”。 最近一百多年间，为什么中国众多的“思想先驱”极力主张富国强兵？归结到一点，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面对亡国灭种的血腥教训所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以暴抗暴不得已而接受的“真理”！
问题的症结在于，什么是“落后”？也就是说，究竟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先进”与“落后”？可悲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评判标准定为财富与武力，而且主要是武力（因为胜者可以掠夺财富，而败者则要丧失财富）。这纯粹是强权主义的霸道，或者质言之为强盗逻辑！
若论思想文明的高度（即主体思想的真理性），东方文明远远高于西方文明。然而，东方文明注重内在的精神升华，具有以“和”为核心的非暴力特质；西方文明则注重外在的物质财富，具有以“争”为核心的暴力特质。这就决定了东方文明不可能像西方文明那样强悍。
在中国，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是仁爱、慈悲、无为，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价值的。在印度，则是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为代表的和平传统。这种东方文明，体现了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可是，仅仅因为不如西方文明那样强悍，就被判定为“落后”乃至“愚昧”！显然，这种评判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武力，因而是对真理的亵渎！
由于被判定为“落后”，从上个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以来，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开始受到贬抑和否定；到了本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更遭到致命的打击与摧残。
“五四”运动的最大悲剧，就是“在泼掉洗澡水的时候，连同洗澡的孩子一起泼掉了”。即以“五四”旗手之一的鲁迅为例，他在批判庸医误人的同时，却把整个中华医学都否定了；他在批判阿Q式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善良与敦厚给否定了。整个“五四”运动就这样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狂潮中，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元气大伤，奄奄待毙。
我这里毫无责怪前人之意。在当时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面前，为了以暴抗暴、救亡图存，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当历史翻到新的一页，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作一番理性的思考，既不能无视当时的困境，也不能否认确实存在的严重弊端。唯有通过冷静而深刻的反思，认清这种被迫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劣而深远的影响，才能如实地去伪存真，为未来探明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被迫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是全世界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国家的一个缩影，即全世界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国家都是这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就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既是“强者”施暴的需要又是“弱者”抗暴的需要，经过这一个多世纪的逐步渗透和相互感染，本为歪理邪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终于成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所有人士都自觉或不自觉认同的“真理”了！很多人也许连“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名称都不知道，但他们都毫不怀疑“强者就该欺压弱者，弱者就该被强者欺压”，因而也都企图成为“强者”。这其实正是没有冠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于此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毒已经深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的骨髓，人们（甚至包括学富五车的“名流”之辈）已经麻痹到不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什么毒性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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