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有关《红楼梦》的解读，分歧很大。有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爱情小说，甚至有说是宫廷秘史。莫衷一是。我觉得，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只要就《红楼梦》文本本身去欣赏它，不要管什么宫廷秘史。这种说法既无意思，又无根据。

　　 《红楼梦》讲的是家庭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古人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古人对夫妇这一伦是特别看重的。孔子编《诗经》，第一首《关雎》，就是讲的男女关系。夫妇组成了家庭，成了社会的基础。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从现在到未来，概莫例外。有人鼓吹要摧毁家庭，这是空想。家庭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夫妇应该如何组成家庭？这是社会学上的绝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乃在是否以爱情为基础。马克思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情是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的。《红楼梦》写了贾府这样的大家庭，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始终居于小说的中心，它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价值，体现在为爱情主题增添了新的色彩，灌注了新的灵魂。

　　 从进化的角度讲，异性的相吸到最后的结合，最终是为了种族的繁衍；择偶的标准，有利于种族群体的优化，就是好的。试看自然界各种动物，不论飞禽、走兽、昆虫，莫不以“力”和“美”为争取异性的主要手段。惟独人这种社会动物，号称高等动物，人何尝不知道“力”和“美”，却有了另外添加出来的“势”和“利”的标准，这两个标准却是低等动物所没有的。对于门第与金钱的要求，在很多场合下却成了决定的因素，于是出现了许多悲剧。对后代的繁衍，肯定是不利的。有鉴于这个情形，中国的文学却不曾袖手旁观。常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说，没有文学、没有《红楼梦》，你可以照常吃饭、睡觉；但文学却有“无用之用”。看过文学的人，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人看待问题，就与没有文学修养的人大不一样。还有一条，文学讲的是“美”，是“正义”，是“善”。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现实中，不公平之事太多，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嚣张跋扈，好像做好人不如做坏人。但是文学不一样，历史也不一样，必须把好人写下来，把坏人写下来。“春秋笔法”，孔子说：“笔则笔，削则削”，“而后乱臣贼子惧”。秦桧害死了岳飞，但没有人因为我是秦桧而骄傲。所以，文学与历史学就是弘扬正义的，就是给人以正义的、信念的力量。一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历史。现在回到文学来。针对择偶标准的“势”和“利”，中国文学创造了一种“才子佳人”模式。从“凤求凰”的司马相如、卓文君到“待月西厢下”的张君瑞、崔莺莺，“才子佳人”的标准在“才”、“貌”。貌，是外在的美；才，才是内在的美：内美与外美结合，方构成完美的境界。这是对于传统的“势”、“利”观的抵制、否定和抗争。“才子佳人”久演不衰，道理就在这里。这种模式亦有局限性。它所标榜的“才”，无非是吟诗作对，《苏小妹三难新郎》，“闭门推出窗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才”的内涵的褊狭性，反映了才子佳人爱情观的局限。最大问题是，一对男女似乎只要诗才高妙，人物出众，就一定会成就美满的姻缘，这就未免把爱情看得太简单了。

　　 所以，《红楼梦》提出了新的问题。大观园中有许多美好的女子，宝玉似乎也有些泛爱主义，“见一个爱一个”。但他是有选择的。他是在考察。第九十一回写黛玉问宝玉：“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是古代传说中的河流，“弱水三千”指水量很大。这种观点，在《诗经·出其东门》就有体现，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林黛玉、薛宝钗都是佳人，她们的诗才连贾宝玉也自愧弗如；相比起来，林黛玉的毛病比薛宝钗多，“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善疑和多病，是她两大致命弱点。但宝玉“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以自己的忠贞和专一，还是决定选择林黛玉。忠贞和专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过去认为是太封建了，太保守了，其实是非常高尚的，值得推崇的。宝玉最终选择黛玉，是因为两人志同道合。宝黛爱情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建立在共同志趣亦即对人生道路的抉择的基础之上的。《红楼梦》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志”的问题。从“才”、“貌”两端，发展到“志”，强调志同道合，是《红楼梦》的贡献。

　　 那么，什么是“志”？古今中外的理解都有不同。一百年前，中国有个伟大的女性秋瑾，在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提出妇女在政治解放的同时，要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她在《敬告姊妹们》中说：“我们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一百年前的女子，爱取名“竞雄”、“赛雄”，客气一点至少是“亚雄”，她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秋瑾写了《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这是一百年前秋瑾的声音，喊出了时代最强烈的声音。

　　 不想，百年之后的《中国女报》，却在介绍女子如何拼命地打扮自己，推销自己。我感慨：从前是“足儿缠得小小的”，现在是“脚趾涂得花花的”，从前是“头儿梳得光光的”，现在是“头发染得黄黄的”。过去的喜儿，宁愿变成白毛女也不愿受黄世仁的凌辱；如今的喜儿，却排着队等候黄世仁一轮一轮的相亲考核。这一百年来，回到我前面所讲的，是技术越来越精密，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形式越来越多彩，内涵却越来越贫乏。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当代人好好深思的。

无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