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海之内皆兄弟”

　　 有关人的本质有很多种定义，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不是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称为“伦”。“伦”，有辈、类的意思，又有条理、道理的意思，最后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水浒传》讲的东西有很多，长期以来，都说它是歌颂“农民起义”的。但我认为，《水浒传》的本质是一部社会小说。大家想想，《水浒传》最生动、最重要的情节，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杨志卖刀杀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斗杀西门庆，大多发生在城镇上，如东京、渭州、江州、大名府等，换句话说是发生在市民社会里。列宁说，农民就好像麻袋里的马铃薯。而市民不一样，它有集成的社会关系，要交换、有分工。所以，《水浒传》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表明社会活动的广泛、社会联系的广泛。而农民背朝黄土脸朝天，不愿意背井离乡，就没有“四海”观念。《水浒传》的精神提倡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了困难，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你说谢谢，他回答不要谢，“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特色。

　　 《水浒传》的核心就是提倡“义”。这里的“义”包含：处理“义”与“利”的矛盾时，要舍利以取义。即为他人而“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这些都是崇高的美的行为。

　　 比如，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因为经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流落郓城的阎公阎婆等。还有一条需要注意，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案子可重可轻，但他并不仗势欺凌百姓，“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宋江还能平等待人，始终如一，“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十分敬重他，非怪武松要满口称赞他“是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再如，鲁达为什么可爱？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虽官居提辖，却没有家庭产业，只是一味见义勇为，抱打不平。他的身份很奇怪，其实是小说创造出来的见义勇为的典型。当鲁达和史进喝酒正在兴头上，被一女子的哭泣搞得很烦，尔后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还三拳打死了这个恶霸。这是《水浒传》最精彩的情节之一。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鲁达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与金翠莲没有任何关系，总是“没事找事”，解脱平民于危难之中。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慨，是他赢得人们热爱的根本原因。

　　 《水浒传》的最大亮点是“除暴安良”。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而是安分守己的，非常善良、勤劳、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各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四个字千古闪光，赋予了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电视剧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不合《水浒传》本意。“逼上梁山”，一个“逼”字，说明反抗是被动的。这其中的最大体现者是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一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后，高俅得知不仅不好好管教，居然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陆谦卖友求荣，设计让林冲误入白虎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八个字不要轻轻放过。陆谦的卑鄙行径，受到古今读者一致的鄙夷，这就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深意。现在流行翻案风，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但没有人会为陆谦翻案。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弱势群体需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进行救助；许多公益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加以支援。总的来讲，建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繁荣，是《水浒传》给我们的启迪。

　　 三、“四方民物俱昭融”

　　 其中,“民”，即人。“物”，是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昭融”包含发扬光大，也包含和谐亲密之意。我们知道，人类是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从本质上讲，《西游记》讲的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西游记》的主体情节是唐僧西行取经，但作者关注的不是佛经本身，而是“取经”的过程。这与许多探宝盗宝故事不一样。玄奘孤征万里，历十七载，经五十馀国，《大唐西域记》写途中艰险道：“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胡适说，为了表现取经的艰苦，《西游记》采用了“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替平常的事实”：“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也就是说，《西游记》着重写的是人在取经过程中如何克服自然界造成的困难。有的困难采用写实的手法加以表达，如无生命的山川河谷，还有由形形色色动物植物化成的妖怪。这里特别要讲一下“妖怪”的问题。过去老说，妖怪是封建迷信的说法，唯心主义。其实，“妖怪”都是大自然的动物或植物幻化而成的。如《西游记》所写的狮子怪、大象精、老鼠精等等。

　　 《西游记》里有比西方文化还高明的观点。西方文化讲人类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但《西游记》并没有“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而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游记》开卷诗讲述作者的天道观：“自从盘古破鸿濛，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就道出了天、地、人的统一，“三才”定位、万物并育的观念。吴承恩有《二郎搜山图歌》，中云：“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揭示了人类与“群怪”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黄帝铸镜，还是夏禹铸鼎，都是为了识别自然界的异物，以保障人类的安全和利益；对“有害”的妖物，要注意避开，甚至要予以斩除；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绝对不能将“怪物”一概斩尽杀绝。最理想的境界是“四方民物俱昭融”，人和物各得其所、互不相扰。这种精神，在《西游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妥善处理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是《西游记》的核心主题。小说既写到了优美的山水胜景，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的水帘洞，“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的五台山，“岩前草秀，岭上梅香”的万寿山，皆是婀娜多姿，充满生机，是人和生物栖息繁衍的最佳场所；同时，又写到了许多穷山恶水，如“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此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的火焰山，“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沉底”的流沙河，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也是对于一切生物生存空间的限制和留难。还有那“夹道柔烟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槎槎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尽，近观一似绿云茫”的荆棘岭，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本来是堪称优美的，但“荆棘蓬攀八百里”的过分繁茂，使得只有蛇虫可伏地而行，对于人则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就转化为一种“有害”的存在。这种关于自然环境“优”、“劣”判断的相对性，在稀柿衕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柿子是极好的果品，八百里满山尽挂金色的柿果，亦可算得上是极好的景致，但听凭柿树自生自长，不加管理，熟烂了的柿子无人采摘，落在地上任其堆积腐烂，遂成了环境污染之源，便朝着反面转化了。

　　 《西游记》主张顺应自然，但不赞成放弃对自然的必要干预。小说中的取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条在广阔的范围内巡视督察自然界生态平衡之路，而孙悟空所担负的则是改造恶劣环境的责任。他盗得芭蕉扇，行近火焰山，“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喜喜欢欢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改善了八百里的生存环境，使万物得以自由滋长，“地方依时收种，得安生也”。他又使猪八戒拱开稀柿衕，“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胡衕此日开”，都属于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改善。《西游记》还认为，这种干预是应该有限度的，并且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面对八百里荆棘岭的拦阻，沙僧提出用“烧荒”的方法，一把火将它烧了，便遭到了务过农的猪八戒的反对：“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蓑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好烧得！”

　　 构成大自然的，除了崇山峻岭、大江深渊等地理环境，还有那由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组成的地球居民群体。如何处理人与万物的关系，同样是神怪小说关注的主题。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也与。”他认为，人类应当以天地之体为体，以天地之性为性，人既然是天地的子女，就应该将世上的万民看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将世上的万物都看作是人类的朋友。人与万物相比，有许多长处：人有意识，万物则大多没有明晰的意识；人能言，万物则大多不能以确定的音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在处理与万物的关系的时候，人相对来说是处于主动的和支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充当万物的代言人，去关心它们的利益。《西游记》在处理人与异物的关系时，正是遵循这种精神行事的。如观音往擒红孩儿，事先嘱咐土地山神把这团围打扫干净，要三百里远近不许一个生灵在地，孙悟空暗中赞叹道：“果然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这种自责精神，就孙悟空而论，是难能可贵的。这就让我联想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白娘子水漫金山，现代的花园口决堤。应该学学《西游记》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精神，其中大有深意。

　　 当然，大自然的万物亦有“正”、“邪”、“善”、“恶”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不加控制，任凭生物种群自然生长，任凭“邪”、“恶”的势力泛滥滋长，其结果是不堪收拾的。孙悟空一路上剿除妖怪，既是为了扫除前进的障碍，又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灵。如红孩儿盘踞在号山的火云洞，众山神都被弄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齐向孙悟空呼吁：“万望大圣为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他在通天河除金鱼怪，为的是救陈家二童性命，“从此根除，永无伤害”。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对妖怪的处置之法，不赞成将妖怪斩尽杀绝，而要给它们以生路，准许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切生物都享有生存权利，表现了一种通达的精神。现在讲环境文学,生命文学，早在《西游记》就有了。只有那万劫不复的白骨精之类，才是要坚决予以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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