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受西化影响是愈演愈烈,于是很多中国人感觉自我的严重迷失,回头看自己的文化,反问自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还有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的呢? 那么, 什么是传统文化？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先秦诸子为源头的哲学，以《诗经》、《楚辞》为源头的文学，以《春秋》、《尚书》为源头的史学。这三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代表。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古代典籍汗牛充栋，且又是用古文写成（“古文”有两层涵义：一是以文言写成，“五四”以后采用白话文，文言文就不学了，导致看不懂“古文”。二是采用繁体字，后来推行简化字，导致不认识繁体字）。这就使得很多青年人、尤其不是文科专业的青年人，很难把握，很难精通。在这种情势下，读一读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也许是不得已的弥补之法。

　　 四大名著是经得住考验的。2010年4月第七次全国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图书中，《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居前四位。四大名著不单好，且是常研常新、常读常新的。因为它们的丰富性、多义性，及由此引发人们进行思辨的潜在能量，是难以穷尽的。我们常讲“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除了其他方面，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至今还对广大群众发挥陶冶功能。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法、待人接物的态度，为什么和外国人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四大名著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四大名著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而且它们恰好各自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家，《水浒传》讲的是社会，《西游记》讲的是自然，《红楼梦》讲的是家庭——国家、社会、自然、家庭这四个方面,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四大名著又分别揭示了这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这里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四部作品，试图揭示、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

　　 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这是《三国演义》最精髓的一句话，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与核心。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写的是东汉末年之事。当时天下大乱，英雄辈出，龙争虎斗。时代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天下（国家）是谁的？谁应作国家的主人？这也是《三国演义》所提出的尖锐的问题。

　　 从正统讲，汉献帝是“天子”（“天子”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意即天之子。天是最公平、最正直、最大公无私的。皇帝受命于天，作为天的儿子，代天牧民。），但当时的天下已经不是他的了；董卓、袁绍、吕布、曹操、孙权、刘备等等，都想战胜对手，成为天下的主宰。伴随着这种形势，孔明、张松、华歆等人，在不同场合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话。这三人的政治身份、态度不尽相同，却都说出同样的见解。这种见解是从《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衍化来的，符合传统文化的本义。“尧舜”是圣贤，也是天子，人皆可以称王称帝，便成了举世认同的思想。《三国演义》这种思想是很了不得的，它和陈胜吴广所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样，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

　　 《三国演义》的本意，不在倡导人人都去争天下，而是宣扬“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观念，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双向选择”，有句话很有名，就是“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亦即臣子选择君主的权利。这种观念是《三国演义》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贤臣择主而事”的典型是赵云。他原来是袁绍的部下，在“奔走四方，寻主事之”的过程中，虽一郡之人皆愿倾心归附势大力强的袁绍，以为投奔他会有好的前途，而赵云却独回心投奔穷途的公孙瓒，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这是他的第一个选择。后来发觉公孙瓒亦为袁绍等辈，他又毅然弃之投奔了刘备。赵云选择的标准，就是所奉对象是否为明主，是否仁义，能否寄托自己的理想，实践自己的抱负。

　　 再如诸葛亮，是个很有韬略的人。但晋初士大夫“多讥亮托身非所”，甚至说若“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陈群）、司马仲达（司马懿）所能颉颃”。以诸葛亮之才略，若追求个人功业，委质魏氏，投靠东吴，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乐毅自命，以兴微继绝为己任，在刘备极为困顿的时候，看中他是寄托理想的明主，毅然决然地担当起辅佐的重任。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反面的典型是田丰。他本是袁绍的谋士，尽心竭力，却为袁绍所忌，终至杀害，临死时讲：“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者，是无智也；不识嫌疑而进之者，是不明也。”《三国演义》又引用孙盛的话说：“诸侯之臣，义有去就。……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也”。这种“背暗投明”的思想，同正统的“愚忠”相比，无疑是一个大的飞跃。

　　 《三国演义》最推崇刘备，肯定刘备是“有道之君”，是值得为之效忠的“明主”。有道无道，以什么为标准？以对人民大众的态度为标准。刘备固然算个七弯八拐的“皇叔”，但他不是靠皇叔取胜的。他是“贩履织席为业”，早已降落到底层的手工业者，他靠对民众的关切来赢得民众的信赖。“诸葛亮舌战群儒”，陆公纪曾以“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相讥，诸葛亮坦然答道：“昔汉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长，宽宏大度，重用文武而开大汉洪基四百馀季。至于吾主，纵非刘氏宗亲，仁慈忠孝，天下共知，胜如曹操万倍，岂以织席贩履为辱乎？汝小儿之见，不足共高士言之”。刘备樊城之败，十几万民众要跟他走，行动迟缓，跑了二十多天，被曹操一日一夜赶上了，连诸葛亮都要他放弃民众，而刘备不肯为之。有个叫习凿齿的历史学家，说：“刘玄德虽颠沛艰险而信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所以，刘备是可成大事之人。

　　 区别“明主”与“暗主”的分水岭，是“义”与“不义”。如董卓，去打黄巾，又怕死，将社赛村民，“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回。”在董卓无数不义行为中，害民比起篡国来，更为大不义。

　　 吕布生得器宇轩昂，一表非凡，武艺超群，力敌万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凭借天赋的优势，加上有心怀忠义、识见高超的陈宫辅佐，未尝不能一展宏图。然而，吕布却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反复小人。他作为丁原的义儿，支持过他反对董卓，当董卓送上名马金珠后，便翻手之间杀了丁原，转眼又拜董卓为义父了。后来中了王允的连环计，又把董卓杀了。这种毫无气节、纯粹为一己私利驱使，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吕布的不义，品德恶劣，终于使他陷于众叛亲离，殒命白门楼，受到千古读者的唾弃，是十分自然的。

　　 总之，《三国演义》的要义，可归结为对国家的态度。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不属任何具体个人。谁能主宰国家，关键在于对民众的态度如何。关心民众、以仁为本的，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进而得到天下。反之，则不行。这就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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