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含五际六情”（图为李商隐《夜雨寄北》）

　　《诗纬》是与《诗经》相配的纬书，《诗纬》除了阐说《诗经》的篇章字句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与《诗经》无关的内容。《诗纬》因以阴阳律历附会解释诗，因而历来被视为虚假诡异、荒诞不经而否定之。其实，《诗纬》也是汉代诗说除四家诗之外的一家之言，其诗论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论具有一定的影响。较为明显的是《文心雕龙》对诗的定义，就是采用了《诗纬·含神雾》的说法。

    《诗纬》中所体现出来的诗学思想，不仅成为汉代诗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还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文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诗论观点上：

　　（一）“诗者，天地之心”说。《含神雾》：“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版，藏之金府。”作者认为，诗在天地之间居于核心的地位，因而诗能够成为君德、百福、万物的始祖和本源，诗似乎成了宇宙万物的主宰。正因为诗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因而要将诗“刻之玉版，藏之金府”。《诗纬》对诗的性质的这一认识，与先秦、两汉正统儒家诗论是有所不同的。从孔子提出“兴观群怨”，注重诗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作用，到《毛诗序》提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突出的是诗的政治教化功能。正统的儒家诗论还只是就诗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来认识的，强调了它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相比较，《诗纬》提出的“诗者，天地之心”说，将诗与作为自然宇宙的天地联系起来，从诗在天地中所处的地位上，认识到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这种认识可以说开我国古代从哲学本体的高度认识诗歌的先河。而《诗纬》的作者之所以能提出“诗者，天地之心”说，正是与纬学的自然宇宙论和“天人感应”说相联系的。纬学以我国古代天道思想为基础，在“自然天”与“意志天”两方面，衍伸发展出自然宇宙论和“天人感应”说。在纬学的思想体系中，文学艺术可以使天、地、人沟通联系起来。如《乐·动声仪》认为：音乐是“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这样，纬学中的诗论、乐论等也成为其“天人感应”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诗纬》提出的“诗者，天地之心”说，对于开启后来文论对文学本原问题的探讨有一定的意义。如王充《论衡·书解篇》在谈到人文时曾经提出：“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蜦；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文］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王充认为，天地鸟兽山川等万物皆有文采，而天地之中的人同样也有人文。王充的《论衡》虽是针对谶纬的虚假荒诞而作，但他也吸取了纬学的“人文法天象”之说。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真正从哲学本体的意义上探讨了文的起源问题。刘勰从“天之象”、“地之形”、“傍及万品，动植皆文”上，推论出天地之中的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因此，“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从天地万物皆有“文”上，指出有思想、情感和意识的人，必然有其语言文字的人文，从而提出了“文原于道”的观点，这一理论成为构筑起《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基石。刘勰这一理论的提出，既与当时的玄学对宇宙本原问题探讨的哲学背景有关，也同《诗纬》的理论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二）“诗者持也”说。《含神雾》：“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诗纬》训“诗”为“持”，将“诗”与“持”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两个字在声训上都从“寺”声，而且“持”可以作为“诗”的假借义。《说文通训定声》释：“诗，志也，从言寺声，古文从言之声……又为侍或持。”《诗纬》的作者将“诗”与“持”两者联系起来，以此表达他们对诗的认识和看法。《含神雾》中的“诗者持也，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以手承下”基本上是“持”即“握”或“执”之意，而“抱负”一词则由“以手承下”的“持”之意而发展为手抱肩负，进一步引申为“扶持”。至于诗所“持”的内容，《含神雾》中亦有指出，即“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自持其心”、“扶持邦家”，就明确地说明了诗所“持”的是个体的思想情感和家国的安定稳固，这样诗就具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和作用。《诗纬》将“诗”训释为“持”，是把“持”物的本义引申为“持”心，对物体的“把握”发展为对精神的“扶持”。这样所谓“诗者持也”的“持”，意为扶持、持守、维持、把握等含义，可解释为端正、培养、陶冶和感化等。并且，由“敦厚之教”的道德教化到“讽刺之道”的社会作用，由“自持其心”的个体到“扶持邦家”的家国，“诗者持也”说较全面地概括了诗的性质和作用，也体现了《诗纬》的作者对诗的认识和看法。

　　从《含神雾》对“诗者持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思想还是来自于先秦儒家的文学思想。儒家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和“讽谕美刺”等说是《诗纬》提出“诗者持也”的思想资源。然而“诗者持也”说却也是汉代不同于毛诗等其他四家说诗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诗论观点。如孔颖达《诗谱序正义》曰：“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然则诗由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性，使不失队（坠），故一名而三训也。”这一段话总结概括了汉代不同的诗论说，其中“诗者持也”说成为诗的“三训”之一。这一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批评家对诗歌的认识，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就采用了这一说法。

　　（三）“诗含五际六情”说。《诗纬》提出过“五际”说，而“六情”说则出自《春秋·演孔图》。《诗纬》的“五际”源自于翼奉说，《汉书·翼奉传》中有“《诗》有五际”，孟康注：“《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所谓“五际”，是指阴阳终始往复的五个关节点，即卯、酉、午、戌、亥，这五个关节点正是“变改之政”的时机，即一个朝代兴盛衰亡、转折更替的时候。《诗纬》将“五际”配以《诗经》的诗篇，加以具体说明。如《汜历枢》：“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因此，所谓的“五际”，是《诗纬》的作者以阴阳际会、五行运行的规律，配以《诗经》的诗篇，来探究人事的发展变化。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六情”说。《春秋·演孔图》中有“诗含五际六情”一条，宋均注：“六情，即六义也，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实《诗纬》的“六情”说并非是《诗经》的“六义”，而是出自《齐诗》翼奉的“六情”说，它具体指的是：喜、怒、哀、乐、好、恶。而且，翼奉在提出“六情”时，特别说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这对于《诗经》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它揭示出《诗经》中的诗篇具有丰富的抒发情感、性情的特点，具有文学批评的意义。

　　诗应该抒发人的情感、情性，诗具有抒情性，《诗纬》对诗的这一认识同先秦时期的“言志”说相比，显然是要深入一步。《尚书·尧典》记载的“诗言志”说，集中体现了我国上古时期人们对诗歌性质的认识，说明了诗歌是表达人们的志向和理想的。虽然“言志”说并不完全排除人的情感因素，但“言志”主要是抒发人的政治抱负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和看法。《毛诗序》在总结《诗经》的诗歌创作经验和艺术特点时，认识到诗既是“言志”的，它又是抒情的，因而《毛诗序》在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同时，又强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发乎情，民之性也”等等，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情志统一”说。而“诗含五际六情”说，实际上也是在“言志”说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情感因素，将“言志”说的政治方面的作用同人的情感因素结合了起来。

　　尽管如此，“六情”说毕竟认识到诗除了“言志”以外，还应抒发人的情感，这是诗的基本性质。这一点对于开启汉魏六朝诗论的“缘情”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陆机《文赋》认为诗的基本特征是：“诗缘情而绮靡。”诗的内容是抒发人的情感，其形式是精妙华丽的。“缘情”说摆脱了“言志”说对情感的束缚，而认为诗应该自由、充分地表达人的情感，“缘情”说反映了魏晋时期文论家对以诗为代表的文学的基本认识。因此，陆机的《文赋》探讨有关创作过程的问题时，特别注重人的情感因素。《文赋》曰：“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正是在注“六情”一词时，李善引用了《春秋·演孔图》中的“诗含五际六情”，由此可以说明《诗纬》对陆机提出“缘情”说有着一定的影响。此后，“缘情”说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一个重要观点，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突出地强调了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本源，《情采》篇曰：“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而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分辨文与笔时指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逎会，情灵摇荡。”文采繁富，音韵和谐，语言精炼，情感激荡，被认为是如诗、赋等一类的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我国古代诗论由先秦的“言志”说到魏晋的“缘情”说，在这一发展变化中，《诗纬》的“六情”说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