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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产生于战国时期楚国宫廷的赋，本来就是为审美娱乐而创制的一种近乎游戏的文学样式。赋在战国时期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散文文体，而是一种非诗非文、似诗似文的文学样式，但它却标志着审美文体（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与汉代注重娱乐享受的世风相关，汉赋的审美追求是注重娱乐而不是讽谏的、实用的、载道的，是迥异于中国传统的审美。
汉代是一个郑声勃兴的时代，李泽厚认为“不怕去追求一种强烈地刺激着感官、使人心神摇荡之美，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的一大成就。虽然这种美的追求在后来也产生了堆砌、造作、轻佻、浮薄、萎靡等等流弊，从它打破儒家那种处处受到政治伦理束缚的美的观念来说，是一次解放。”汉赋同“诗”、“乐”不同，它既不被看作是一种极为严肃意义的古代政治历史文献，和祭祀典礼也没有必然的关系，较之楚辞，它也和原始的巫术祭神的歌舞分离了。作为在楚辞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文艺形式，汉赋一开始就以供人以艺术美的欣赏为其重要特色，所以也就极大的发展了在楚辞中就已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词藻美的追求。对此，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自终没以来（指屈原辞赋，引者注），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作为专为审美阅读精心制作的语言艺术，它所追求的效果之一就是在阅读中尽量的耸动读者的审美视听，注重语言本身的美感，语言的视觉性和听觉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语言本身成为一种审美享受。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提供给审美阅读的作品，赋的审美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词藻、文句和文体形式的铺排、雕琢与美化上，几乎没有文学内容上的相应的审美意识，内容只是这种文体借以写作的口实，显得非常稀薄且可有可无，其中充满了装饰性的风格，成了一种炫技的表演，这种追求与传统“尚质”、“尚意”的审美要求迥然不同。
同时，汉赋在美学上追求诉诸人们感官愉悦性的“丽”之美，这和儒家与善相联的美学观念有所不同，这对打破儒家那种处处受政治伦理束缚的美的观念来说无疑是一次解放，是对审美世俗化倾向的肯定。作为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这里，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强调赋的文辞美、韵律美，也即文艺作品的艺术美。皇甫士安《三都赋序》亦云：“故文必极美，畜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由此可见，汉赋的基本表现形式便是穷丽辞以赋美物，以达到美上积丽，无以复加，“丽以淫”。正是基于此，后世论者对此形式之美多有言及。当然，要做到情景交融和使文学意象与审美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生动、更加深刻，这还有待于文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此后，陆机主张文辞须繁富艳丽，对“清虚以婉约”的风格表示不满，这是对中国传统尚“清”思想的一次反叛，有力地推动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视和探求，尤其是对儒家重质轻文，要求文章必含讽喻之意思想的反动。赋的靡丽与孔子所说的“绘事后素”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以“素”为“质”，而是以“锦绣”为“质”，在锦绣之上还要刺上美丽的花纹，使之同作为“质”的锦绣的色彩交相辉映，形成一种错采镂金的繁富美。时风所及，各类文体都受到影响，就连实用性的政论文也在所难免，比如贾谊就“作论而似赋”。
汉赋对形式美的重视还可以从汉字的运用上见出一斑。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中说：“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惊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则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鲡，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这种情况很是符合汉赋体物浏亮的特点的，在汉赋中比较普遍。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于是乎崇山矗矗，巃苁崔巍”用矗矗这样的象形字来写山，使人们从字形上就可以感受到因为众多“山”字密集而造成的逼临紧压感与气势雄壮感。汉赋这种注重形式美，注重音美和形美的文学，对后世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格律化，有着重要意义。故而梁代诗律学家沈约充分肯定这一创举： “若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国文学从此“声色大变”，用语言的形式广泛、形象、具体、细致地反映社会生活，汉赋较之此前的文章有了质的飞跃，汉赋的主要特征也在六朝泛化为文坛的普遍追求，即使是“五言腾跃”的建安时代也可以见到，可以说，没有汉赋就没有中国后世的美文。
赋体文章讲究词采等形式，与屈原的楚辞有直接的关系。后世历史学家及文学理论家均这样认为。如班固在《离骚序》中就已经意识到屈原的楚辞对赋的影响，他说“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刘勰评价说：“《骚经》、《天问》，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志，《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文心雕龙·辨骚》）又曰：“枚、贾总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词，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且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文心雕龙·丽辞》）赋体对形式的重视，以及汉赋最终演化为抒情小赋，汉代赋体制的盛衰之变表明赋的政教功能在逐渐弱化，而文学性在增强，日渐接近近世文学的特征。尤其是抒情小赋，在重“文”的基础上注重抒发个人情怀，情胜于文，情胜于志，是汉赋逐渐向文学自身迈进的重要阶段。故而有人认为，远在“人的自觉”之先，汉赋就已经具备了“文学自觉”的倾向。詹福瑞先生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指出，汉代文学因辞赋的兴盛，日渐走出经学的阴影，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其进步的标志就是“文章”的自觉。汉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自觉追求形式的开始，是“文的自觉”的先声。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确的形式追求也许是从汉赋开始的。刘斯翰先生甚至认为汉赋就是唯美文学之潮。汉赋由于“体物”的需要，以整齐的短句作铺垫，造成落差，长句一泻而下，气格不凡，以四六骈偶为基，语句参差，长短句对插，造成既整齐又富于变化的、铺张扬厉的美文形式，这不仅适应了统治阶级宏阔的大美理想，而且以繁富显现出大汉的宏业。汉赋在文字上追求“巨丽”的效果，对文学自身的意义更为深刻，其藻饰性的品格弥补了汉语自产生以来再现功能一直偏弱的缺陷，仅就这一点而言，汉赋对中国文学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自孔子以来，文学的最高状态是“文质彬彬”，甚至是“重质轻文”。然而汉赋“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对“丽”的偏好与汉初昌盛的国运、昂扬的精神、恢宏的气度以及尚奢的审美崇尚相附丽，直接影响了中国审美的积淀。“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几乎成为文学自觉的宣言。“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的自觉。”尽管在汉魏六朝时期，丽有“清丽”与“侈丽”之区分，但是这一分野主要表现为它们与“情”的不同结合。其中与汉魏之人“及时行乐”思想相结合，使得“缘情”落入浮艳侈丽一路。由于追求“穷情写物”背离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言志”传统，“体物”而不“言志”，“劝百讽一”，故而不能以少总多，出现重复回环，句式雷同，言多意少的弊病，缺乏紧凑性，以致走向形式主义的死路，成为六朝形式主义的滥觞。不过赋之法在形式的审美化方面对诗歌、骈文、词、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以上一些审美追求与传统儒家美学对文章的要求大异其趣。若比之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提出的要求：“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汉赋则在其“体”方面至少有“诡”、“杂”、“诞”、“芜”、“丽淫”等倾向，其形式之美大于意义，“为文造情”，并不“符采相济”，存在着“文胜质”的“史”趣。故而刘勰认为“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属于本末倒置，需要“正末归本”，并极力匡正。这也许是对传统文质论的坚守和回归，但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汉赋在美学上追求上的另类性。这一点在汉代就有批评，甚至连曾经作赋的扬雄也认为是“雕虫小技”。扬雄也因之否定赋。由于他们坚守的还是儒家“质而实”的美学观和文用观，因而未能从文学反映时代审美趣味的角度来认识汉赋尤其是汉大赋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文的审美特征的自觉追求上，而汉赋确实在有意地追求感官的愉悦这一审美的重要维度。此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炼字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尽管他的论述是建立在其“宗经”的基点之上，但至少是有保留的肯定了汉赋及其以降的对形式美的追求的合理性。可见作为文学创作中的自觉，即有意识的调动属于文学方法创作文学作品，已经是汉代文人的普遍做法了。所以龚克昌认为：“这个‘文学自觉时代’至少可以在提前三百五十年，即提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汉代辞赋家对物象和文辞的丽的追求以及丽的文学观念的确立，是中国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因而成为文学与非文学区分的重要标志。
赋作为一代之胜，以世俗的繁丽手段体现了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体现了世俗美的胜利，标志着先秦言志表情审美文化的调整，是中国审美文化由先秦言志表情艺术向主情尚意艺术过渡中的探索。就形式而言，这是对先秦理性文化的纠偏，是对后世文学形式追求的开启，其意义是难以低估的。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有言，《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汉赋由于继承了《楚辞》“其文甚丽，其言甚长”的特点，其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从文学自觉进程意义上讲，“汉赋则是语言自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审美追求中，完成了文学由奴婢地位走向独立自由的巨大进步。对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起了决定的作用。”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从“汉魏风骨”到“齐梁绮靡”，文学文体、风格确实发生了极大变化，尽管六朝文学有走向形式主义的流弊，但由汉赋发端的自觉的形式（尤其是语言）上的审美追求对魏晋时代“文学的自觉”是一种有力的实践铺垫，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艺术风格的变化，而是整个文学审美形态的嬗替，是“文学的自觉”，但此时尚未有鲁迅所言的“人的自觉”而形成的创作主体意识的自觉，故而只能算作“文学自觉”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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