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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之生皆禀原气”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居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但这已不是孔子那个“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思想，而是经董仲舒改造后的，以“天人感应”论为主要特点的儒家思想。这种儒学，虽然在限制统治者作恶和劝人行善上有一定意义，但主要的是有利于剥削压迫人民，软化反抗。
王充正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和谶讳神学，提出了元气自然的本原观，即天地万物都源出于自然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从根本上反对和批判了天神创造和主宰一切的唯心神学的宇宙观。
“元气”概念，据《汉书·艺文志》载，最早出于战国时楚人的“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一语，但至汉代时才作为普遍性的哲学范畴。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下引同书只著篇名)中说：“元犹原也”，“元者，为万物之本也”，存在于“天地之前”，即元气就是原初之气，是产生万物的东西；在《五行相生》篇中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即天地之气就是元气，分开来，天是阳气，地是阴气；再分开来是春、夏、秋、冬四时之气，“春气生而百物皆出，夏气养而百物皆长，秋气杀而百物皆死，冬气收而百物皆藏”，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循天之道》)；排列起来是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气。这些还是学理性的，是对以往哲学思想的继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唯物论的性质。但当他把“元气”说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大讲“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天变，贼气并见”等时，就是贩卖唯心的私货了。因为这里的“元气”就变成了“天人感应”的神秘桥梁。其意是帝王思想和行为端正，就能使元气和顺，感动上天而达到风调雨顺，并出现祥瑞之星；反之，上天就要发怒，而出现灾害之气。特别是当他反复强调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王道》)时，就是利用“天人感应”的谬论直接作为“三纲五常”的理论根据，为封建统治服务了。
王充继承了先秦以来思想家们讲“气”、“元气”、“精气”、“阴阳”、“五行”、“五常”的传统，但大大发展了其中唯物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其中唯心的谬论。王充对“元气”论的大发展，最根本的是在于提出了“元气自然”——元气就是自然之气的理论，在根本上批判和打击了董仲舒等人把它作为“天人感应”桥梁的神秘唯心论，开创了元气一元的唯物论，并主要表现三方面。
首先是突出了“元气”的自然性质，把元气论牢牢地置于了自然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在《四讳》、《谈天》等篇中一再强调了“元气，天地之精微也。”即元气是天地间最精致细微的物质；“万物之生皆禀原气”，即一切事物都是禀承元气而发生发展的；“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即天地就是元气构成的自然界。他在《自然》篇中，进一步说明天地万物的构成方式就是“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下，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即天覆盖在上面，地仰卧在下面，下气蒸发而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然生长其中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和批判了“天者，万物之祖也”(《汉书·董仲舒传》)、“天地之生物也，以养人”(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象》)等把天神人格化，说天神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养人，天神与人间通过神秘的气而互相感应等谬论。
其次是强调了“元气”是自然事物运动的原因。他在《自然篇》中说：“或曰：‘凡动行之类，皆本有为。有欲故动，动则有为。今天动行与人相似，安得无为?’曰：天之动行也，施气也，体动气乃出，物乃生矣……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经‘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前面的“或曰”一段是引述的流行错误观点，即认为事物运动都是有欲望和目的的，像人一样是不会无目的而行动的。后面的“曰”一段，则是王充对前面错误观点的批判和自己的观点阐述，即天的运动就是气的作用，由于气的自然运动，万物自然生长，并无神秘的欲望和目的。
再次是就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论证了“元气自然”观，驳斥了“天人感应”论。《寒温》篇中说：“或曰：‘以类相招致也。喜则和温，和温尝赐，阳道施予，阳气温，故温气应之。怒则愠圭，愠圭诛杀，阴道肃杀，阴气寒，故寒气应之。’”这是引述汉儒的观点，即他们说，天气的寒温与帝王的喜怒相召感，帝王高兴，是温气导致的态度温和，温和就赏赐人，因为温属阳气，阳气的本质是给予，所以温气与高兴两相感应而出现；反之，帝王发怒是阴气的作用，阴气的本质是肃杀，所以阴寒与发怒两相感应，主怨恨诛杀。对此，王充驳斥道：“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人君无事，四时自然。”即温暑凉寒是春夏秋冬的自然现象，与帝王的作为没有关系；在《变虚》篇中还反问道：“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辞?”即如果说天是一个实体，那么它的耳朵再大，也听不到人间的话；如果说它是一种气体，那么它象烟云一样时聚时散，又怎么能听到人们说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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