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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命”意识而言，征之于先秦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周人的“命”意识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天命靡常”；二是“永命”以“敬德”。
先来看“天命靡常”。此语出自《诗经》。《诗经•大雅•文王》载言：“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该诗的主旨在于“天命靡常”，意思是说，“天命”并不定在于某一朝代，它既可授命，亦可夺命；就某一朝代来说，它既可受命，亦可丧命。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作为人中之大者的“王”在行人事的过程中能否“聿修厥德”。《尚书•商书•咸有一德》中亦有“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之说。可以说，“天命靡常”是一种典型的非定命观念，这种非定命的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相当普遍。《诗经•大雅•荡》载言：“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正因为“命多辟”、“命匪谌”，周人试图通过“算命”来卜测吉凶休咎，窥探“命”的消息，借以安排人事活动。“命”既然是可算可卜的，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改变的，这一观念突出地体现在“革命”一语中。《易经&m革卦•彖传》载言：“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意指变革。有变革，四时乃成，生命乃续，文明乃延。更为重要的是，变革起之于“志不相得”，衡之于“大亨以正”，这才有“革命”之说。“汤武革命”，便“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命”既然是可以“革”的，那么它就是可以变的；它既然可以变，就显得“靡常”(“无常”)。不过，“命”的“无常”说到底并不是妄为的。《易经•无妄卦•彖传》载言：“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在周人看来，“天”授命或夺命，“人”受命或丧命，其实那“命”是“靡常”且“无妄”的。这“靡常”且“无妄”的“命”的秘密，便在于一个“正”字。“正”则天授命、人受命，此即所谓“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这样一来，人对“天命”的追问便被转化为对“人道”的正或不正的反省，由此而形成了周人的“敬德”以“永命”之论。
再来看“永命”以“敬德”。此语出自《尚书》。《尚书•周书•召诰》载言：“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周书•召诰》中的这段话与前面所引《尚书•周书•君奭》中那段话意味完全相同，其指归在于强调“敬德”乃“永命”之基，失德乃“坠命”之源。因此，若问“天命”能否常保，无须谋于天，唯须“疾敬德”。“敬德”的观念屡见于先秦传世文献。如《诗经•周颂•敬之》载言：“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敬德”也被称为“明德”。如《尚书•周书•梓材》载言：“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明德”可受命，正如“敬德”可“永命”，这一观念在《尚书•周书•蔡仲之命》中被表述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那么，怎样做才算“明德”、“敬德”呢？一旦把问题聚焦于此，我们发现，在周人那里，“明德”、“敬德”乃意味着“保民”；进而言之，“保民”才能“受命”、“永命”。这一观念就是《尚书•周书•酒诰》中所提及的“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之说。《尚书•周书•泰誓中》所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这层意思说得就更为透彻了。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在与学生万章讨论尧以天下让位于舜这一话题时，曾引用过《泰誓》中的这句话(详见《孟子•万章上》)，并认为“天”乃民心所向，“命”乃民心所归，而民心所向、所归乃在于“仁人”。可以说，这种“天命”观已是一种以“仁道”为前提的“正命”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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