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从逻辑的角度看,意境说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看,意境说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美学史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由于王国维《人间词话》在近现代流传比较广,因此,在很多人心目中,似乎意境说(或境界说)是王国维首次提出来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意境说早在唐代已经诞生,而它的思想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老子美学和庄子美学。
早在先秦就出现了“象”这个范畴,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到了魏晋南北朝,“象”终于转化成了“意”。它已经取得了意和象、隐和秀,风和骨等多种规定性,内涵大大丰富了。意象,就是形象和情趣的契合,就是黑格尔说的:“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意象是一个标示艺术本体的美学范畴。意象这个范畴的出现,是美学史发展的成果。
到了唐代,“意象”作为标示艺术本体的范畴,已经被美学家比较普遍地使用了。如张怀瓘《文字论》:“探彼意象,如此规模。”王昌龄《诗格》:“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等等。但是,唐代美学家对于艺术审美形象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意象”这个范畴。唐代诗歌的高度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经验,推动唐代诗歌美学家从理论上对诗歌的审美形象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境”这个新的美学范畴。“境”作为美学范畴的提出,标志着意境说的诞生。
唐代诗歌美学家对于诗歌审美意象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主要表现在王昌龄(698-约757)、皎然(中唐诗僧)、司空图(837-908)等人所著的《诗格》、《诗式》、《诗品》等著作以及刘禹锡(772-842)的著作中。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过去一直是被人们所重视的,而王昌龄的《诗格》和皎然的《诗式》则不太为人所重视。实际上。王昌龄的《诗格》和皎然的《诗式》在美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王昌龄、皎然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境”这个美学范畴。提出“境”这个美学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提出了意境说(或境界说)。因为“意境”这个范畴所以不同于“意象”这个范畴,关键就在于“境”。如果丢掉王昌龄的《诗格》和皎然的《诗式》,意境说的发展就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环节。
在意境说的发展历史上,刘禹锡也很值得注意。因为正是刘禹锡,对“境”这个美学范畴作了最明确的规定。
至于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它的意义主要在于揭示了“意境”的美学本质,指明了意境说和老子美学的血缘关系。司空图还提出了“思与境偕”的命题,把艺术想象和意境的创造联系了起来,表明由于审美意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想象活动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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