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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塑像
魏晋玄学家吸收、改造老庄思想，通过哲学上本体论的“有无”之辩为政治上讨论的“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服务，以求为名教的存在及价值提供思想依据。王弼认为“自然之性”是本体“无”在人性论层面的彰显，名教是“末” ，是自然的必然表现。王弼强调主体性情对于名教的支配作用，这是对道德规范背后人的自然情感的呼唤和张扬。但王弼在贯通“有无”关系时过多地突出了“无”作为本体的逻辑规定性，因此造成了无与有在本末、体用上的区分和对立；这也使与“有”“无”相对应的名教与自然未达到根本上的一致。此后，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和裴頠重名教而轻自然的思想便是王弼本体论体系矛盾的外在化表现。郭象注意到这方面的理论不足，开始加强“有无”联系的论证，努力使名教与自然达到统一。郭象在其“独化”论中认为自然之“无”与名教之“有”都是事物自然如此的性分，都具有存在的必然性，所以必须使“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使个人从内心冥证事物“独化”的本性。玄学从王弼发展到郭象，虽然一直在试图沟通有无以建立人性与礼教和谐共存的社会，但最后却归结到在主体精神世界中去实现这样的理想，这使得中国本体论必然会向内向的心性本体论方向发展。此后，宋明新儒学延续着魏晋玄学“自然与名教”关系的思考，继续以“性与天道”的关系为主题展开探讨。
宋明新儒家也通过哲学上本体与现象关系的阐述寻求政治上内圣之道与名教的一致性。宋代学者朱熹便以此作为其理学的内在理路，在确立宇宙本体为“理”后提出人性通达形而上之“理”的途径与方法。朱熹说 ：“未有事物之时，此理已具。少间应处，只是此理。”“事物虽大，皆形而下者。理虽小，皆形而上者。”朱熹认为理为万物本体，有理则有其事对应；而未有事时，即具体事物尚未显现时，其理仍在。这种宇宙观与王弼“以无为本” 、“有生于无”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但朱熹特别强调以儒家道德原则为理本体的内涵，这就翻转了王弼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的体用关系，明确了“理”（名教）的正面价值及其本体地位。朱熹的理本论虽然与玄学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却并没有改变玄学本体论对内向性精神境界的追求。朱熹在赋予“天理”本体性质的同时特别注重将人性与天理结合，他说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朱熹通过确立理与天道、人性的一致性，强化了自然人性实现名教之理的可能性。但是，朱熹将理性绝对化的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道德在人心中的僵化。作为朱熹学说的反动，陆王心学把外在天理内化于人心，以心体取代了性体，通过标揭“心即理”，把与理合一的心之本性作为本体。这一思想转向包含着魏晋玄学一贯持有的对人类精神境界追求，在哲学上进一步强化了本体论向内追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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