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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与佛道儒

2013-11-25 09:52:00    中国知网

 

隋炀帝杨广
隋炀帝杨广

 

 

   隋炀帝与佛教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大发展的时期,隋两代帝王对佛教都十分重视。隋炀帝对佛教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兴建佛寺,据《国清百录》记载,杨广直接出资兴建的寺院主要有:荆州当阳县玉泉山符天道场,江州浔阳庐山东林寺、峰顶寺等。他任扬州总管时还在扬州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慧日道场。隋炀帝崇佛的另一表现是广度僧尼,法琳认为隋炀帝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其中在大业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一次就度僧1000人之多。杨广还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僧尼120人。至于其他小规模的度僧更是不计其数。为了兴佛教、建功德,隋炀帝对寺院、僧侣广施财物、田产。天台寺主持智顗请求将废寺水田赐与该寺,以充基业,时为晋王的杨广遣人前往办理此事,施舍以肥田良地。杨广与当时许多高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往来频繁,仅《国清百录》、《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书中就收有这方面的大量书信。隋炀帝和智顗的私交非常密切,《国清百录》收录了杨广与智顗信件71件,占全书收录文书的三分之二以上。开皇十一年(591),杨广拜智顗为师,受菩萨戒,法名总持,戒名为孝。智顗誉称其为总持菩萨,意为功德圆满的菩萨。杨广的诗文受佛教的影响最大,他留下来的文章大部分与佛教有关,其诗歌亦充满禅理,如《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书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这不由使我们想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如阿弥陀经云: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华。诗中的黄金地琉璃台皆为极乐世界所独有。再如《谒方山灵岩寺》诗: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沈沈。……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诗歌写去灵岩寺的途中,幽深的景色和安静祥和的气氛使他内心清静,将周边景色与禅理融为一炉。

  

  隋炀帝与道教

  

  隋炀帝推崇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很重视。道教是本土宗教,南史《顾欢传》载: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道教的兴起,无疑是一种本位文化意味的复兴。杨广既然自认为是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然对道教相当重视了。道教非常现世和功利,有浓厚的人间味,因而最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杨坚称帝前,道士们便向他密告受命之符,帮他夺取北周政权。隋书《来和传》载: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董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杨坚夺取政权后,对道教自然十分尊重。不但重用张宾、焦子顺等道士,还把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名号采自于道教经典,是天地开劫之意。早在杨广为晋王镇守扬州时,便从道士徐则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则帮他夺取皇位。杨广手书召徐则载: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养空,宗玄齐物,深明义味,晓达法门。对徐则敬慕之情,溢于言表。另据隋书《徐则传》载: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其中,王远知乃茅山高道,是陶弘景的弟子,传其道法,曾被陈宣帝召见。开皇十二年(592),杨广先后派人具礼招迎,炀帝即位后,又于大业七年(611)遣员外郎崔凤举迎请,亲执弟子之礼,并下令于京师置玉清玄坛以处之。大业中,天下承平日久,隋炀帝任用道士也达到了高潮,故隋书《经籍志》载: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杨广对道教十分重视。历代崇道记称: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隋炀帝为了长生不死,迷信金丹,曾大起道观。初,嵩高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道教有五种基本概念:道、运、自然、贵生爱身和神仙,都对杨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道教中的道是宇宙一切的主宰,是一种超现象界的本体,又称造化(淮南子原道训:与造化者俱),又称太乙(吕览大乐篇: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太一即太乙也)。很多道教徒对世事失望之后,便以道为归宿。杨广《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云: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通过妙道而到达彼岸,正是以道为归宿的。

 

 

    隋炀帝与儒家

   

    隋炀帝继位后,恢复了被废除的学校,在民族融合和拓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下,以德化为大务,教授儒学以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隋书《经籍志·三》),使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隋书《儒林列传·序》)。炀帝还大量启用名儒,创设教育行政管理机构;首创科举而以才用人,打破了周、隋以来的关中本位政策,广泛吸纳江南士人的加入,以南学为主完成了全国经学的统一;炀帝还开办专科学校和专门研究教授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还有书、算、律学、史学等;整理了大量的儒学典籍。以董仲舒、班固、刘向、京房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不但风行两汉,在魏晋南北朝也同样占据统治思想的地位。南北朝时期,儒学首先发生重大变革的是西魏苏绰的改革,他在理论界明确地提出了王道仁政和洗心革意的学说。隋唐儒学的变革必须对天人感应论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算,将它从儒学中清除出去。另外还必须吸收佛、道二教的思想,使儒学增强思辨性以便与佛、道抗衡。隋代的统一为儒学的反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样,大儒王通担负起了儒学推陈出新的任务。天人关系的探讨正是王通学说的核心内容,而批判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正是王通学说的重点。然而,文中子王通遭到隋朝两代帝王的冷遇。仁寿三年(603),王通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结果未能见用。王通二入长安在大业初年,这次连隋炀帝面都没有见到,王通只得作《东征歌》而归。王通遭到冷遇表明了隋炀帝内心对儒生的轻视。但儒家的正统思想是巩固封建政权的基石,炀帝虽然轻视儒学,也不得不在大业四年十月下诏: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恣,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为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炀帝此举,既笼络了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在通合儒释的趋势之下,也有利于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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