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谈
《史记•太史公自序》保存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是总结先秦诸子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文中精练概括先秦诸子六家显学的核心思想，对阴阳、儒、墨、法、名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唯独对道家推崇备至，认为道家兼具各家之长。东汉的班氏父子据此批评司马父子“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明代何良俊说：“《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鲁迅说：“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史记》研究中有不少人持此观点，存在一定的误区。《论六家要旨》的要旨在于尚简易，绌繁缛，贵卑议，忌深文，这一要旨贯穿于《史记》，而道家思想偶合于《论六家要旨》。
一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这是《论六家要旨》的序言，引文见《周易•系辞下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司马谈认为六家思想如同《易传》对“思虑”的阐释，目标都是务于治理，只是说法不同，殊途同归。殊途、异路就是“有省不省”。“有省不省”是关键词，全篇的文眼，是《论六家要旨》的要旨，关系到对《论六家要旨》和整部《史记》思想的解读，不能不求甚解。
“有省不省”旧注或者忽略不注，或者误解其义，自《史记》有注释以来，尚未得其解。《史记》“三家注”中裴骃的《集解》和张守节的《正义》不予注释。司马贞《索隐》解释说：“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途，学或有传习省察，或有不省者耳”。《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言发迹虽殊，同归于治，但学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绪耳”。两处唐人诠释基本一致，都是将“省”解释为“省察”、“省察”就是“明白”。“有省不省”的意思是有的省察，有的不省察。陈述对象是指“学或有”、“学者”，意思是：学习者有的明白了，有的还没有明白。
清人郭嵩焘《史记札记》解释：“言六家同务为治，而所施异宜，不相为用，务此则忽彼，故曰有省有不省”。郭氏认为“有省不省”的陈述对象是“所施”，是指六家主张的施行各有所宜，互不兼用，务行此家就会忽视彼家。务行此家则省于此家，忽视彼家则不省于彼家。“省”依然是“省察、明白”的意思，与唐人的诠释没有实质的区别。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汉书》颜师古注都具有权威性，郭嵩焘的《史记札记》颇有影响。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注释“有省不省”，就引证这三家。这一解释遂成为定论，后来的《史记》注译本大抵因袭转抄，都将“省”解释为“省察、明白”，并且都认为不是针对六家，而是针对学习者或施行者而言。
将“省”解释为“省察、明白”，不能探究《论六家要旨》的写作动机，因为对于学习或施行六家主张的人而言，省察、明白的人不需要论述，不省察、不明白的人本来就不想省察、明白，论述了也没用。《论六家要旨》旨在总结和评论六家思想，并不是通过这篇短文让那些不省察、不明白六家思想的人们从此都省察、明白。这些辗转相因的注释抄去抄来，注家自身从来就没有深究，没有弄明白，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旧注对“有省不省”的误解，是由于忽视或割断了“有省不省”与“殊途”、“异路”上下文之间的联系。“殊途”、“异路”就表现在“有省不省”，意思是有的途径简捷，直达目的；有的过程繁缛，难以实行。譬如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就是“省”；而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就是“不省”。“有省不省”是针对六家学说本身而言。
张大可《史记新注》有了突破，但极少有人注意这一突破及其意义。张先生认为：“各家学说的要旨都是为了治理天下，不过他们提出的方案各不相同，各有议论精审可取和不精审两部分。这是司马谈针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发的议论，也即是《要旨》一文的中心思想。省：善，《汉书•司马迁传》作“察”。
认为“有省不省”是指各家学说“精审不精审”，与旧注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是“省不省”所指的对象是六家学说本身，而不是学习或施行者；第二是“省”是繁省之“省”，不是省悟之“省”，读音不同。训“省”为“善”，由“善”到“精审”，似乎有些突兀，训释要绕一圈。《尔雅•释诂上》：“省，善也”。郭璞注：“省，未详其义”。郝懿行义疏：省者，察之善也。明察审视，故又训善。楷案“省”之训“善”，与“鲜”同意。鲜者少也，省亦少也。《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杨倞注：“省，少也。少者，小也。”韦昭《晋语注》、《释名》并云“少，小也。”“小”有“好”义。《易•中孚》释文引孟喜注云：“好，小也。”字训“少”犹训“小”。故“鲜”与“省”皆有“善”义矣。
这个转训圈有些繁琐：省——鲜——少——小——好——善，统摄诸意，另铸新辞，“精审”一词概括得很准确，也就是精练、简约、简易的意思。
《论六家要旨》是对六家思想特点的总评，评论中所持的优劣判断标准就是简易与繁缛、卑议与深文，“有省不省”的“省”即是简易、卑议，“不省”当然就是繁缛、深文。“有省不省”是指六家治理天下的途径方法不同，有的简易、卑议，有的繁琐、深文。《论六家要旨》的序言应该理解为：《易大传》说：“天下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有百种思虑，同达一个终点而有不同的途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的学说，都是为了天下的治理，只是所主张的途径不同，有的简约卑议而易行，有的繁缛深文而难通。
二
《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学说既有肯定，又有批判，唯独对道家学说只有肯定，没有批判，人们由此得出“司马氏父子都是道家”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真正的道家对其他各家学说不会有所肯定，推崇和肯定的内容具有俭约易行的共性，也就是“省”；批判的内容具有繁琐难行的共性，也就是“不省”。尚简恶繁，贵卑忌深，是司马氏父子的一贯之旨。《论六家要旨》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概说，后部分阐释。我们不妨打破段落界限，将诸家要旨前后贯穿，来提炼文章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肯定和批判的共性。
对五家的肯定是：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表现在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或者“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反复申明伦理等级不可变易；墨家“强本节用”，客观效果是“人给家足”；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强调“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维护等级制度，与儒家相近；名家“正名实”，也就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各做该做的事情；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各守应守的本分；强本节用，温饱无忧；控名责实，名实相符。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肯定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相同的是精练要约、简单易行的特点，这就是“省”的共性。
对五家的批判是：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具体指“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具体指“《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墨家“俭而难遵”，具体指“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名家“俭而善失真”，具体指“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四家的长处并不相同，相同的是繁琐复杂，难以遵行。法家“严而少恩”，是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似乎是个例外。
阴阳家和儒家的繁缛显而易见，不必细说。墨家“俭而难遵”的“俭”意为节俭、俭朴，墨家提倡节用、节葬，激烈攻击儒家的繁文缛礼。《墨子•非儒下》云：“孔某盛容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此话及其前后文与《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中的议论大同小异。司马迁批评儒家的繁文缛礼，即以此为根据，这说明墨家确有简易的一面。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并完全以尧舜时代极端原始的生活形态作为标准，来提倡节俭、俭朴。对于春秋战国以后的人来说，墨家对节俭、俭朴的要求琐碎而古老，从而变成另一种繁琐，所以说：“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名家“俭而善失真”的“俭”同“检”，意谓“苛察”，拘于名分和礼数。“苛察缴绕”指苛刻地辨察名实，繁琐而纠缠不清，当然是繁缛深文之辩。由此可见，墨家和名家的“俭”，都不能等同于简省的“简”。
法家“严而少恩”、“一断于法”，看起来简易，实际上存在繁缛深文的一面。以法家为治，必然落实到法令的制定和执行，而法家具有“议卑”和“文深”的两重性：理论议卑而易行，实践文深而意忌。秦以法家取天下，因议卑易行而取得成功；复以法家守天下，网密于凝脂，致使奸伪萌起，上下相遁，终至于灭亡；西汉中期实行酷吏政治，法网日密，引发政治危机。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儒、法思想有许多对立，也有不可分割的渊源。荀子《劝学》中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制定法律、法令的基本纲领，法产生于礼。与礼制相比，法制更为繁缛。西汉的酷吏制定律令，判决大案，每每向儒家经典寻求依据，这就必然导致外儒内法，繁缛深文。
由此可见，《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批判的具体内容也并不相同，相同的是繁缛深文、复杂难行的特点，这就是“不省”的共性。
必须注意的是，《论六家要旨》肯定和批判五家学说，所肯定和批判的内容并不矛盾，肯定的是简易的基本精神，批判的是繁缛的具体内容。具体内容是基本精神的发展和细化，区别仅仅在于繁缛和简易的不同。譬如依据人性制定的“礼”，能够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是治国治家的基本原则；一旦衍为繁文缛礼，约束和违背人性，就变成了桎梏枷锁。诸子皆为“治”，都有可取之处；各自衍为繁琐的系统，也就成为治世的累赘了。
《论六家要旨》在肯定和批判五家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道家和儒家比较：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实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道家兼具各家之长，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具有“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特点。“其辞难知”有背“议卑”的原则，不是什么长处，只是因为“其实易行”，才没有作专门的批判。儒家恰好相反：主倡臣和，主先臣随，主劳臣逸，必然导致“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儒家所倡，正是道家所忌，从比较中显示出道家的简易，儒家的繁缛。
司马谈虽然偏崇于道家，但不以道家取代五家，相反，认为五家之长不可废弃，这种态度与先秦道家剽剥儒墨、绝去礼义的做法有很大的区别。司马谈以学者的立场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只是他所坚持的“尚简恶繁，贵卑忌深”的原则，与道家有更多的切合点，而“尚简恶繁，贵卑忌深”正是《论六家要旨》的要旨。忽视《论六家要旨》的要旨，断言司马父子是道家，得出的只能是模糊印象而已。
三
《论六家要旨》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影响极大。张大可《史记选注讲》中提出：“《论六家要旨》是司马氏父子俩人的共同宣言”，并具体指出：“前半篇概述各家学术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要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这一推测很有道理，至少能说明《论六家要旨》是《史记》的思想纲领。《史记》的主导思想表现为儒、道思想的互斥互补，以道訾儒，以儒诋道，排斥不合理成分，将合理因素融合起来，形成亦儒亦道、非儒非道的“一家之言”，次要方面则对各家学说都有所吸取。司马迁及《史记》的思想吻合于《论六家要旨》的要旨，尚简易，绌繁缛；贵卑议，忌深文，这一指导思想在《史记》中几乎随处可见。
“尚简易”则“贵卑议”，“绌繁缛”则“忌深文”。尚简绌繁，贵卑忌深，符合道家学说，却并非道家思想。西周初年产生了系统的礼乐制度，却没有产生维护礼乐的儒家和反对礼乐的道家，因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儒家创始人孔子都生活于春秋末期，诸子百家的争鸣是战国时代的事。远在诸子学说产生之前，诸侯各国的政治本来就有繁简卑深之分，《史记》中反映出周初各国政治的繁简之分，而繁简之分导致了各国的兴衰。
《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的政治崇尚简易，适应“其民阔达多匿知”的天性，类似后世道家的无为而治。春秋时期齐桓公修善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诸侯盟主，显现大国风范，是齐太公简易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姜齐末期厚赋重刑，日趋衰败，晏子也是儒家，却极力阻止孔子的繁文缛礼对齐国的影响，勉强维持着齐国的传统政治。
《鲁周公世家》记载，齐太公受封于齐，简其礼，从其俗，五月便见成效；伯禽受封于鲁，变其俗，革其礼，三年才见成效。周公感叹：“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制定礼乐制度，却赞赏简易政治，并预言鲁弱齐强。后来繁缛政治导致鲁国衰弱，简易政治促成齐国强盛。司马迁基于对齐鲁两国历史的总结，认为周公的初衷不是以繁文缛礼为治，固有此记载。
《秦本纪》记载，戎人由余出使秦国，认为秦国的宫室、积聚都是劳神苦民，由余与秦穆公论治，将中原诸侯之乱归咎于诗书礼乐法度，可谓振聋发聩：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益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疲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则不然。上合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中原诸侯以诗书礼乐法度治国，繁缛复杂中隐藏着虚伪和残暴，愈治愈乱。戎夷蛮狄以淳德忠信为治，治理国家如同管理自身，简易而轻松，充满生机活力。秦穆公设法获得并重用由余，益国开地，遂霸西戎。秦国从未实行道家政治，只是尚简易、贵卑议而已。
秦国从秦孝公用商鞅实行变法革新，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六国年表序》肯定秦的成功在于“法后王”，而“法后王”的特点就是尚简易，贵卑议：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简礼从俗，平易近民，政治议论浅近，就容易施行。主张“法后王”的荀子和韩非子都不是道家，可见“尚简绌繁，贵卑忌深”并非道家独有。
《论六家要旨》虽然没有论及法家的繁琐或简易，但《六国年表序》充分肯定了法家政治的“议卑而易行”，《酷吏列传》又特别指出酷吏政治的“务在深文”。“务在深文”就具有繁缛的特点，而汉代的酷吏政治正是法家思想的延续。司马迁肯定先秦的法家政治贵在“卑议”，批判汉代的酷吏政治务于“深文”，与《论六家要旨》的要旨完全一致。
周初分封，秦为附庸，楚为子男，齐小于鲁，南方吴、越则被视为化外之民，这些国家都实行简易、卑议的治理，逐渐发展成为大国。秦、楚、齐、吴、越的发展出现于道家产生之前，不能归结于道家思想的治理。道家产生于春秋末期，渊源托名于黄帝，是因为黄帝之治尚简易、贵卑议。道家治理符合尚简易、贵卑议的原则，所以《论六家要旨》对道家给予充分的肯定。由此认定司马氏父子是道家，就是本末倒置了。
《孔子世家》记载有老子告诫孔子的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孔子世家》又记载晏子批判孔子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老子韩非列传》也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指责孔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晏子是司马迁愿为“执鞭”的人物，老子在司马迁笔下是半神半人。司马迁崇敬孔子的人格，目为“高山仰止”，不适于直接批判，所以借晏子和老子之口批判孔子，目标都是指向孔子的繁文缛礼。
晏子对孔子的批评见于《晏子春秋》和《墨子》，老子对孔子的批评近乎寓言，晏子和老子对孔子的批评代表着司马迁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这种情形在《史记》中很多，顾炎武只列举了五例，揭示的却是普遍规律。此法源自《左传》，《左传》借“君子曰”或名人之口发表议论，表达的就是作者的意见。《左传》被视为经学，没有当作史家叙事。在叙述中借他人之口发议论有特定的原因，譬如司马迁批评汉武帝、公孙弘和张汤等特重量级的人物，理当有所回避，因而全借汲黯之口说出来，汲黯的批评代表着司马迁的意见。
《史记》常着意将汉初的宽缓政治与汉武帝的酷吏政治进行对比。《酷吏列传》序引孔子和老子之言批判法家，进而指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汉兴，破觚而为环，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老子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是批判法家的“法”；“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则是批判儒家的“礼”。
西汉中期汉武帝尊崇儒术，重用酷吏。酷吏政治不在乎法律的尊严，而是单凭酷吏的权力施威，仰承皇帝意愿行事。暴酷骄恣，欺上陵下，深文曲法，诛灭异己，舞文巧诋，嗜杀成性。论定律令，裁决大狱，附会古意，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儒学独尊与酷吏政治相结合，去简趋繁，弃卑就深，形成繁缛复杂的政治，激化了社会矛盾。《史记》对武帝时期的政治始终持批判的态度，贯穿着“尚简绌繁，贵卑忌深”的原则，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要旨是《史记》的思想纲领，在《史记》中得到广泛的延伸。理解《论六家要旨》的要旨，有助于理解《史记》的“一家之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