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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这是中国佛教自古流传的一句谚话，其后半句乃是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一个形象写照。然而，返观印度佛教，至少在释迦牟尼住世之时，佛教并没有山林化，甚至还反对山林化。虽然释迦牟尼出家之初也是“去很多仙人和各种修道者住的山麓”，钻进深山老林里去苦修，但他最终还是在放弃了这样的避世苦修后才觉悟成道的，并且在成道后，首先赶往婆罗奈城郊的鹿野苑，寻找曾随他一道出家的阿若憍陈如等五位侍从，并向他们讲说“四谛之理”，这就是佛教史上被称为“初转法轮”的释迦牟尼初次说法。众所周知，佛教的目的是要教化众生（这在大乘佛教中尤其如此），而要教化众生，佛教就不能远离人群而山林化，正因如此，所以，不但释迦牟尼初次说法的鹿野苑，而且佛经中所记载的佛说法的几乎所有地方，都位于离市区不远的城郊，甚至就在市内，唯其如此，佛才能得众生而教化之，且看《金刚经》之开首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简称祗园）是释迦牟尼讲说《金刚经》（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经）的地方，据刚才所引的这段经文，吃饭时间到了，释迦牟尼就“著衣持钵”，离开祗园“入舍卫大城乞食”，乞了食就拿回祗园来吃，吃完了便收起衣钵，洗洗足（当时的佛俗是赤足行走乞食），然后“敷座而坐”，开始说法，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释迦牟尼在其中讲经说法的祗园，离舍卫大城是很近的，否则他老人家绝不可能在这短短的吃顿饭的工夫就在两者之间赤足走着打个来回。总之，在印度，虽然佛教也曾发展过它的生活集团，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舍弃世上一般的活动和经营去过朴素和沉思的生活，但佛教的历史表明，释迦牟尼最后还是抛弃了这种思想，把佛教从离世的山林带回到了世间，然而，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又被和尚们从世间带回到了山林，只是这个逆反于印度佛教的运动并非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直到南北朝，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有意图的山林化倾向，当时的寺院分布较集中的是在城市，特别是早期。从东汉到西晋，史籍所载的寺院都分布在都市。可以说，如果将佛教分成山林和都市两种地域分布类型，那么中国佛教最先得以发展的是都市佛教，后来至东晋、南北朝又慢慢延伸出都市周边的“近郊佛教”，在一些靠近都市的山地，由于既不远离都市的便利（交通方便、信息发达、信徒众多、供应丰富），又能享受山林的乐趣，也就成为很多名寺的荟萃之地。很明显，这种类型的山地比荒郊野岭、人迹罕至的山地更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南北朝时期较著名的如建康（今南京）钟山、摄山，江陵（在今湖北）上明山、覆船山、玉泉山、青溪山、四望山，番禺（今广州）灵鹫山、云峰山，吴县（今苏州）虎丘山、寿春八公山，临湘（今长沙）岳麓山，襄阳砚山，洛阳北邙山，平城（今大同）武州山，长安（今西安）塞山等，都是“近郊佛教”的“风水宝地”。总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大造佛寺，走的是“都市佛教”（含“近郊佛教”，下同）的路线，这种佛教发展模式到南北朝时乃达于顶峰，如北魏杨衔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中就提到北魏京师洛阳城内及东、南、西、北近郊有大大小小佛寺1367所，并对其中的80多所作了介绍；北朝如此，南朝亦不例外，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其“南朝”实际上特指首都建康。虽然杜牧（803—852）“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一诗句中的“四百八十”不一定是实指，但建康及其周边寺庙之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当时也不无远离城市居于荒郊野岭、人迹罕至之山林的寺庙，但这些山林寺庙远非是当时寺庙的主流，也不代表具有特定佛学含义的与“都市佛教”相对的“山林佛教”，仅仅只是表示寺庙的地址在山林而已。
中国佛教最终远离城市、远离居民点而从“都市佛教”转变为“山林佛教”，这是宗派佛教发展的一个结果。南朝陈末年，智顗（538－597）毅然离开其佛教事业如日中天的金陵前往天台山创立天台宗标志着中国佛教山林化的开始，而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唐中宗（656-710）和武则天（624-705）联合诏请慧能（638－713）“速赴上京”，而后者却“上表辞疾，愿终林麓”，这是中国佛教彻底山林化的一个标志，因为慧能所开创的坚持走山林化道路的禅宗后来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不但把寺庙建在山林中，而且还干脆把寺庙本身就直接叫做“丛林”，以至于后来那些即便是位于城市内的非禅宗的寺庙也被称为“丛林”，如明清时期的律宗“古林寺”以今江苏省委机关大楼为中心，东至今南京西康路之西，南至北京西路之北，牌楼向东，有米元章书“城市山林”四字，这“城市山林”亦即“城市丛林”，就是“城市寺庙”的意思。可以说，禅宗引领了中国佛教山林化的潮流并随着其它宗派的纷纷跟进而最终完成了中国佛教由“都市佛教”向“山林佛教”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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