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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君子这样的理想人格，是孔子的伦理思想乃至其开创的整个儒家学说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此儒学留在历史舞台上的，是正人君子、志士仁人的正剧和伪君子的丑剧、愚忠愚孝的悲剧并存；是君子人格在中国近代逐渐失去了理想的光辉。何以留下这样的历史遗产，从思想源头上讲，与孔子君子论的理论内涵的两重性紧密相关。在此仅就其中小人、君子、圣人相互关系这一方面予以论证。
在孔子的人格学说里，小人与君子相对立，君子与圣人则是互补的，由此君子和圣人都与小人相对立。这三对关系的理论内涵均有两重性。
君子、小人的称谓在西周时是等级身份的泛称：前者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指被统治的平民和奴隶。这样的意思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依然存在，然而孔子则基本上在人格高下的涵义上把两者对举，表现了两者的对立开始由等级身份转变为人格分层。这样的转变具有双重的理论内涵。在社会变动转型的春秋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原来的高贵者（君子）和卑贱者（小人）的地位彼消此长的情景十分普遍。面临这样的现实，孔子标出君子作为理想人格，隐含绵延贵族传统的理论内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劳力之小人不屑一顾，“君子怀德，小人怀土”，鄙视欲学稼圃的樊迟为“小人”。因此，君子被孔子定位为社会精英阶层（士）的理想人格，反映在《论语》中，君子和士的品格往往是交错套叠的。后来荀子干脆提出了“士君子”的称谓。因此，随着士大夫阶层在中国近代的瓦解，君子人格由于失去了承载主体而悄然退场。不过，孔子把君子小人作为对立人格还折射出另一方面的理论内涵：社会每个成员无论原来的等级身份是属于哪个阶层，都能在这两者之间作取舍。这一在选择理想人格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尔后的儒家中表现为“人皆可为尧舜”。这样的平等意识赋予君子人格抗衡等级、权势的意义，由此孕育了敢于与暴政、昏君抗争的很多儒生。
君子和圣人作为孔子的两类理想人格具有互补关系。圣人高于君子，是人格的完美典范和最高境界。但孔子认为圣人在现实中是没有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设定这么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圣人，是为了使人们始终具有提升现实之我的要求，否则很有可能连君子也做不到。但是面对完美无缺和崇高无比的圣人，普通人必定会产生高不可攀的距离感和总达不到目标的焦虑感，从而放弃提升自己的努力。为了避免这一点，孔子提出了在现实中“得而见”的君子人格：他会犯过错，但勇于改正；他在从少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生命历程中戒以“色、斗、得”。如此真实具体，普通人对砥砺自己以成就这样的人格就会充满信心。因此，君子和圣人构成了这样的互补关系：后者使其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前者使这一超越始终植根于现实社会。这一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结合的理论内涵，在后来儒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贤气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这对儒学在经世济民实践中造就理想人格无疑起到了指引的作用。
圣人是“不得而见”的，因而君子走向圣人之路只能是“不得而见”的神秘体验。这是君子和圣人互补关系中的另一理论内涵。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为学习圣人和圣人教化他者，都与默然直觉的神秘体验相关。孟子将这一理论内涵作了发挥：“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圣本来就有感知神意之义，孟子将圣和神联系起来，极大地强化了圣人的神秘色彩，因而荀子批评思孟“五行”（“行之内”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说是“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以后在佛教的影响下，儒学以静默顿悟为进入圣人境界之路，神秘体验的意蕴更浓厚了。这使得圣人被神化，于是就产生了对圣人顶礼膜拜的依附性人格。一旦忠孝借圣人之言获得权威主义品格，依附性人格就成为酿造愚忠愚孝悲剧的酵母。
孔子把小人看作是君子和圣人共同对立面：“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其中的理论内涵也有两重性。首先，在当时等级贵贱的沉浮中，孔子期望旧贵族坚守原有的人格形象（君子），切勿沦落为价值信仰（天命）迷失、藐视思想传统和政治权威（圣人与大人）的小人。因此，他赞扬“逸民”（遗落民间的贵族）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里的理论内涵是：关注社会激烈变动时期的人格恒定性，强调君子人格对主体行为起着统摄作用，使其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能一以贯之保持道德的操守，而不是像小人那样无所不为，即所谓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以后孟子进一步将这样的理论内涵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形象呈现出来。这对人们在大动荡、大分化的岁月里保持恒定的人格，无疑是有激励作用的。
在前文孔子“三畏”的论述里，与君子和圣人相对立的小人蔑视权威，冲破规范，表现出不以统治者规定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意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小人闪现着人格个性化的星火。这是孔子不能容忍的。他斥责不遵传统礼节、丢弃传统文化的老友原壤为“老贼”，用手杖叩其胫；称言行逾越常规、独立特行的少正卯为“小人之桀雄”而予以诛杀的传说等等，都具体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君子和圣人以“三畏”拒斥小人就有着另一重理论内涵：人格的塑造是把个体统一纳入统治者所要求的模式里。当这和“约之以礼”相联系，就又有了强制性的意味。这使得孔子的君子蕴含着理想人格单一化和强制性的可能。以后儒学的“名教”、“礼教”将可能变为现实，于是产生表面与此契合而实际与此悖离的伪君子、假道学就不可避免了。当龚自珍站在近代的门口，向“山中之民”发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个性化呼唤时，意味着与小人有着某种相通的平民化理想人格将脱颖而出，由此君子人格则开始走向末路。
孔子和儒学自“五四”以来，曾经长期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而近些年来似乎又成了包医百病的神药。本文所谓两重性，就是为了反对这两个极端，重申一句大白话：对孔子和儒学应当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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