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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帝画像
在《左传》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中，就出现了“大”这个范畴。乐工歌《秦》乐，季札评论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乐工舞《韶箭》，季札评论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在季札的评论中，“大”是一个审美范畴，但是包含有道德的内容。
孔子也使用了“大”这个范畴。《论语》记载：子日：“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这段话中，“大”是对于尧的赞扬。孔子一共用四句话来说明尧的“大”。第一句说，尧很崇高（“巍巍乎”），这是效法天的崇高。第二句说，尧很广大（“荡荡乎”），以至老百姓不知怎么来称赞他，不能用言语（概念）来形容他。第三句说，他的功绩很伟大。第四句说，他的典章制度很有光辉。这四句话，内容很丰富，说明“大”的对象的特点是崇高、广大而且有有光辉，这种崇高、广大，已经不是名词概念所能形容的了。
孔子所说的“大”，首先是一个道德的范畴。这一点很明显。因为孔子在这里赞扬尧之为君，是从道德修养和事业成就的角度着眼的。但是，孔子用“巍巍乎”、“荡荡乎”、“焕乎”来形容“大”，就包含有审美的意味，所以“大”同时又是一个审美的范畴。
但是，孔子这个“大”的范畴，和西方美学中的“崇高”的范畴及中国美学后来出现的“壮美”（阳刚之美）的范畴，并不是同一的范畴，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
孔子的“大”，和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就它们所指的对象都有数量和力量的巨大这一点来说，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也重要的差异。第一，“大”包含对所指对象的道德的评价，而西方美学中的“崇高”则不一定包含对所指对象的道德的评价。第二，按照西方一些美学家的看法，“崇高”的对象之所以崇高：是在于对象的巨大、无限等特点引起了主体对于自身力量的崇高感。而“大”所指的对象却不能引起主体对于自身力量的崇高感。它只能引起主体对于对象的一种敬畏之情，并且伴随着一种神秘感。这是“大”这个范畴和西方美学中“崇高”范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孔子的“大”，和中国美学后来出现的“壮美”（“美”）也不是同一的范畴。这两个范畴的主要区别在于：“大”使人敬畏、崇拜，“壮美”虽可使人惊怖（如清代魏禧所说“惊而快之”、“且怖且快”，却并不使人敬畏、崇拜。
“大”这个范畴的这种特点，是与孔子的哲学思想相联系的。孔子认为，尧的“大”是效法天的“大”。但是孔子说的“天”，并不是自然的天，而是有意志、有道德属性的人格神，它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神秘的主宰。人们在“天”面前只有敬畏，不能反抗。孔子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尧就是“大人”。“大人”，命之所在也。因此，作为天和大人的属性的“大”，就不能不带上天命论的色彩。“大”不同于西方美学中的“崇高”，也不同于中国美学后来出现的“壮美”，其主要根源就在于此。
但是，天命论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开始动摇了。早于孔子的老子就用“道”否定了有意志的“天”。后来战国时代的荀子又提出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因此，和天命论相联系的“大”这个范畴，无论在中国美学史上或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它的影响都要比后来出现的“壮美”的范畴小得多。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除了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歌功颂德的诗文以及皇宫、神庙（如故宫、天坛）等建筑艺术之外，文学家、艺术家很少创造体现“大”这个范畴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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