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肯定审美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起重要的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孔子又反过来对审美和艺术进行规定。
《论语》有两段记载：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第一段记载告诉我们，孔子从韶乐获得了很大的审美享受。韶为什么能使孔子产生这么大的美感呢？第二段记载回答了这问题。孔子认为，韶乐不仅符合形式美的要求，而且符合道德要求。武乐则不完全符合道德的要求。可见，在孔子看来，艺术必须符合道德要求，必须包含道德内容，才能引起美感。
老子已经把“美”和“善”区别开来了。孔子则进了一步。孔子不仅把“美”和“善”区别开来，而且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上，要求在艺术中把“美”和“善”统一起来。
《论语》的另两段记载也说明了孔子的这个思想：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第一段记载是说，“乐”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不只是悦耳的钟鼓之声，它还要符合“仁”的要求，要包含道德的内容。第二段记载是说，一个人如果不仁，“乐”对他就没有意义了。两段记载．强调了同一思想：在“乐”（艺术）中，“美”和“善”必须统一起来。
孔子的这个思想，和他关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孔子认为，艺术可以在人的主观意识修养中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艺术都可以起到这种用，只有符合“仁”的要求的艺术才能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艺术要包含道德内容，是完全合他本人思想的逻辑的。“美”与“善”的统一，在一种意义上，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美”是形式，“善”是内容。艺术的形式应该是“美”的，而内容则应该是“善”的。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的命题可以进一步表明这一点。《论语》记载：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这是讲人的修养。“质”是指人的内在道德品质，“文”是指人的文饰。孔子认为，一个人缺乏文饰（“质胜文”），这个人就粗野了。一个人单有文饰而缺乏内在道德品质（“文胜质”），这个人虚浮了。只有“文”和“质”统一起来，才成为一个“君子”。
“文”和“质”的统一，也就是“美”和“善”的统一。孔子的这个思想，在美学史上影响很大。历代的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问题上，多数人都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质”和“文”的统一，而反对“质胜文”“文胜质”这两种偏向。
根据这种“美”“善”统一的观点，孔子提出了他对艺术的审美标准。《论语》记载：
子日：“《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孔子的审美标准。就是说，艺术包含的情感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情感。这样的情感符合“礼”的规范，是审美的情感。郑声的情感过分强烈，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淫”），不符合“礼”的规范，所以不是审美的情感。孔子的这个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
“和“这个概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史伯（活动年代约在公前806—前771）就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又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把“和”与“同”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所谓“和”，就是性质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所谓“同”，就是性质相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史伯认为，只有不同的色、声、味的统一（“和”），才产生美，如果只是单一的色、声、味的简单重复（“同”），就不能产生美。史伯说的“和”，就包涵有矛盾的统一的涵义。
后来齐国的晏婴（?一前500）也对“和”与“同”作了区分。他说：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婴也反对“同”。他认为，音乐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是谁也不听的。音乐要动听，必须有多方面矛盾因素的相成相济，达到和谐的统一。晏婴强调这种“和”乐可以使人“心平德和”，也就可以对人的道德修养起积极的作用。晏婴把音乐的“和”与音乐的社会作用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发展。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季札观乐”的记载。季札是吴国公子。他到了鲁国，乐工为他演唱各国的诗歌，季札一一发表评论。在季札的评论中，出现了“勤而不怨”、“忧而不困”、“乐而不淫”、“怨而不言”、“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等评语。这些评语，体现了“和”的审美标准。这种“和”，主要是指音乐所包含的情感“和”。季札观乐所发表的这些评论，显然对于孔子的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国语》记载，春秋时代还有两位人物也强调“乐从和”。一位是单穆公，一位是伶州鸠。他们都认为，乐声是否和平，影响人心是否和平，而人心是否和平，又影响国家统治是否稳定。所以乐声的和平是个关系极大的问题。
孔子继承了春秋时期的这种“和”的美学思想。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孔子的整个美学就是强调“和”。他的着重点不在于音调本身的和谐，而在于音乐表现的情感要受到“礼”的节制，要适度。
孔子的这种思想为荀子和《乐记》所继承和发挥，对后世影极大。很多艺术家、文学家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都是以这个“和”字为核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