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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三字作为文章的题目，历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本来对题目最准确的解释，应当揆之于文章内容的本身，而《齐物论》篇题的解释不一，正说明文章内容的复杂。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种解释：
一种是把“齐物论”三字中“物论”连读，谓庄子著文的目的是“齐”天下各种“物论”。他们注重的是庄子在文中将儒、墨、名家等各家视为各自是而非彼，偏执一端，所以应“齐”在大道的观照之下。持这种说法的有郭象及后世的王安石、王夫之等。第二种是将“齐物”连读，于是进而就将“论”看作“文论”之“论”，成为文章的体裁。此种看法首先是受文章中诸如“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等一些著名提法的影响，认为庄子是在“齐”万物；其次是受庄子后学的影响，如《秋水》篇所谓“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此认为庄子在文中是力图“齐”客观世界的天下万物。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所言“庄周齐物，以论齐名”，更是以文章体裁来释“论”，影响深远。近人蒋锡昌和文学界一些人也持这种看法。可以说这两种观点似乎都可以在文中找到根据，也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贯通文意，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就有了第三种说法。章太炎先生在《齐物论释》中说：“是篇先说丧我，终明物化，泯绝彼此，排遣是非，非专为统一异论而作也。”章氏这里的“物化”乃指客观事物之变化，而彼此、是非当然是指理论上的对立双方，属于“物论”的范畴，因此章氏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兼容了前面两种看法，自然是圆通而全面，今人张默生、陈鼓应等从之。这种兼容式的解决办法，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解决，还需要作理论上贯通的工作。为免繁琐，集中到“破”和“立”两个方面：一是“齐物论”之“论”为什么不能认为是一种文论的体裁呢？二是“物”与“物论”从现代哲学上说，当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如何可以将两者统而论之呢？
先谈第一个问题。在庄子内七篇中从《逍遥游》到《应帝王》，其篇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从概括全篇的旨意中提炼而出。这种提炼之精当，唯有创作者涵咏全篇旨意方能作出，此亦可以作为内七篇出自庄子之手的一个证据；而外杂两类文章除《让王》和《说剑》两篇外，其余篇题全部摘自文章第一句话里的词语（《让王》、《说剑》两篇也是综合首句话的内容而来），内篇与外、杂篇在篇题上的区别是明显的。所以，内七篇的取题绝非作者轻易为之，《齐物论》也只能是概括全篇旨意而来，庄子的本意确实是要“齐”春秋以来各家各派之论，《天下篇》就是对庄子这种思想和追求最好的阐述。所以，不能以论说文体裁来解释“论”字，刘彦和的提法可能是文论家的习惯性想法，不合庄子的本意。我们追溯作者的原意，篇题应读为“齐”“物论”。庄子所谓“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正是从普遍性上指出各家理论的相对性，应以大道统而待之。因此，郭象等人的读法是正确的。所以，“齐”各家之论，是该篇的主要追求。
再谈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庄子在文中“齐”万物的说法呢？所谓“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该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从根本上而言，这牵涉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显示出的特异性。须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他们在著作中反映的是出自其内外生活的体验。中国古代的哲人并非如西方哲学家那样悬想高蹈，要建立自己思辨的体系，因此他们阐述的多是事实的真理；他们追求的是“圣人”的理想人格，所以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寓诸庸”者，在实际生活中抱道而行也。再从观念上而言，道家所开创的哲学是一种“物我不分”、“心物不二”的理论，认为任何理论的真理毕竟要植根于事实的真理之上，老子可以用“自然”贯穿大道、宇宙乃至人生的各个层面，所谓“妙造自然，出人入天”，并非仅仅是虚誉之言，庄子的大道当然也足以从贯穿万物到各种“物论”了。
其次，更重要的是，庄子创作《齐物论》，可以说自始至终追求的是对理论真理性的一种探讨。他在篇首一段提出“天籁”的概念，接着第二段就提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这里，上文形容“天籁”时说“吹万不同”，则“吹”乃指大自然“天籁”之音，而人类之“言”（理论）则显然夹带着主观的偏好，不是自然出之，所以庄子提出了质疑。首段“天籁的描述，就是要衬托出人类相关理论的不足和相对性。至于他在第三段提出“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也依然是立于“物论”之上的讨论。该段首先是破除公孙龙的《指物论》和《白马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我们首先应清楚，这里谈到的“物”是从批评名家的理论连带出来的。公孙龙的“名学”理论，说到底就是把事物之名称与其属性割裂开来，所以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名家这种分析不是针对事物本身的分析，而是针对事物名称与其属性的分析，是一种理论上的诡辩；而庄子的批判却颇为有力，你名家劳神费力去作这种分析，不如说“非马”（如牛）不是马。比较而言，庄子正是立在客观事物上去否定名家理论上的诡辩性。由此而来，庄子探讨了事物的共性特征，即在绝对的大道观照之下，从相对性而言，万物都是共同的，他的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然与不然，可与不可等说法，都应该从相对性上去认识。其证据就是他最后总结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在这里，庄子认为，万物都存在于分、成、毁、变的运动中，庄子也是由此建立起他以大道名之的无限的相对系统，从这个角度去看，则万物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无所谓成与毁了。在本段的结尾，他归结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是非”当然是指理论，天钧，自然均平之理；既能看到事物这种相对性，又能由此提升而采取自然超越的立场，这就是一种“两行”的理论。总结以上而言，庄子谈“物”之可“齐”，由批评名家之理论而发其端，最后依然归结为其无限相对的大道的理论，所以，《齐物论》理论追求的本质，是“齐”名家之“物论”。在庄子的著作中，《齐物论》是从理论上阐述道家思想的超越性，而具体评判各家理论长短的《天下》篇，则是“齐物论”理论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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