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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明、文化和道德是不同的概念，但三者之间异中有同，关系密切。简言之，道德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文明的背景。一种文化对道德的认知越中正，道德资源越丰厚，其文化品级越高，所导出来的文明整体上越优秀和强大。
儒家就是这样一种优秀的文化，所以作为中华文化的主统，缔造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辉煌。关于中华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历史成就，可参看东海《儒家共识和中华愿景》一文。所谓体用不二，全体大用，儒家“得道体之全”，作用当然就特别大，中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就是其作用的体现。
儒家是中道政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的，是位，更是道，中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保训》中，周文王反复强调要求儿子（武王）遵守中道，并以尧舜禹和商汤先祖以中道相传的故事勉励之。
中道政治即王道。《尚书·洪范》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这是对王道政治的最好描述。
王道政治道德挂帅，以民为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易经》），在正德的前提下，利物之用，厚民之生，达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类身心的高度和谐。儒家充满科学精神，重视物质开发和科技探索，强调开物成务和格物致知，这个物，涵盖宇宙万象，包括人类肉体意识一切现象。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文明，当然是强大的。孟子说仁者无敌，岂虚言哉。
儒家当然不会主动致力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但是，若有“邪恶国家”穷兵黩武，或已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宗”的现代儒家政府在军事和科技上自有适当的因应之道，以保持克敌制胜之方和吊民伐罪之力。在政治、制度及科技各个领域与时偕进、因时制宜，是儒家时中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
或问：既然儒家如此优秀，何以历史上儒家政权屡屡败于异族或异端？孟子说仁者无敌，为什么历史上儒家仁本政治却不能无敌于天下？
大哉问！这个问题，不少儒者遇到过，或有不少儒者为之困扰，也有一些儒者给予过解答，但都不够中肯和全面。这个问题不解决，“救亡无用、科学无用、治国无用”的“儒家无用论”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破斥，国人对儒家就难以起敬起信，儒家复兴和弘扬就会平添许多困难和障碍。东海试答如下。
首先，最好的学说，在付诸于政治社会大规模实践时，理论与实践都难免不同程度的脱节，儒家也不例外。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政治，理论实践高度统一，诗书礼乐易诸经，就是他们实践的结晶和理论的总结。然而，夏商周中晚期，理论与实践就渐渐脱钩和背离了。汉唐宋也是这样，至于元明清，本来就偏离了儒家政治正道，越到后来，儒味越淡，晚期不可收拾，原是意料中事。
崇奉儒家中道的人都是儒者，然有士和君子之差，士相当于准君子。同样，接受道统指导的政权都是中华政权，然有正偏之别。尧舜禹夏商周汉唐宋皆为中华正统，元明清则为偏统--偏离了儒家中道，相当于准中华，比非中华（夷狄）强得多，但又不够文明和中华。
“儒家政权屡屡败于异族或异端”，原因错综复杂，但都不在儒家，恰恰相反，最根本的内在原因是，儒家政权自身严重偏离乃至违背了儒家正道，徒有儒家之名而脱离儒家之实。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领导层非儒化，君昏臣奸；二是制度层非儒化，礼崩乐坏；三是思想层非儒化，违背了民本原则和王道精神，或流于君本位，或流于族本位。儒家政权的败亡，往往是各种原因综合纠结的结果。唯蒙元和满清政权灭亡的要因是“族本位”，即民族主义，前者为蒙古主义，蒙古族利益至上；后者为满族主义，满族利益第一。蒙元和满清分别亡于朱元璋和孙中山领导的汉民族主义革命，堪称历史以牙还牙的因果报应。
结论：儒家政权败于异族或异端，内因是自己不够儒家，如俗话所说，学艺不精，莫怪师傅。有时异族反而更有儒家风范。易言之，君子败于小人，是自己不够君子，或君子而不大。（在对等或相近的条件下，君子之大者不至败于小人盗贼之手。）蒋公败于毛氏，国党败于毛共，内因就在于此。
蒋公虽有君子风范，却非儒家，更非大儒，仁智勇皆有所不足，为人为政，东倒西歪，时出偏错。关此，东海有过大量论述，兹不赘。总之，当时的总统若换上王阳明、曾国藩或汤武集团中任何一位，局面将都不一样，毛氏将毫无胜算。
“儒家政权屡屡败亡于异族或异端”，情况多种多样。中国亡于异族主要有两次：蒙元和满清（五胡乱华另论），它们虽为异族，都非异端；明灭元，清灭明，民（国民党）灭清，从历史的高度看，是偏统取代偏统，仍属中华政权的更替。中国亡于异端有两次，秦时一次，现代一次，不仅亡国，而且亡天下。
三
公羊家将历史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人类文明整体上当然是上升的，只不过这种上升是螺旋式的，或进一退三，或大绕弯子，从三代到现代，就是一个超大的弯，政治文明进步微小而倒退严重。
从“选贤与能”的公天下到“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的家天下，是一次大倒退；从封建制家天下到郡县制家天下，是一次大倒退；从汉唐宋的正统到元明清的偏统，又是大倒退；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退的步子更是大得空前，中国转瞬之间退回了丛林社会据乱世。东海早就指出：
“从三代一直到现在几千年，我们的政治文明度和道德水平线整体上就是不断下降的。秦始皇、五胡乱华、唐末藩镇、元朝清朝异族王朝等都是历史上几次政治大倒退、文明大跳水。虽有汉、唐、宋、明等几次较大的回升，但回升的高度都没有抵达三代的水平，而且一次不如一次。”（《政治何尝今胜昔？道德沦丧实空前！》）
某些西哲亦不无见地。法国路伊斯说过：“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不断的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却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受到蔑视与否定。”
历史有其局限性。从据乱升向太平的漫长的过程中，文明和愚昧、光明和黑暗之间，仿佛一场拉锯战，相互之间各有输赢。
历史的局限源于人性的局限。人类深重的恶习，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实现之前不可能消除，而且常常会趋于严重。文明和光明若占上风，本质上就是良知对恶习的战胜，相反则意味着恶习取胜。经过五四倒孔反儒的文化道德自残，中国人的恶习越来越严重，四九以后集中大爆发，中国遂彻底沦落于愚昧、邪恶和黑暗之中。
儒家对家天下君主制曾经的认同和拥护，就是出于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家天下君主制“天然地”不利于民本原则和王道精神的落实，比起“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大道差得远，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民意合法性---在几千年时间段里，它曾经得到国民的普遍认同，在某些历史条件的成熟之前是难以超越的。
秦汉以后儒家王朝，理论与实践不同程度的脱节，亦可以视为这种局限性的轻度体现。就历史作横向比较，儒家指导和缔造的、包括精神和物质、政治和科技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整体表现已高于西方。这就够了。就像面对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宋朝的抗争无疑是最持久、坚韧和悲壮的，这就足以证明儒家政治的优秀了。（注意，宋朝的败亡，与其自身诸多政治失误和思想误区密切相关。宋朝虽为中华正统，但中晚期领导层和思想层问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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