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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忘却
美国已经变成了遗忘症患者的国度，在这个国家，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遗忘不仅被随意地实施而且还得到称赞。美国已经堕落为这样一个国家或一种社会秩序，里面不仅充斥着大众的愚蠢，而且把批判性思考当作负担和威胁。这不仅体现在崇尚平庸和白痴的明星文化的泛滥之上，而且体现在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和政策中，形形色色的政客和反公共知识分子相信启蒙的遗产需要颠倒过来。像米歇尔·巴赫曼（MichelleBachmann）、里克·桑托伦（RickSantorum）和金里奇（NewtGingrich）之类政客连同评论员如比尔·奥雷利（BillO'Reilly）、格林·贝克（GlennBeck）和安妮·考尔特（AnneCoulter）不是问题，他们不过是令人担忧的攻击的症状而已，如果不是对理性思考本身大肆攻击，至少是在攻击批判性的思考。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之下，权威、权力和命令等语言已经与伦理学、社会责任、批判性分析和社会成本等内容完全脱节。
这些反公共知识分子是缺乏想象力的机器的组成部分，该机器依靠将权势人物的意识形态、机构和关系作为常识呈现出来而巩固富豪的权力和军事-工业-司法-学界联合体的结构。1比如，抵抗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私有化和全方位监控等历史遗产早已被人遗忘，在美国人当今生活的民主的、后种族歧视社会中已经看不见这些东西了。新自由主义的啦啦队通过一些词汇和公共教学法竭尽全力要将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和权力关系正常化，这种教学法培育了受市场驱动的顺民、意识模式、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鼓吹和解、退让和逆来顺受。社会纽带被撕得粉碎，人们进一步龟缩到私人空间的轨道，培养非商品化的知识、价值、批判性交流和公民素养的空间遭到破坏。威权主义的教学法在美国大行其道，它对公共记忆的压制不仅通过电视文化和宣扬一致性的机构来进行，而且依靠一种恐惧文化和监狱国家（carceralstate）不断再生，美国关押的犯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2当今许多评论家在不断攻击爱德华·斯诺登（EdwardSnowden）时所忽略的不是他揭露的信息，即美国政府已经多么腐败、多么扰人或多么心甘情愿地从事针对美国公众的庞大犯罪活动。他的真正“罪行”是他证明了知识能够被用来赋予人们力量，让他们作为批判性参与政治的公民那样思考而不是假设知识和教育不过是用来学习技能。这是一种用培训替代教育的简化论概念，强化了理性的逃离和威权主义心态的条件反射。3
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政策就一直出现了强化的趋势，在此历史阶段中，民主的公共空间的基础遭到拆解。学校、公共电台、媒体、和其他批判性的文化机构都被视为对市场驱动下的社会的威胁而遭受攻击，这样的社会认为批判性思考、对话、和公民参与是对其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巨大威胁。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开端，其中民主话语、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被打得稀巴烂。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都是市场极端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他们宣称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政府是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民主和政治协商过程都成为企业权力和新兴金融服务业的牺牲品，因为希望已经被修改为对精心刷白了的世界的宣传广告，在这个世界里，文化对社会压迫进行批判的潜力遭到极大削弱。大型社会运动分裂为孤立的抵抗，它们多数围绕一种身份认同政治而组织起来，基本上忽略了迫切需要的社会批判的对话，这种对话是有关社会问题和影响社会的广泛议题如财富、权力和收入的越来越大的不平等进行的攻击。
特别新颖的是一种方式，在已经遭到削弱的社会契约中，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被排斥拒在重要的地位之外，在许多国家定义未来时完全没有他们的参与。年轻人不再是社会表达理想的代言人。相反，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成了社会的恶梦。在新自由主义的叙述中，年轻人基本上被描述为消费市场、经济消耗、甚至是累赘的代表。4年轻人越来越变成了压迫性的管理机器惩治的对象，它们教导年轻人将公民素质定义为参与市场交易活动、服从命令、尊重权威。年轻人进入一个社会，其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市场和警察国家的双重力量的支配。它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晰：要么参与买卖要么接受惩罚。多数人步调不一致，年轻人尤其是贫穷的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白人青年越来越多地陷入死知识、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机器中无法自拔，成为发不出声音、看不见形象的一群。
描述年轻人的方式暴露出有关美国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构成上的很多新东西，以及美国对年轻人、福利国家和民主本身的投资越来越少的现实。5新自由主义暴力的结构已经把民主词汇放在生命保障之上，后果之一就是主观性和教育不再是个人和社会机构的批判性形式的生命线。现代性有关进步、自由、和希望的承诺还没有被消灭，但它们被重新塑造，被剥夺了解放潜力，被贬低为野蛮的市场工具心态的逻辑。现代性已经背叛了它对年轻人的承诺，即为他们提供社会流动性、稳定性和集体的安全感。长期规划和支持它们的机构性结构现在已经被交付给私有化、拆除管制、灵活性、和短期利益等命令。社会纽带在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和对福利国家的攻击之后已经分崩离析。而且，对社会产生的问题的所有解决办法现在都被交付给个人来解决。6
公共问题分散后变成了有限的去政治化的私人问题。个体的利益现在打败了对社会利益的任何考虑，因为所有问题最终都被放在孤独的个体的门口，他的命运被远远超过自己的个人责任的力量塑造而成。在新自由主义下，人人都必须单独协商自己的命运，承担常常并非因为自己而形成的问题的全部责任。对年轻人来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隐含意义是灾难性的，它促成了一代年轻人的出现，他们被社会所遗忘，最终成为被排斥在外的一个群体。就业无保障、债务奴役、贫困、禁闭、真实的或象征的暴力的大网已经把未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罩住了，他们没有任何机会或者希望。这是一代新人，是受到更大程度的监督和控制并被社会抛弃的多余人。
在新自由主义下年轻人中间出现的这种现代性的转变的严重性和后果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即这是“被抛弃者的困境蔓延到整整一代人”的第一代人。7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认为，当今的年轻人已经被“抛到一个勉强感觉到的随波逐流的状态，根本不知道它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8也就是说，21世纪初期的年轻一代没有办法抓住命运，他们不知道能否“摆脱令人痛苦的意识，即任何人生安排都是临时性的、转瞬即逝的、不确定的。”9新自由主义暴力已经产生了一代没有工作、没有独立生活、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社会福利的人。而新自由主义暴力产生的部分原因是财富向1%的人集中的大幅度转移、贫富差距拉大、金融服务业占支配地位、教育机会被剥夺、因为种族和阶级而被边缘化的人的社会保障被削减等。
年轻人不再居住在前几代人获得的特权空间里，不管打了多大的折扣。现在他们占据了新自由主义眼中的死时间的暂时状态和被人抛弃和永远被排斥在外的区域内，其标志是不再相信进步，反而相信那些觉得未来似乎不确定、凄惨和不安全的末日叙述。进步的前景变得苍白，市场驱动下的政府政策如废除养老金、消除有质量的医疗保险、惩罚工会、将公共服务人员妖魔化、提高大学学费等已经成为常态，这已经产生一个没有工作岗位的可怕世界。与此同时，数十亿美元和“巨额奖金而不是刑期”却赏给那些银行家和投资经纪人，他们本该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千百万美国人丧失家园负责。10学生现在发觉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个世界，这里不断被抬高的期待被破灭的希望所替代。高等教育的承诺和从前令人羡慕的毕业证书如今已经变成了实现理想的骗局，“因为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遇见全体大学毕业生都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欠下巨额债务，概率很高或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只能找到临时的、不安全的、兼职的工作和没有工资的“实习生”工作，这种虚假的工作被骗人地描述为‘实践’，所有这些都与他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就其学到的技能来说也属于大材小用。”11
整个年轻一代发生的变化不仅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对年轻人的投资减少和社会地位下滑的命运，而且包括下面这个事实，即年轻人生活在消费主义的地毯式轰炸的商品化环境中，这是从前几代人不大可能经历的事情。这一代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商品化、私有化、无工作的野蛮而又残酷的新世界，希望一再破灭，希望不断诞生。12广告片为他们的梦想、人际关系、身份认同和能动性意识等提供了主要内容。在商业蒙昧和和赌场资本主义的环形敞视监狱（panoptican）之外似乎没有空间。当今一代出生于消费者的用完即扔的社会之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年轻人都被越来越多地被客体化和被视为可抛弃的东西。年轻人生活的世界已经很少拥有独立的公共领域或者社会空间，市场、战争国家、债务和被不祥地称为国内安全部的触须迅速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结构不仅仅是在年轻人身上减少投资或将他们商品化的问题，而且把儿童时期受到保护的空间改造成为严厉惩罚和残酷对待的特区，尤其是针对那些因为阶级和种族而被进一步边缘化的人，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被人看作有缺陷的消费者或病态的他者的社会环境中。因为无法作为充分的消费者，许多年轻人如今被看作可抛弃的人，被迫居住在“被社会遗忘的角落”，或无家可归或糟糕的学校，甚至是拘留所和监狱。13在惩罚性国家越来越盛行之时，“黑人、拉丁裔美国人、美国土著、贫穷白人、亚裔美国人”的命运越来越多地与国家镇压、监督、抛弃的管道联系在一起，他们陷入把年轻人当作罪犯来管理的体制下，这种制度越来越多地以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14正如米歇尔·哈特（MichaelHar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指出的那样，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所有机构都成为记录、监控、收集信息和储存数据的“检查机构”的社会里。15影子监狱作为这些机构的补充不再与作为全方位监督机构的社会分开。相反，“全方位监督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整体的普遍条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注意到“监狱在它的门之前很早就开始了。你一离开家就开始走向监狱，甚至在你离开家之前”。16
人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全世界的年轻人掀起针对各种议题进行抗议的浪潮，从经济不公、巨大的不平等、到教育和公共福利的大幅度削减。这些示威抗议已经遭遇或正在遭遇国家批准的暴力和对其要求的一种近乎病态的拒绝。更具体地说，在美国，国家垄断暴力使用的状况自198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并在此过程中，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年轻人、低收入白人、贫穷的少数民族、移民、女性。因为福利国家已经被空洞化，关爱文化被暴力、残忍和抛弃文化所替代。集体保险和社会保障已经被经济拆除管制的力量所取代，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惩罚性的工作福利计划（workfareprogram），公共福利私有化，避而不谈社会责任，却频频呼吁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不受管制的市场驱动下的价值观和关系应该支配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在此观念支配下，公司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抛弃了任何可靠的社会责任等观念，同时进一步把社会问题当作犯罪来对待，削减尤其是针对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基本社会福利。17在现有新自由主义历史转折关头，出现了暴力、管制、和系统性地投资减少以及公共机构和公共空间的崩溃，而它们是民主赖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当监控国家出现后，这种情况就变得非常明显，社交媒体不仅成为入侵私有空间的新平台而且进一步把人人都是告密者的文化合法化了，人们觉得监控是出于好心，国家支持下的超级恐惧社会越来越多地把每个人都看作告密者或恐怖分子。每个人，尤其是少数种族和民族人士如今生活在全景监狱的监督之下，“生活受到不断的监督就意味着被当作罪犯。”18
因为年轻人对激进民主提出多样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表达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世界的愿望，他们越来越多地遭遇身体上、意识形态上和结构上的种种暴力。因为被现有政治体制所抛弃，奥克兰、加州、纽约市、魁北克和全球其他很多城市的年轻人已经以身试法地进行和平抗议，同时试图创造新的语言和政治，想象长期的机构，支持这样一种共同体观念，即“体现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价值观，这些在按新自由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中恰恰是没有的东西。”19在魁北克，面对警察的暴力和威胁，数以千计的学生连续几个月抗议前右翼政府试图提高学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这些抗议持续在全球很多国家进行，他们相信要投入到表达对公地的新理解的活动中，共同体是交流信息、思想辩论、和政治参与的公共空间。
这种运动无论多么多样化，都不仅仅是简单地抗议现有的不公平和要求恢复公共空间而且提出新观点，产生新对话和引进新政治语言。年轻人反对把民主和市场当成一回事的观点，呼吁终结贫困和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反对政府打击持不同政见者也反对永远的战争国家。他们拒绝被仅仅视为消费者而不是工人，他们抛弃金钱至上的观念。他们也反对市场驱动下的价值观和实践，这些只会破坏那些能够创造用以强化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承诺的团结纽带的公共空间，造就极端自私和无知的臣民。这些运动都拒绝接受把金钱作为唯一可以接受的交换观念，即拒绝把一切都视为买卖的还原论观念。
历史转折点的抵抗和政治
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工人、艺术家等人提出了不平等暴力和为这种暴力辩护的社会秩序等严肃问题。他们呼吁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不是在原有体系下而是在新体系下，其中民主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或将威权主义和国家暴力合法化的工具。正如斯坦利·阿诺维茨（StanleyAronowitz）和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等人指出的，争取教育和公平的斗争无法与争取经济平等、人的尊严和安全的斗争以及根据真正的民主原则建立美国机构的挑战分割开来。20今天，人们关注的新焦点是公共价值、对基础广泛的团结运动的必要性和新的政治、民主和正义概念。
所有这些议题都很重要，但是在最紧迫的意思上必须处理的问题是美国新出现的警察国家所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对战领众多城市的年轻抗议者而言而且也是对民主本身的。这种威胁正在变得越发严重，因为出现了一种战时心态和新自由主义纪律和教育模式，在此模式下，人们很难重新使用义务、社会责任、和公民参与等语言。21我们环顾四周所看到的尽是警察国家的阴影在一步步逼近。政府现在要索取公众的电话记录、过滤他们的电子邮件，将泄密者如爱德华·斯诺登贴上叛徒的标签，虽然他们揭露了政府的腐败、无法无天、和众多反民主的做法。警察提取了所有犯罪分子的DNA资料，无论最后证明是否有罪。美国禁闭的人数越来越多，关进监狱的人超过230万人，而“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超过600万人受到拘押，这比斯大林古拉格的犯人还多。”22
进步媒体虽然有一些报道涉及到政府对占领运动和其他抗议者采取的暴力行动，笔者想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观点，即我们把这种暴力放在一个更大的范畴框架下很重要，它不仅能让我们批判性地理解这些野蛮行动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而且让我们能够批评性地反思现有历史阶段的独特性。比如，如果不分析社会福利国家的崩溃和相应的战争国家和惩罚性国家的兴起，我们就很难谈论国家支持的暴力行动。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对葛兰西的社会遇合概念（conjuncture）的重塑在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塑造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的入口而且留下了将理论与战略结合起来的空间。23在这个案例中，遇合指的是在特定阶段下，社会的不同元素集中起来创造了在特定现实中变得具有霸权特征的相对解决办法的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独特融合。这种既分裂又统一的标志就是新自由主义遇合。在特定的历史时刻，遇合的概念帮助我们从理论上阐述年轻人的抗议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上看具体的新自由主义工程联系起来，该工程鼓吹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造就了学生贷款炸弹，消除了迫切需要的社会福利项目，窃取了社会收入的精华，把利润和商品看得比人还重要。
尤其是在美国，对年轻人的非暴力抗议常常采取暴力形式的回应也必须在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国家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因为这个联合体承诺于战争和将整个社会军事化。24军事工业联合体国家、警察国家和不受约束的企业权力的融合指向一种战略需要，即不仅要对付现有战争和监督国家的具体内容，而且要对付塑造了这种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工程和不同的利益、权力模式、社会关系、公共教学法和经济融合。这种遇合在政治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理论入口，使得战争国家和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种种劣迹大白于天下，从而“抵抗其继续前进、内容、焦点、和领先优势。”25它也指向揭露这种历史仍然是开放的水平线的概念力量，我们不能求助于历史的终结或者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抛弃它。26正是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才使得抗拒成为可能，政治的演变拒绝任何保证，它永远是开放性的。
笔者想指出现有的历史时刻或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长征”27必须在它部署和强化的越来越强烈的暴力形式的背景下来理解。这种反民主压力及其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抗议的关系体现在各种危机中，这些危机往往是随着因为管制和暴力的出现、惩罚性国家的成长和被阿列克斯·霍耐特（AlexHonneth）所描述的“社会性溃败”的持续发展而爆发的。28
美国已经对暴力欲罢不能，这种对暴力的依赖因为它愿意在国内外发起战争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此意义上，战争不仅仅是旨在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幸福的政策的附属品。正如莱特·米尔斯（C.WrightMills）所说的“军事形而上学”的组成部分，这是包括了企业、国防工业、政客、金融机构和大学等在内的各种力量的复合体。29战争提供了就业岗位、利润、政治献金、研究基金、政治和经济力量等形式，它们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战争也是这个国家最受推崇的美德之一，军国主义价值观对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30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永久战争特区的背景下的，已经出现了监狱国家和超级暴力，军事和士兵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正如米歇尔·哈特（MichaelHar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指出的那样，“在美国，身着军队制服的人自尊心明显提高，这对应于整个社会的日益军事化。所有这些都是在丑闻迭出的情况下出现的，不断有报道军方内部监狱体系的违法乱纪和道德堕落，从关塔那摩到阿布格莱布监狱，里面的系统性做法如果不是虐待也接近虐待了。”31特别是在美国，例外国家已经成为似乎没有尽头的长期局面。战争已经成为最高法则，它已经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越来越多地收到道德和政治疯狂的滋养，战争形式的价值观产生和认可了共同的恐惧成为社会关系的首要标准。
在奥巴马时期被重新命名为“海外偶然行动”的反恐战争已经变成了反民主的战争。现在，人人都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这为政府和私有企业提供了监控每个人的合理性，无论他们是否犯下了罪行。监督之外还有补充措施，如越来越庞大的挥舞着警棍的国内警察力量，他们现在已经配备了最新式的军事装备。像曾经专门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高强度战争地区的无人机、特警装备（SWATvehicles）和配有机关枪和装甲车等军事技术现在越来越多地用来供应国内的警察部队，并不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武器的增加还配有地方警察在战争地区技术和战略的技能培训。”32针对恐怖分子（用来指年轻抗议者的说法）的国内战争为国防订单和公司提供了发财的新机会，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内生活的组成部分了。”33正如格林·格林沃尔德（GlennGreenwald）指出的，“为国内警察部队配备准军事武器将确保他们系统地使用这些东西，即使在美国本土没有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他们会简单地找到其他借口，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武器。”34当然，新的国内准军事力量也将使用武力的威胁破坏言论自由和发表不同意见，同时威胁核心的公民自由、权利和公民责任。考虑到“23岁的时候，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都因某种犯罪而被捕过”的事实，现在非常清楚的是在新的军事化国家里，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年轻人被视为捕食者，是对公司管理的威胁，被视为可抛弃的人口。35这种围城心态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私有的和公司的监督和情报机构的合并，因为行为无所顾忌的惩罚性国家的成长暴力活动将会增加。太多的暴力让人想起1950年代和1960年代种族隔离法案（JimCrow）势力针对民权运动抗议者采取的暴力行动。36
但是，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内容，除了军事知识和军队话语泛滥，还出现了“为了生产暴力”而组织起来的军事化社会。37在这样的社会，“可接受的言论范围不可避免地遭遇萎缩。”38但是美国社会向永久战争国家占支配地位的转变不仅仅推广了一套统一的象征，这些包括拥抱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伦理原则，鼓吹一致性而不是提出不同意见，崇拜强者欺凌弱小，鼓吹恐惧而不是责任，而且产生了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所说的“命令语言”，其中暴力成为权力的最重要因素和影响社会关系的协调力量。39
永远的战争和超级暴力的公共教学法
作为公共教学法模式，永久战争国家需要国民愿意遵守其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恐怖与暴力叙述。这种合理性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已经习惯于生产消费主义、军国主义和有组织的暴力的市场文化所提供的。传播的多数渠道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众多方面，也有从高雅文化到好莱坞电影到暴力视频游戏的生产和五角大楼资助的音乐会等。市场驱动的战争场面要求崇尚一致性的文化、不说话的知识分子、听话的消费者的共和国。在这里，人们还有一种需要，在暴力的商品化和残忍文化中获得快感。在新自由主义下，文化似乎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作为批判场所的作用，很少去表现超越市场的幼稚化和道德空虚之外的内容。战争和暴力的设计与展示时尚潮流的商品拦河坝结合在一起。比如，在最近美国暴露出美国国家安全部（NSA）和棱镜（PRISM）机划的情况下，《纽约时报》仍刊登了有关时尚新潮流的署名报道，“反监控的隐形服装的技术声明”。40
因为快乐原则不受尊重别人的道德指南的约束，越来越多地受到更强烈刺激的需要和永远没有尽头的更加耸人听闻的刺激的支配。因而出现了以危害性的硬汉和攻击性的男子汉的观念为标志的暴力文化，痛苦、羞辱、和虐待被浓缩成可消费的场景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没完没了地通过极端的体育、现实电视、视频游戏和YouTube跟帖等新老媒体的多种形式传播开来。硬汉的意识形态和为快乐经济学辩护也出现在自里根总统以来这种权力进一步强化的权力的物质关系上，首先出现的是政府政策的转变，接着就出现了布什切尼政权下不受约束的虐囚和国家暴力。保守派和自由派政客现在都花费数百亿在全世界发动战争，资助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国家，为超级富豪和大公司提供巨额税费减免优惠，与此同时，抽干公共资金，加剧人类贫困和苦难的范围，消灭所有可靠的公共空间，无论它们是福利国家还是公立学校或公共交通或起到塑造性文化作用的解决公共利益需要的机构。
国家的暴力，尤其是使用虐待、绑架、定点清除等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具有合理性的做法是例外国家的组成部分，其中“超级惩罚性的政治文化”41已经成为常态。最明显的证据是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傲慢自大和嚣张，完全没有了良心或者道德观念。否则我们如何解释右翼亿万富翁查尔斯·科赫（CharlesKoch）坚持认为帮助穷人的最好办法是取消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回应，记者罗德·巴斯坦姆（RodBastanmehr）指出，“科赫没有承认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但是他的确炫耀了他的快乐，一卷儿新的100美元的手纸，这是对所有人的款待。”42更糟糕的是，西弗吉尼亚议会共和党议员雷·坎特伯雷（RayCanterbury）坚持认为“学生可以被强制进行劳动以换取食物。”43换句话说，学生可以刷厕所、看大门、或其他卑贱的乏味的工作以便换取免费的学校早餐或午餐。在缅因州，共和党众议员布鲁斯·比克福德（BruceBickford）已经提出国家应该取消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的理由说明了一切。他写道“儿童有父母，让父母为孩子承担责任。不能由政府来管理每个人的生活或生活方式。让政府走开，让父母承担起关照孩子的责任。”44这是服了类固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版本，这个说法可能让安·兰德（AynRand宣扬理性利己主义的美国作家---译注）也感到羞臊脸红。
公共价值观不仅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受到攻击而且似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那些空间让人能够体验到一种公共利益，现在却成为右翼人士和自由派政客、反公共知识分子和一帮媒体专家蔑视和奚落的对象。在保障个人安全幌子下的国家暴力，虽然表现为民主的支柱实际上却做了相反的事，掩盖了民主“是让政治成为可能的不可通约生存体验的共同存在。”45道德、政治、和经济贫困的症状在我们周边随处可见。
一个最近的例子可以从共和党人通过的农场法案中体现出来，该法案为农业企业提供1950亿美元的补贴，同时削减了大约40亿美元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这个项目本来为穷人提供食物券，不仅数百万的食物券受益人面临风险，而且据估计将近两百万美国人其中多数是儿童的福利被取消。卡特里娜·范登·霍威尔（KatrinavandenHuevel）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很难相信任何一个政党竟然公开宣扬如此残忍的做法。她写道：
“在大批民众失业的时代，4700万美国人依靠食物券生活。其中将近一半人是18岁以下的孩子；将近10%是贫困的老人。受益人多数是白人、女性、年轻人。共和党核心小组已经决定在法案中抛弃他们作为‘外来的’，没有必要分开立法来维持其地位。谁愿意公开宣扬这些残忍的价值观呢？”
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阐述了临时工领域和排外的泛滥，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缺乏工作，需要社会救助，学法医疗保健或者无家可归。按照赌场资本主义倡导者的说法，为数百万孕妇、婴儿和孩子提供“营养补助，喂养穷人的孩子给他们充足的健康照顾”是糟糕的支出，因为它创造了“一种依赖性的文化，是这种依赖性的文化而不是银行家的无法无天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元凶。”46
但是残忍文化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不仅仅是在道德上挑战了有利于富人和惩罚穷人尤其是孩子的政策，还出现了一种惩罚性的国家，把年轻人当作罪犯的管理方式，出现了从学校直接到监狱的管道这一种族隔离法律的新面孔。47
暴力充斥日常生活的症状的典型例子是人们越来越接受公立学校针对年轻人行为的犯罪化做法。从前由老师或者训导主任或者学校管理者处理的行为现在却被警察和刑法体系来处理。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后果极其严重。贫穷的少数民族和白人青年越来越多地被“直接从学校送到监狱中去，学校不是提供机会的管道反而成为监狱囚犯的供应基地。因为反对毒品的战争，美国处于监狱狂欢的高潮之中。”为此，“自1970年代以来，监狱囚犯人数增加了600%。”48据估计，在华盛顿特区等城市，75%的年轻黑人可能都会在监狱呆上一段时间。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Alexander）已经指出，“三分之一的美国黑人青年现在受到刑罚体系的控制，或被关进监狱、或被拘留、或处于缓刑期、或被假释，但是庞大的监禁人口往往被归结为刑罚议题而不是种族正义或民权议题（或危机）。”49
美国黑人青年有一个刻在他们心头的身份认同，这是奴隶制的直接遗产。他们被认为是具有攻击性的危险之人，带有危险性，是犯罪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犯罪行为不是因为可能犯下的所谓罪行而是因为他们是被白人优越论种族主义文化瘫痪了的集体想象的产物，黑人只能被看作危险的噩梦。但是真正的噩梦在于这样一个隐藏在相互学习的和和后种族主义社会的无视种族问题的危险观念。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修辞混乱，让美国白人根本不考虑制度性的或个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做法和政策，这些会破坏任何可靠的正义和民主观念。正如17岁黑人少年特雷凡·马丁（TrayvonMartin）被枪杀的案件和宣判所清楚显示的，大量黑人青年不仅被逮捕和送到刑罚体系中，而且被当作警察攻击的目标，常常受到安全部门的骚扰，在有些情况下仅仅因为是黑人或被认为有危险而遭枪杀。50
在此情况下，不仅学校类似于监狱文化，小孩子也因为微不足道的不良行为而被逮捕或被迫出现在法庭上。否则，如何解释患糖尿病的学生案件呢？她因为在自修室里睡觉被抓起来被警察打了一顿。或者一个7岁的孩子被逮捕的故事，因为在校园里与另外一个孩子打架，他在布朗克斯警局里被戴上手铐关闭了10个小时。在德克萨斯，逃学的学生不是被送到校长室或者被课后留下来接受处罚而是被罚款，在很多情况下被关进拘留所。很难想象在马里兰州的学校里，一个13岁的女生因为拒绝宣读入籍誓词而被捕。这里不仅仅是愚蠢或者教育者、家长和维持这些法律的政客的责任缺失问题，而是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心态，即年轻人成为成年人的威胁，对付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打垮他们的惩罚。
这种中世纪的惩罚作为公共场景的一部分给年轻人的心理和肉体上带来痛苦和伤害。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奴隶制遗产指导了这种做法，如果考虑到“逮捕和警察审问过多地影响黑人和拉丁裔学生比较多的低收入者的学校”这个事实。51贫穷的少数民族生活在新形势的种族隔离法之下，隔离、种族主义、贫困和希望破灭等灾难因为“私有化、金融化、军事化、犯罪化”的力量而被放大，构成了惩罚、给多人带来痛苦和威权主义的新建筑。52通过像监狱一样的学校的惩罚式教学法，学生受到错误的教育，被当作罪犯抓起来。这种学校激发的情景令人担忧，即打击和惩罚的心态现在已经渗透到国家暴力很少进入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不仅仅是野蛮执法的问题，而且是虐待狂和暴力泛滥已经正常化的明显标志，这个社会以非人化为乐。
广泛存在的暴力现在成为反免疫体系的一部分，把真正的快乐经济转变成创造可能吞噬任何政治实质和道德活力的民主基础的虐待狂模式。美国社会缺乏想象力的机器占主宰地位，社会死亡和历史遗忘的机器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因为阶级、种族和民族等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和其他人已经被抛弃。但是历史和公共记忆不仅仅在于占支配的方面。
正如人类学家大卫·普莱斯（DavidPrice）所说，历史记忆是反对“有组织遗忘的荒漠”的潜在武器，隐含着重新思考艺术家、知识分子、教育者、年轻人和关心这事的公民在塑造“美国受到打击的公共记忆的复苏”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53为了反对遗忘的独裁，教育者、年轻人、社会工作者、公共知识分子、工人和其他人可以努力揭露遗忘的本质，反对国家暴力的历史遗产和当前现实，反对惩罚性国家的兴起。这种斗争说明不仅要恢复教育作为公共利益的本质而且要改造刑法体系，把警察从学校中清除出去。而且，有必要动用公共记忆，批判性理论和其他思想资源来揭露那些市场驱动下的管理社会的权力机构的犯罪行为，特别要强调这些权力机构是如何把福利国家转变成为战争国家的。
赌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惩罚性国家连同真实的或象征性的暴力机器必须被当作攻击公共价值、公民素养和和经济正义等历史和政治议题的更大工程的组成部分来对待。这里关键的是这种攻击如何得到危害性的新自由主义公共教学法的资助和支持，这种教学法在娱乐和腐败的同时去掉了政治。国家暴力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一种政治议题而且是教学法议题，将暴力强加到年轻人的思想、欲望、身体和身份上，作为从福利国家到惩罚性国家的转变的组成部分。这种转变的核心是新式企业主权的出现和更激烈的国家暴力形式，无情的优胜劣汰伦理为权力集中到富人手里辩护，为惩罚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管理方式格格不入的年轻人的罪恶辩护。
让年轻人变得愚蠢，成为教育赤字的受害者的价值在现有的权力关系被正常化的社会里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此情况下，那些对权力问责的人被视为叛徒，而批判性地参与政治活动的年轻人则被谴责为反对美国的行为。54在任何一个极权社会，异议者都被视为威胁，公民素养被诋毁，生产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的公共空间被拆解或通过用培训代替教育而变得贫瘠。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斯诺登被贴上间谍而非告密者的标签，虽然它他暴露了间谍活动的范围涉及到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被谴责为一代人的代表，不幸的是，这代人虽然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对当局充满怀疑和不信任。
当然，这些反民主倾向代表的不仅仅是对年轻人的威胁，它们也让所有那些被视为可抛弃的东西的个人、群体、公共空间和机构陷入危险中，因为这些与银行家、金融精英和富人经营的世界格格不入。只有年轻人、教育者、工人、家长、宗教群体和其他关心社会的公民的组织严密的运动才能改变权力关系和经济的极端不平等，正是这些差距产生了一个连真正的民主理想都变得陌生的国家。
结论
惩罚性国家和在美国社会推行的把年轻人当作罪犯的管理模式的兴起暗示一种政治的必要性，它不仅要否定现有秩序而且要想象受到激进版本指导的新秩序和模式，未来决不是对现在的模仿。55在这个话语中，批评的出现伴随着现实的希望或笔者所说的受教育者的希望，个人斗争融合进更大的社会运动之中。年轻人动员起来反对全世界的压迫性社会的挑战是遭到国家支持下的暴力，并非只警察的残忍问题。这里特别清楚的是美国，考虑到它已经从福利国家转变为战争国家，从曾经拥抱社会契约模式到不再有追求正义、共同体和团结等理想的语言，这个国家现在依靠的是恐惧和商品化纽带，原来的公民责任和民主理想纽带已经烟消云散。除非教育者、个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众多社会运动解决赌场资本主义、战争和暴力的形而上学已经牢牢扎根于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和由此产生的高昂社会代价的问题，否则年轻人抗议的社会、政治、经济暴力以及针对他们的抗议而做出的暴力反应都不可能被认识到，也无法采取行动。
如果年轻人发起的这场战争要真正起作用，示威和抗议就必须让位于更加持久的组织。这种组织要组建新的共同体，独立的工人控制，集体的医疗保障，直接民主的模式和解放性的教育模式。如果愿意设想赌场资本主义之外的生活和未来的话，教育必须成为任何可靠的政治的核心。教育者、年轻人、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有必要开发一种教育政治，其中人们可以处理位于暴力核心的历史的、结构的和意识形态的条件，这是公司化的压迫性的国家使用的暴力，它清楚说明在市场至上的独裁政府下，权力已经不再对年轻人的最基本需要作出反应，在此问题上也可以说是大部分人的需要不再做出反应。
谁来定义未来、拥有这个国家的财富、塑造社会国家的变量参数、控制全球资源、创造构成性的文化以便产生积极参与的对社会负责的公民的议题已经不再是修辞问题而是提供了定义代表、教育、经济正义、政治等议题的范畴和方式。这里关键的是批判性和可能性的语言。更广泛基础的政治变革的话语对新政治的形成非常重要，这种政治面向未来，能提供可持续的就业岗位、体面的医疗保健、高质量的教育、共同体的团结、和年轻人的支持。这样的视野非常关键，它依靠持续不断的教育和政治斗争来唤醒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沉睡的居民认清当前的现实，了解受教育者意味着什么，不仅要跳出新自由主义常识的框架之外进行思考，而且要追求为民主赋予平等精神和经济和社会正义的价值、希望、团结模式、权力关系和机构，让民主成为值得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任何重要的集体活动都必须拥抱教育作为政治的核心和在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命令之外寻找美好生活理想的源头。太多的进步人士和左派受困于取消赎回权和玩世不恭的话语中不能自拔，需要开发出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政治即教育的意识，即政治是要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56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在芝加哥、雅典和世界资本主义其他死区等城市看到的是争取激进民主的机构、价值观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漫长斗争的开端，这种充满活力的激进民主的核心是批评性教育和共同体建设。对年轻人和所有投身于民主远景的人来说，这种民主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不仅是政治意义而且延伸到对经济正义和社会变革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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