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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关于“隐微写作”
纳粹上台时逃至美国的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于1952年出版《迫害与写作艺术》。他给出的“迫害”的概念，涵盖最残忍的类型和最温和的类型，但明确指出，如宗教迫害、政治迫害与一般的社会排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迫害，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只要涉及要害问题，真理就必须通过字里行间呈现出来。这样一种“采用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施特劳斯称之为“隐微写作”，而与“显白写作”对称。隐微写作明显是隐喻性的，带有构思晦涩、矛盾、怪异、迂回、暗示、提示、象征、双关等等特点，包括使用笔名。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写出真实的五种困难》一文中提到的“把真实分成许多份来说”，也可算是隐微写作的一种技巧。隐微写作是与专制的、不自由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除非思想气候发生变化，不然，持异端观点的作家一定不会放弃这种写作方式。
施特劳斯认为，隐微写作具有公共交流的全部优点，而免于公共交流的最大弊害：作者有可能被处于极刑。作家坚持隐微写作，选择的读者对象只能是有思想的人，通过这些“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以“字里行间阅读法”还原其根本意图，从而把真理从真诚的谎言中剥离出来。
在极权主义国度，优秀的著作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有隐蔽的方式、形式和风格。由于文学作品本身用形象说话，可以避开逻辑语言的直接性，而且，除了虚构，它还拥有多种修辞方式，可以成为隐蔽的对抗手段，因此，隐微写作者往往是作家；在政治迫害时期出现和存留最多的作品，就是文学作品。
德国老牌杂志《德国评论》的主编培切尔为了把刊物变成反对派的喉舌，便采用伪装手法。比如他最有名的一篇关于西伯利亚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对一本写苏联恐怖政策的书的评论，每句话都适用于纳粹的高压政策。刊物不时出现诸如《骗子颂》、《权力的罪恶》、《一个暴君的形象》等标题，启人联想。当然，作为代价，他在集中营和监狱中关了三年。《法兰克福报》的文艺副刊利用纳粹党人的语言说事，如称日本人为“黄色的雅利安人”之类，极力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不满，最后导致报纸的被查封。
历史小说盛行是有根据的。留给德国作家可选择的题材有限，动辄得咎，只好回到往昔寻找更大一点的写作空间。当时，伯根格伦写了一部影响极大的小说《大独裁者和法律》，当它最初以连载形式刊出时，编辑不得不对原稿进行了改动。首先，书名换成《诱惑》，书中“独裁者”改为“摄政者”，只要小说中的独裁者与希特勒有相似之处都被删除干净，所有的政治性暗示当然不可能保留。小说出版时意外恢复了原来的书名，震撼力可想而知。雷克-马尔克泽文的《博克尔森：一场群众性歇斯底里的历史》是一部历史学著作，表面上是有关十六世纪蒙斯特的再洗礼教教徒的研究，实际上在攻击导致纳粹党上台执政的群众性歇斯底里；而且，书中对政治暴发户必然迅速垮台作出暗示。在当时一片“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还设法公开发表《绝望者日记》，说：“任何人只要怀疑到或发现了新教义的毛病，都注定要判死刑。”这就露骨多了。结果，在被监视十年之后，他于1944年12月被捕，两个月后死于达豪集中营。恩斯特荣格的小说《在大理石峭壁上》被誉为“德国国内抵抗派文学代表作”，不但能公开出版，而且头版销量在万册以上，创造了一个小小奇迹。究其原因，就在于神秘、华美的形式外衣，迷惑了审查官的眼睛和鼻子。小说写到暴君和恐怖，但是荣格并没有虚拟一个固定的故事背景，而是在过去和现在、北方和南方、爱情与死亡之间自由往返，意象密集，文字优美，神话和隐喻超量使用，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它是作者“内心刻意结撰的一个神秘的避难所”。当然，荣格作为民族派人物的赫赫声名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不过，当时已经有人提出此书应当列入黑名单。
在纳粹德国，抒情诗突然繁荣起来。据文学史家的描述，作家普遍写诗，这种现象比倾向于历史题材的写作更加引人注目。所谓“诗无达诂”，诗歌本身的歧义性，就包含了“隐微写作”的有利因素。哈格尔斯坦概括这个时代许多人选择十四行诗的原因时说：“十四行诗为他们提供了像花岗岩石板一样的建筑材料。这种形式体现的是与混乱的对抗，是对新秩序的期望，对虚伪灵魂的反击，十四行诗完全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抵抗形式。”说十四行诗是一种“抵抗形式”未免夸大，但确乎不乏这样的例子。在被枪杀的莫阿比特的遗物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留下写于狱中的79首诗，就叫《莫阿比特十四行诗》。
从隐微写作看迫害与写作的关系，是写作者与权力者之间的一个周旋过程。维舍特原来算得上是纳粹党的宠儿，曾经两度获奖，甚至计划写作一部题为《第三帝国》的“日耳曼人灵魂的清唱剧”。一如他所述，“直到1935年以前，那条路仍然对我敞开着。我非常清楚，那是一条表面看来十分耀眼的路，我只须抓住那仍向我伸出来的手便可踏上这条路。”但是，他并不想抓住那伸过来的手。最终他抛弃了官方所给予他的盛大的荣誉，还有锦绣前程；尤其令官方不能容忍的是，他对这所有一切公开表示蔑视。他被关进了集中营，出来后，并未中断写作和社会活动。1935年4月，他在慕尼克大学演讲，呼吁大学生独立思考，倾听良心的声音，不要被蛊惑。这次演讲，在莫斯科的流亡刊物《发言》上发表，为当局所注意。1937年，他在科隆搞了一次公开朗读活动，朗读他的《白水牛》——一个关于坚持正义和真理，与谎言作斗争的印度传说，直接招致盖世太保的制止。1938年春被捕，在慕尼黑监狱转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年底释放。他在小说《死亡之林》中记下集中营的体验，这个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被他埋在花园里，直到纳粹政权覆灭之后，才拿出来发表。
在对抗政治迫害的斗争中，写作者表现了他们的英雄主义。他们努力突破严密的审查制度而争取合法出版的权利，即使完全被封杀，还可以伪装，隐微写作；还可以保持沉默，转入地下。他们始终等待而且相信，独裁者终有灭亡的一天。真正的写作者忠于自己，他们都是有尊严的人，都有一颗自由的、不屈的心。
拉丁美洲：军人集团与文人集团的较量
拉丁美洲有着独特的历史，它长期封闭起来，被“发现”很晚，是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把它带到现代的门槛上来。在政治文化方面，既与欧洲传统相连接，又极力使之分离。这种分离意识在第一代知识分子中便已充分地表现出来，如何塞马蒂等，他们勇敢地投入到反对殖民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在这中间，伴随着他们的不仅仅是火器，还有写作，都是集体的战叫。
驱走殖民主义者之后，军人长期盘踞拉美政坛，实行独裁统治。民族独立并没有给人民带来自由和和平。1982年，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词中专一诉说拉美的“孤独”：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过5次战争、17次政变，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有12万之多。阿根廷1976年至1983年的“肮脏战争”臭名昭著，孕妇被捕后在监狱分娩，而孩子不是被军人“偷窃”，就是被监禁在孤儿院里。三万人失踪，“五月广场”至今飘荡着青年的亡魂和母亲的哭泣。智利的逃亡者即多达100万，占国民人口的百分之十。乌拉圭被认为是拉美最文明的小国，每五个公民就有一个人在流放中失踪。马尔克斯统计说，如果将拉美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流寓欧洲的作家很不少，虽然大多是“自愿的流亡者”而非政治流亡者，但都是因为逃避国内政治的专制和黑暗，正如略萨介绍说的，流亡国外可以更好地写作。他说，仅仅在秘鲁就能开列一份由流亡多年的人写的著名作品的清单。其中，写《王家述评》的加西拉索流亡了三十年，写《人类的诗篇》的巴列霍流亡了十二年。这些流亡者即使远离了拉美，仍然不曾忘怀这块黑暗的大陆，他们的作品带有深刻的民族特点；所以，略萨说流亡者加西拉索和巴列霍的文学，可以称为扎根本国的文学。
作家受到专制当局的直接迫害而系狱、逃亡，甚至死去也大不乏人。古巴的卡彭铁尔，由于在一项反对马查多的宣言上签名，便被投入监狱，他关在普拉多第一监狱里就达七次之多。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在狱中写的。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在上世纪40年代沦为流亡者。他的住宅被焚烧，本人遭到通缉，有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过着逃亡生活。就在这动荡的生活中，他完成了一生中最辉煌的诗集《漫歌》。其中，就有一首长诗名为《逃亡者》。1951年流亡法国的阿根廷小说家科塔萨尔形容这些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下的拉美国家的文学，就像一个人在牢房里唱歌，包围他的只是憎恨和不信任；在那里，无论是批判性思想还是纯粹的想象都被视为一种罪行。他说，只要文学干涉现实，就会立刻遭到现实的排斥和打击；那些揭露现实的文字，只能把思想真实和希望的秘密藏匿起来，阅读它就像收到那种抛在大海里的漂流瓶一样。
科塔萨尔指出，阿根廷文学跟智利、乌拉圭文学一样，其处境是绝望的。它是一种在流亡和被迫的沉默、疏远和死亡之间摇摆的文学。一些作家侨居国外，另一些作家却根本不能出国，他们遭到绑架甚或被杀死。他随之列举了一批作家的名字，肯定了“在国内工作的人”为使他们的思想战胜审查和威胁而竭尽努力；与此同时，在国外写作的人也在通过公开的或地下的途径，向国内人民传递他们的声音，为抵消官方的宣传而全力以赴。
传记作家伍德尔称，博尔赫斯“到死为止同他国家的历届政府一直不和”。事实上，博尔赫斯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长期受到左翼的攻击，晚年有同军事独裁政府合流的嫌疑，曾同魏地拉将军共进午餐，同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大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合影，还曾接受邻国大元帅颁给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十字大勋章。据说正是为此失去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但是，他确实是一直敌视庇隆及其政权的。
另一位传记作家莫内加尔称，博尔赫斯生活在“庇隆的精神牢狱”里，“他憎恨这个煽动社会仇恨、进行卑劣的法西斯说教、用庸俗的方式大肆蛊惑人心的政客领袖”，他带着这种愤激构筑他的文学迷宫。在这里，引入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的概念是合适的。博尔赫斯曾经声称：“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恨的是独裁扶植了愚蠢……”；又表示说，向独裁政权的野蛮和愚蠢的行为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责任之一。可是，他毕竟是一位胆小的作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充分显示了虚构的能力和智慧的技巧，伍德尔称之为“典型的规避战术”。他有一些作品是秘密印刷，在小圈子内流行的。在作品中，他试图否认时间的存在，着力于描画同源事实，呈现幻想世界、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不是相似，而是一模一样”。在诗集《深沉的玫瑰》中，他写诗悼念五岁的甥孙女落水溺死：“在这次小小不言的死亡中/有多少可能的生命随之消失？”在诗中，他讽刺说，他的国家是“英勇的”；而这个国家，正是已经开始了“失踪者”时代的阿根廷。诗的最后一行是：“笼罩在我们头顶的是残暴的历史。”
1980年4月28日，博尔赫斯对《新闻报》驻马德里记者发表声明说：“对于恐怖主义和镇压在国内造成的严重的道德问题，我不能置之不理；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失踪，我不能保持沉默。”一个月后，他又发表一个反政府的声明：“对于现政府，我无法施加影响。它是个国家主义的政府，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没有任何职位，我是自由人。”
博尔赫斯20年前所作的声明，至今仍然使广大的幸存者感到震惊，心存愧疚。这个盲人被我们的许多才子作家奉为艺术守护神，后现代主义文学偶像，但是，他们忘记了，就是这样一个拉美作家，在他的迷宫样的作品中，隐藏着一种不屈的对抗的力量。正如他在作品《扎伊尔》中的一句插话所表述的：“不管怎么不完整，我仍旧是博尔赫斯。”
中国：鲁迅传统
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其披覆之深广，致使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多年，诸多文件、报纸、报告、会议的讲话等仍然出现“封建主义残余”一类话语。自秦以后，行郡县制而非分封制，即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所以，学术界有人作出结论说：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的建基于西方历史的历史分期说是不恰当的，从本质上说，“封建主义”应为“专制主义”。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式文字狱的一个原型。文人命运多舛，明清之后，所受迫害更剧。及至现代，国民党以党治国，把苏俄和德国现代管理的严密性和本土帝制时代人治的随意性结合起来，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作家言论和写作实行高度控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带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今天有学者淡化甚至美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网史，如果不是出于相对主义的叙述策略的话，那么简直是无知妄断。无须翻查相关的档案及文学资料，仅就鲁迅三十年代的著作而言，就多次涉及国民党的文化统治政策。所谓“吟罢低眉无写处”，这是的确的。
作为反抗迫害的写作者，鲁迅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作品被删、被禁，或根本无从发表。但是，他没有在淫威下屈服，誓言“以笔对付手枪”，主张“韧战”、“壕堑战”、“散兵战”，不断寻找“钻网的法子”，并极力使之完善为一种艺术，他使用笔名多达90多个，在世界作家中是罕见的。在他的作品中，杂文写作尤为突出：题材有史学，有新闻，以及各种杂闻，可谓无所不包；类比、借喻、讽刺、幽默、反语、互文、影射、改写，春秋笔法，神出鬼没，堪称隐微写作的大师。但在关键时刻，他也会走出壕堑，恢复显白写作。远在北洋政府枪杀学生，国民党“清党”时不说，“党国”建成之后，当左联作家被害，日本侵华，重大口号论争，他都有锋芒毕现的作品出手。但主要是隐晦曲折，这是迫害时代所加于反抗者的风格烙印。也有完全转入地下的，譬如拿作品到境外发表，或在非法刊物发表。
鲁迅去世以后，他的隐微写作的传统并没有在历史的顺延中得到合理的承继。抗战文学趋于一致性激烈，是可理解的，战后的写作者也多党派化，集团化，独立反抗的写作者非常稀少。
延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它的独立性。在延安，鲁迅一面受到尊崇和利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应有的贬抑和扭曲。有一种理论认为，解放区是光明的，采取暴露的方式是不合适的；而且，讽刺不能乱用，倘运用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是错误的，因此，鲁迅式的“杂文时代”应当宣告结束。鲁迅的青年朋友如萧军、胡风、冯雪峰，先后遭到整肃并非偶然。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频繁，知识分子被规定为思想改造的对象，这对于正常的写作是一个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极端，一夜之间，许多学者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作家成为“牛鬼蛇神”，被抄家，批斗，关进“牛棚”，下放“干校”，被迫放弃写作。如巴金就没有创作，连隐微写作也没有；发表时被“开天窗”的《随想录》，还是“文革”过后几年写作的。当时，他只敢做做翻译，顶多是腹诽，借译赫尔岑诅咒沙皇的文字以舒愤懑。整个“文革”期间，只剩一个作家和几个戏，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刊物停刊，书店一度只有“红宝书”赫然在架。如果说有所谓“地下文学”，惟是《第二次握手》之类有数的几种。右派刘绍棠把偷偷写就的小说稿埋入地里多年，后来挖出来发表，其实，依旧是如从前一样的田园牧歌式作品。
用意识形态专家的概念来说，这是一个“左”的时期。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55万右派脱帽，知识分子加冕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堪称“大团圆”的美妙结局。当时，知识界有“第二次解放”之说，可见先前的禁锢之深，也可见即时的一种普遍的感恩心情。
……
所谓“鲁迅传统”，在新的形势下，是否有必要作出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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