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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
写作者：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
迫害古已有之。所谓迫害，是指个体由于强势者——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来自政治、宗教及其他社会团体或势力——带有针对性的暴力或潜暴力行为，致使生命、财产、名誉等遭到侵犯、损害和剥夺的情形。集体迫害实质上是对个体迫害的集合。这里强调受迫害的个人性，目的在于防止将生命抽象化、符号化。事实上，在历史叙述中，许多集体迫害事件，倘若有幸不曾遭到抹杀和窜改，众多鲜血淋漓的生命，也往往被简化为寥寥几组数字，失去原来的可感性。
集体迫害主要有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两种。至中世纪，宗教迫害进入极盛时期，宗教裁判所是著名的。近世以降，政治代替宗教成为主角。在崛起的民族国家里，只要沿袭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其中的一种现代形态——的政治体制，集体迫害事件就不会绝迹，甚至有增无已。20世纪苏联的肃反和纳粹德国的反犹，论规模性和暴虐性，足以使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的故事相形见绌。
除了种族清洗，在社会群体中，具有知识分子意识的写作者由来是政治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从西方到东方，这是对女巫、癫僧、史官的历史性迫害的一种延续和扩大。这些人是天生的异议者，统一意识形态的敌人，他们不但可以作为忠实的记录者为历史作证，而且可以作为预言家和鼓动家，影响社会舆情。为了维护固有的政治格局，统治者势必通过各种手段迫害他们，以期剪除这根社会的大舌头。
在专制——所谓“开明专制”也是专制——政体之下，写作者面临三种选择：一、跟随权杖起舞，颂圣成为主流；二、逃避现实，顾左右而言他，最常见是风花雪月，娱乐化，形式主义。这两种选择，其实在骨子里是一致的，就是私人利益至上，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写作当然是最稳当的买卖。另有一种选择，就是直面现实，干预社会，抨击专制体制，反抗权势集团。但这样，写作便成了一种冒险的职业，轻则失去自由，禁止发表作品，遭到监视、囚禁、流放，重则失去生命。
迫害与写作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两者的博弈一直在进行。
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
写作是需要余裕的，不但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有相对安全、宁静的环境。正如苏联作家扎米亚京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说：“要一个作家置身于一年比一年厉害的有组织的迫害气氛中，从事创作是不可能的。”这里仅就一般文学写作而言，思想性论著还不包括在内。
在苏联，只要“倾向性”被认为出了问题，就随时有被剥夺写作机会的可能。真正的作家视写作为生命，正如扎米亚京所说，写作机会一旦被剥夺，则无异于面临死刑。
在出版被严格统一控制的情况下，意欲突破查禁的罗网而坚持写作，对于作家的勇气、意志和智慧，无疑是一种考验。
对异见者的迫害，在帝俄时代是有传统的，但是，人们无法预料，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迫害竟致于变本加厉。1922年，“哲学船事件”发生震惊世界。在这一驱逐事件中离境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境外出版了一批论著和回忆录，评述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境遇，总算保存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此期间，高尔基主编的《新文化报》发表了在当局看来十分不合时宜的系列时评，结果被“动员”到国外疗养，且一去长达十二年，实际上让他噤声。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为了利用他的声誉，尊之为苏联作协主席，带头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打造了一批粉饰性的文学作品。
苏联当局掩盖了所有这些事实，几十年间，国内对“哲学船事件”一无所知，包括高尔基的时评《不合时宜的思想》成为禁书。相关的档案材料和文稿，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1957年11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意大利出版小说《日瓦戈医生》，次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文学报》认为授奖是西方的“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小说也被《真理报》等指为“反革命、反人民、反艺术”的作品。鉴于作者的“背叛行为”，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他的会籍，团中央书记骂他是“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帕斯捷尔纳克被迫作出检讨，拒绝接受诺奖，从此郁郁以终。1929年，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同样在国外出版，遭到批判后退出苏联作协，被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开除。如果不是高尔基施以援手，让他及时离境，结果将不堪设想。二三十年代，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先后遭到镇压，其中有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等；或者以自杀结束生命，如茨维塔耶娃。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作协，上了“黑名单”。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扎鲍洛茨基等人的戏剧、小说和诗作都被禁止上演和出版，甚至被目为“敌人”送至劳改营。在苏联，严厉的政治文化政策及出版制度窒息了思想，扼杀了独立、自由的写作。
大半个世纪的“苏联文学”，基本上是由政治局、宣传部和作协机关主导下形成的，是配合官方政治的奴隶主义的产物。
但是，苏联在气候最为肃杀的时期，仍然有人坚持严肃、真实的写作，如利季娅。她在1939年至1940年，即写出反映1937年肃反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一个母亲失去独子的故事。
关于这个小说，利季娅说：“像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样的人太多了，几百万，但生活在不允许人民阅读所有文件和文学的时代，几十年的真正历史被篡改的时代，他们只能根据个人经历独立思考……多年来我只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写在中学生厚笔记本上。我不能藏在家里，三次搜查和没收全部财产的经历记忆犹新。朋友帮我收藏笔记本，如果从他家里搜出，他会被五马分尸。”她最终没有因为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搁笔。
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于1956年自杀，在遗书中，他这样描述苏联文学界的状况：“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以想到。”据统计，从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4年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二十年间，受到迫害的作家至少达二千人以上。剩下的是哪些人呢？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有一个震动一时的讲话，他尖锐地指出，苏联作协全体成员中有一大批“死灵魂”；至于作品，除了极少数富于才智者外，都是“垃圾”。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思想文化界进入所谓的“解冻”时期，其实为时十分短暂。由于政治体制并未出现根本性的改革，所谓“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依附这个体制生存的文学也不可能有大的飞跃。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一个被称作持不同政见者的写作群体出现了。这些异见分子主动撤离官方布置的逼窄的出版空间，开始向地下和国外进发。地下刊物名为“萨米亚特”，其活动在1955年到1965年间达到全盛时期。在国外出版的苏联被禁的作品名为“塔米亚特”，此时也在扩散；而且萨米亚特很快就会成为塔米亚特。其中突出的地下作家有索尔仁尼琴，他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以编年史形式描绘了集中营的灾难性情景，许多象征性画面，其实是苏联社会生活的缩影。据传，在苏联，如果谁有一本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将会遭到逮捕，并且至少判处5年以上徒刑。但此时，迫害已无法遏止索尔仁尼琴的影响，仅《古拉格群岛》，便在多国出版，销售量达上千万册之巨。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加强了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致使他终于得以在两年后安全抵达西方。在领取奖金的讲演中，他严词谴责国内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认为这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威胁”。
后斯大林时代是一个平庸的时代。这时，当局对思想和写作的控制相对而言较为松弛，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本质的东西仍旧在支配苏联社会，所以仍然会出现像关押布罗茨基，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等恶性事件，以致一度激发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性的抗议。然而官方的迫害行为，毕竟一步一步往后退，至80年代，便成强弩之末，一座屹立了七十年的大厦，即将悄然坍毁。
东欧：苏联政治的复制品
作为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迫害与写作的冲突一样持续了数十年。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同构，所以迫害的手段，包括使用的名义、理论、口号，可以说是完全复制苏联的，属于斯大林主义版本。
个别国家如罗马尼亚，对写作的干预特别严厉，赫塔米勒、马内阿等作家直呼党的书记齐奥塞斯库为“独裁者”，著书控告国内的书报审查制度。被称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赫塔米勒本人长期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她的作品行文跳跃，作风怪异，与不自由的处境是有关系的。处女作《低地》在出版审查时遭到严重删改，甚至连“箱子”一词也要删去，免使读者联想到“流亡”。但是，她没有屈服于审查机构的意志，把《低地》偷送到德国出版。她表示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以‘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罗马尼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度把审查的职能机构直接落实到编辑手上，并且不断把那些精明可靠的专业人员调入编辑队伍中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重新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马内阿就有两部作品无法通过审查，他的随笔集《论小丑》载有这方面的个案，可见审查的严密。用马内阿的说法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欺骗”：“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其实，这里所说的“欺骗”，正是隐微写作。
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可举著名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为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在领导人霍查在世时，是一个颂歌唱得最响亮的“御用作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小说，大都是他出国以后写成的。人们始终弄不清楚：他的前后差异完全是出于人格分裂，还是最后走向对真理的皈依？出国前写成的小说《梦幻宫殿》，采用寓言体形式，完全有可能为了逃避恐怖，而不仅仅出于艺术上的考虑。然而，由于主题的敏感性，虽然说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故事，也无法遏止读者包括审查官员的想象，所以出版后不久即被列为禁书。
波兰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十九世纪以来不断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文学方面有着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的传统，但是，至二十世纪下半叶，那种直面人生、批判现实、勇敢抗争的小说作家极为罕见，而以愤火内焚并以此烤炙社会的诗人却成群出现，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为了逃避政治恐怖，恰好拜诗歌含糊多义的形式之所赐。米沃什是其中的代表性诗人，不过他在完成随笔集《被禁锢的头脑》之后，就流亡到美国去了，大部分诗人仍然留在笼子里歌唱。1976年，另一位著名诗人赫伯特办了一份地下文学刊物《记录》，除了刊载其他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之外，他自己也不断在上面发表抗议的诗章。
在东欧，几乎是连锁反应般地，在七十年代都出现了地下刊物。现在看来，这种萨米亚特现象，其实是“斯大林体制”崩溃的一个先兆。
萨米亚特最活跃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地下活动。遭禁的作家定时聚会，朗读新作，交换手稿，非法印刷及传播。至1980年年底，秘密出版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即有200多种以上。昆德拉是一个从接受现体制保护向为抽屉写作过渡的作家。在他表现出明显转折的作品《玩笑》出版时，仍然被审查官扣留了半年。他渴望逃避，后来去了法国，以致最后用法语写作。现体制不容许“真实”的存在，不容许质疑，更不容许抗议。由哈维尔、帕托切克等联合签署的《七七宪章》，是著名的地下出版物。发起者要求“政治需听从法律，而法律无须听从政治”，结果是“政治”登台清场，哈维尔系狱，帕托切克被折磨致死，宪章运动遭到严厉镇压。然而，历史的意志毕竟不可违拗，《七七宪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从地下到地上，终至于在1989年揭开新的一页。
东欧同苏联一样，由于特殊的制度因素的制约，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大抵只能在地下和国外产生。
德国：围绕“托马斯曼风波”
阿伦特在其政治学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将苏联和纳粹德国一并论列。历史表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师法苏联的，陈独秀则干脆指德国是普鲁士传统加布尔什维主义。其中，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宣传，利用所谓“群众”对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进行迫害等尤为突出。纳粹集团从崛起到覆灭，大约只有十年左右，由于上台仓促，又急于发动战争，在文化政策的制订方面，不如苏联的系统周密。对于知识分子和自由作家，也都基本上采取运动式的一次性清洗的策略，一面焚毁书籍，一面流放或监禁精英分子。据魏德曼《焚书之书》提供的名单，在1933年至1935年间，共有94名德国作家和37名非德语作家作品被焚毁，100多位作家逃亡国外。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图霍尔斯基、茨威格等著名作家都在逃亡之列。
迫害是有威慑力的。但是，对于那些远离国境的作家来说，极权的淫威已不复存在；他们跟从前一样，依然关注着这块为恐怖与谎言所统治的故土，以笔为剑，加入国际反法西斯主义阵线。在耽留国内的作家中，不少乐于充当纳粹政权的啦啦队，响应“血与土”的主旋律，制造新的国家神话。自然也有保持沉默者，有的则在无涉政治的题材中写些电影脚本，或是儿童读物。值得指出的是，有一批被称为“内心流亡者”，他们不惮于眼前的压力，在无比险恶孤独的境地里，发出深沉的反抗的呼声。
流亡的作家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内心流亡”，质疑“留下来的人”的作品的反抗的有效性。而在国内从事禁闭式写作的作家对于流亡作家置于自由的国度而非议不自由的同行的做法，同样不能接受。著名的“托马斯曼风波”凸显了两部分作家的分歧，它对于理解政治与写作的令人困惑的关系，颇具启示的意义。
1945年5月8日，托马斯曼在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德国听众”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一个“德国人”的集体耻辱问题；对于国内同行呼吁像他一样的流亡者回国一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讲话引来莫罗、蒂斯等人的答复。蒂斯在公开信中否认全体德国人都负有罪责，为“留下来的人”辩护，甚至说：“我认为要在这里保持人格，比在那边向德国人民发些通告不知要困难多少，那些通告，人民中有些是根本不听的，而我们这些知情者则始终觉得比他们高出一头。”
托马斯曼把关注点引到“忠诚誓言”上面，因为许多被称为“内心流亡者”在纳粹统治时期都曾经宣誓效忠。他斥责说：
“在我眼里，从1933年到1945年在德国境内能够出版的书籍毫无价值，不值得沾手。这些书散发着血腥、耻辱的气味。这些书应当统统捣烂化为纸浆。
德国报纸展开激烈讨论，不少人对托马斯曼进行反击。为此，托马斯曼非常失望，拒绝回国，其他流亡作家也深感受到祖国不公正的对待。
蒂斯在辩文中，把极少数纳粹分子及当时官办“作家协会”全部成员归纳为“内心流亡者”，无疑是草率的。但是，在“留下来的人”中，确实存在少数坚定的反抗分子；有的早先还曾是纳粹的追随者，终至放弃优越的写作条件而从事冒险实属不易。纳粹掌权后，严厉控制新报刊的创办，为了尽可能缩小舆论的影响力，甚至垄断了报纸的分配。尽管如此，当局仍然无法禁止原有的报刊为“国内流亡派”所利用；至于由一些进步的党派势力组织式渗透的作家团体，表现尤为激烈。它们出版抵抗运动的小册子、地下报刊、各种非法出版物，突破重重关卡传送到尽可能多的德国人手中；或者将出版物偷运出境，在国外揭露德国的事实真相，发出呼吁和警告。更普遍的情况是，留下来的作家多以自己所独创的、伪装的、巧妙的形式，争取通过书报审查，以期获得合法出版。事实是，已经获准出版的书刊，也不能确保绝对安全。正如费舍尔在流亡者刊物中预料的那样：“他们的嘴迟早要被封上，他们手指间的笔早晚要被击碎。”被逮捕，进集中营，遭到处决的作家足够开具一份清单。在极权国家里，只要心怀不满而又有所表达，都会遭遇不幸的结局。而这种压抑和恐惧，倒是流亡国外的作家所无须经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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