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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
（二）
纠缠于中西文化的优或劣，或以例证方式将一方之优对比另一方之劣，争论不仅可能会变成一场毫无结果的“口水战”，而且更不是柳先生的本意。《国史要义》固立足于弘扬“中国本位文化”，但全部论证都建立在对人类历史走向以及普适性的文化关怀之上。透过必要的中西历史对比，是要给这种坚持予以充足的理性支撑，因此较一般的“文化保守”视界开阔，意境更高，有新的意义注入。
读者可以注意，第六章“史识篇”有言曰：“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吾国古亦无此名，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经子。”学界多强调先生之学为经世之学，是亦持之有故，然犹不及深义。先生视经世之本为“正身心”，故将“史识”的境界，归于穷究天人之际，鉴识“人生之规律”，认为此境界决不逊于西人之“历史哲学”。因此，柳先生所说以人群之原则求史义，非现今所谓的袭取历史社会学方法，而是倡导史学必须站到“人学”的高度。需要提示的是，这一考察历史的制高点，贯彻于全书各篇，且为撬动其余各侧面展开的“阿基米德支点”。为此，据自己读书所做的笔记，试将先生重要论点串连于下：
（1）中西历史皆同，必有以约束、联系人群之柄者。而吾族之兴，与他族竞于功利不同，非以武功，非以宗教，非以法律，亦非以物质，独兢兢然持礼仪名教以致力于人伦日用，恒以教育觉悟权贵之昏庸，亘数千年而未替。吾人治史必极其源流而熟衡其利弊得失。（史原第一、史化第十一）
（2）有人群之组织，必有掌治之元首；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其祸至烈。惟吾族不似他族以宪法限制君权，而古史之职实在“天子不得为非”（大戴记）一语。吾圣哲深虑预防之思想，乃以典礼史书，限制君权；其有失常，必补察之，勿使过度。史权之尊，固仿佛有他国司法独立之制度。（史权第二、史义第七）
（3）人之有阶级、等差，各国均不能免。他族之言平等，多本于天赋人权之说。吾国之言平等，则基于人性皆善之说。以礼之阶级为表，而修身之平等为里，不论阶级、等差，人之平等惟在道德，故阶级制度不足于限人，庶或免阶级争斗之乱。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又归之卿士大夫。（史化第十一）
（4）千古史迹之变迁，公私而已矣，中外皆然。特详引黄宗羲、顾炎武公私之辨（这些精彩之论不能不读），谓前贤称“大公者，群私之总和”，亦即《易·文言》所谓“利者义之和”也，吾国特重义利之辨。是故公之中有私，私之中有公义。人各遂其私，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因亦徇天下之私，使之自营自遂而不相扰，则此私产安矣。故欲民之自由，莫若无为而治，时时视泰甚者而去之！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推其类，则举一国家一民族以竞利而乱世界，均与自杀无异。就古今中外史实，叩其两端而竭焉，则治史者之责也。（史义第七、史术第九）
（5）善善恶恶者，人之性而受命于天者也。吾国之为史者，其深浅高下固亦不齐，而于经典相传，以善善恶恶之性从事于史则一也。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户不出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史之为用，其利甚溥，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义第七）
（6）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各殊，故演进各循其辙，亦经多数人民之选择。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教宗，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而其探本以为化，亦各有其独至。然演迤累进，奕世赓续，虽同一原理，精神迥异，欲尽弃故习，一取于人，必致如邯郸学步，新法未得而故步已迷，此导国者所当深察也。（史化第十一。后半段则采自《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
时论或谓先生不无“道德至上”色彩，而于制度检讨或民主秩序的建设，注意力有所不逮。先生在1923年撰有《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一文，开首亦曰：“吾诚不敢谓德治与法治得一即足，不必他求，亦不敢谓尚德者绝对无法治之思想事实，尚法者亦绝对无德治之思想事实。然其有所畸重，固灼然见于历史而不可掩。”毋庸讳言，先生于民主宪政制度讨论甚少，在力促制度变革方面较梁任公之热情略逊一筹。先生深忧的是，入清以来，古谊沦亡，人不知迥心内向治其身，即推行新法，亦易蜕变为恶法。这一深刻感受，显来自先生切身体验[24]，亦道出其对变革的不存幻想：
今之醉心民治者，病在迷信法治万能，但令取异域一纸条文，举而加之吾国，便赫然可与诸先进之民主国家并驾。国会、省会已为国民所共疾，然犹甘茹此苦，不敢昌言徒法之非。假令县、市、乡村一一再如法炮制，不问其民之了解自治之义与否，姑托此为名高，则乡棍、土匪、流氓群起而擅法权，将令民国一变而为匪国。然必谓此法不可行，或强制焉，或搁置焉，或虚与委蛇而徒饰其名焉，一切政本悉出于官，谓为已足，则官国之害亦无异于匪国也。故欲造成民国，使不令民官而实匪之徒久尸政本，长此不变，则非从吾国立国之本详究而熟审之不可矣。（《中国乡治之德治主义》，原载1923年《学衡》）
诚如先生所云，严格而论，世界上从未只有德治而无法治的国家，反之亦然。也无可否认，无论德治抑或法治，观念与事实相匹配，历来皆不甚理想。而从发生学的角度考量，德治、法治，孰先孰后，孰主孰次？即折中一为扬善、一为止恶，止恶者不能为善，扬善者无力止恶，又若奈何？总之，此类问题，笔者窃以为，原是人类生态演进史上最玄之难题，恐永无最终答案。
先生一贯笃信道德为人类完善之本，未有本乱而末治者。认为维护道德设定的“天秩”，在吾国明著于“经”，而秉执于“史”。史职据此绳纠，称之为“史权”，此为先生本书独创之论。故《史原第一》竭力考证史官初由司天之官，后逐渐演化为治人之官，要在秉执礼制，使“天子不得为非”，不违“天叙”。《史权第二》则继而通论史官、史职之衍化，用制度史之变迁事实论证“上下二千年，或以史制相，或以相领史，及史变为相，复别置史，而史又变为相”，史职始终负有纠劾评骘之权，故吾国史权高于一切。先秦至明清权力实质性的变异灼然见于史，此说过分理想化，亦不无可商之处。然今之史家多以“专制”一词说死中国古代政治，殊不知是时尚有许多制约君权之术，史家、谏臣之评骘纠劾，效果虽必受制于君主之明暗，却尚具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25]。
先生认为，史学之大用，从普适的角度说，乃在帮助人类认识自身。[26]在《与青年论读史》里，针对当时思想界的混乱，读史无用论的流行，深情地告诫学人：
在《与青年论读史》里，针对当时思想界的混乱，读史无用论的流行，深情地告诫学人：
震民国之维新，则谓正史为廿四朝帝王家谱，《资治通鉴》为帝王教科书，俱可不读。不知正史之中包括一切社会演进事迹，岂惟记载帝王支系。又凡帝王宜鉴戒者，今之人讵不须知。徒谓其书胪列宗室、外戚、权臣、藩镇、佞幸、阉寺、方士、伶人、义儿、党锢诸事，似都缘帝制而来；苟非帝王世及，则种种秕政恶因皆不复作。斯实皮相之谈。苟一细按，则知名异而实同者不可枚举。有古有是事而今人袭之而不自觉者，亦有古已垂为大戒，今人明知而故蹈之，且讳其失而饰之者。盖物质演进而人情大抵相同。读史者能察其同异而通其邮，始为真善读书。[27]
人之处世，敬畏之心不可无。如同不畏天地人心，对历史的无知无畏，也会因权力或物质之诱惑，恣意妄为，置历史冰鉴于不顾，坠入黑暗。不悟生时或可侥幸逃脱惩罚，没世而名不称，惨遭史家口诛笔伐，在九泉之下亦不得安宁？！这就不得不敬佩柳先生所言，“爰以前事为后事之师，始可免于尝试之劳，及蹈覆辙而犹不悟之苦。”
先生特别推崇刘咸炘《古史绪论》[28]提出的“察变观风”，认为这是读史的一种高境界：“观风之变，其于已成，则知将来之厌恶；其于方始，则知异时之滋长，是曰知几。”观历朝历代，既得之成败不足计，凡不知修德，积小恶而不除，终归于大恶；反之，积小善乐此不疲，终归于大善。善恶之果，皆种于小隐。见微知著，是为大智慧。中国人喜欢讲气运、讲命数，这层道理可以说得非常玄乎，近乎迷信，实际人阅史多了，又能切问而近思，从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人事流变里，自然会慢慢地得到一些普遍性的体验，由风气而测得未来可能的趋向，或至振兴，或至堕落。也因为这个缘故，历史意识强的人，往往容易先人之忧而忧，虽悲情意识较重，不少痛苦，但也能避免同流合污、共坠地狱之苦。
先生著《国史要义》可谓用心良苦。明知环境有变，人心不古，仍坚守古道，垂训于后世。先生曾偶发感叹：世治则恒见钜人长德，乃知圣哲之匪属虚称；世乱则所知皆奸诈苟偷，觉前人亦大抵如此，遂菲薄古圣古贤。此非盛德而有远识者，未易超环境而不为所摇也（史德第六）。此处先生对环境不甚乐观，然欲言又止，毕竟还是不愿意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将全部悲情和盘托出：“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29]真诚的文化保守主义，坚执的背后却是深患这些可贵的文化精神濒临丧失，故其维护之心总不免带有悲切的情怀。柳著于古贤竭精尽敬，守护传统人文之神灵，缠绵悱恻，然先生蝉联复叠、低徊流连之中，也不无对世事苍凉的丝丝哀伤，野云孤鹤的无奈寂寞，不知读者诸君感受到了吗？真诚的文化保守主义，坚执的背后却是深患这些可贵的文化精神濒临丧失，故其维护之心总不免带有悲切的情怀。柳著于古贤竭精尽敬，守护传统人文之神灵，缠绵悱恻，然先生蝉联复叠、低徊流连之中，也不无对世事苍凉的丝丝哀伤，野云孤鹤的无奈寂寞，不知读者诸君感受到了吗？
[①]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年号劬堂。江苏镇江人。1941－1943年，由各大学各行各业教授投票推选，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直接聘任的“部聘教授”45人，历史教授，陈、柳之外，尚有萧一山，仅3人。1948年，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举产生的第一届院士81人，历史学类，陈、柳之外，尚有陈垣、傅斯年、顾颉刚，共计5人。后一评语出吾师苏渊雷先生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所作书序。《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详参本书《题辞》与裔孙柳曾符为华东师大版《国史要义》所写《后记》，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
[③]语出苏渊雷先生序，参前注。
[④]原书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无自序。1952年，先生有跋一纸，即今之扉页《题辞》。见前注柳曾符文。
[⑤]此处指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对“周礼”历史地位与历史功能所作概括――引者按。
[⑥]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于1942年着手撰写，1949年6月完稿。1985年，梁漱溟先生又以“中国文化要义”为题作过演讲，说：“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这也被认为是著者对己书的点题。
[⑦]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学识渊博，深通理学，在清末民初，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誉称四大才子。
[⑧]张其昀：《吾师柳翼谋先生》，台北《传记文学》总69号，1968年2月。吴宓言：“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培养的学生，如繆凤林、景昌极、張其昀、王煥鑣、陈訓慈、胡煥庸、范希曾、王庸、向达、束世澂等，后皆为史地界知名学者。
[⑨]可作旁证，柳先生在《讲国学宜先讲史学》（1935年）里就说过：“讲史学知道立国和做人的经验，那就叫做历史哲学。中国从前没有历史哲学这个名字，老子和孔子都祗讲个道字。什么叫做道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因此悟出这个道来。他们所说的并非神秘，乃是人生的规律。”载《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495页。
[⑩]梁启超首倡“史界革命”，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11]引语出丁耘在“开放时代”杂志举行的一次论坛上的发言。见该论坛会记录整理稿：《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12]据张其昀纪念文，谓柳师昔从缪荃孙东游日本，故“多以日本书刊为媒介，接触世界潮流。”参前注。
[13]柳诒徵：《与青年论读史》，《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559页。先生有《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之米价》、《与某君论研究经济史之方法》、《述社》等文，亦见其对“凡庶”即平民生活史的关怀，载于《续集》。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讨论“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在分析史料辨伪的重要时，涉及到了“史德”，所说“忠实”一词，强调尊重事实，敢于怀疑证伪，力求呈现真相（79页）篇末则批评“吾国宋明以降学术日流于诞渺，皆由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事实，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往往而有”（第94页）。到《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第二章《史家的四长》，始有“史德”专节，除坚持“忠实”一义，直摘夸大、附会、武断三病外，又提出“鉴空衡平”一说（143页），接近“价值中立”的意思。然而，治史是否完全能保持“价值中立”，今人亦疑之。以上均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版，2006年。
[15]梁启超：《新史学》，见前注。
[16]严复对斯氏社会学的翻译，实始于1895年，先片断发表于报刊。正式出版后，全书共计16章。据有关研究云：《群学肄言》所据，系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的一个结论部分，主要讲治学态度与方法。冯友兰说严复译斯氏之著，“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读本书所引文，确实是这样，故颇合柳先生的口味。
[17]吴宓：《空轩诗话·第十七条》，载《雨僧诗文集》，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1年。
[18]柳诒徵：《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115页。
[19]梁启超：《新史学》，原载1902年《新民丛报》，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20]此段情节由王信凯《＜学衡＞中的柳诒徴》揭出，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35期，2004年。
[21]《欧游心影录》之“科学万能之梦”，最早曾连载于1920年上海《时事新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九》。1923年《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再次流露这类思想，也包括对“进化论”有所怀疑。这是近代思想家对“科学主义迷信”觉悟较早的一种议论，在学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22]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第228－229页。
[23]梁启超：《儒家哲学》，1927年清华演讲文，由周传儒笔记，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零三。
[24]据邵镜人《忆史学家柳诒徵》：1946年，柳先生任江苏省参议会参议员。某次开会，“教育厅长为某件事，一时忍耐不住，指责议员吹毛求疵，有损政府尊严。柳先生抗声而起，手指某厅长大开教训曰：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议员是代表人民，执行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诚意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议会，就不配做国家官吏。”柳先生此时金刚怒目，其形象更像是古代史官。台北《传记文学》第3期，1962.年8月。
[25]有一事常为今人所忽视，古有谥法，“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如周王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元首之尊，莫逃公议，谥兼美恶，有似“历史审判”。见《史原第一》。柳先生书此，非不知礼之用，至后世陵替，且有曲意美谥之弊。既有以失之，固更觉须努力维护之。此苦心，读者当细心体会。
[26]柳诒徵：《历史之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81页。
[27]柳诒微：《与青年论读史》，载《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558－559页。
[28]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四川成都人，为卓有成就而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曾任塾师十年，后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丰，成书二百余种、四百余卷，总名《推十书》，有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传世。据传抗战时，陈寅恪一入川，即急求《推十书》，谓鉴泉先生是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对他亦推崇备至，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库”本，2006年。
[29]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寒柳堂集》所附《诗存》，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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