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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
20世纪前半期历史学家，兼具“部聘教授”与“中央研究院院士”两项荣誉的，除陈寅恪外，唯柳诒徵一人。[①]《国史要义》则是“先生文史学之晚年定论。”
《国史要义》的写作，缘起于抗战内迁时期中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的讲授[②]。因为听讲者的特殊身份，柳先生放弃在名作《中国文化史》里展示过的叙事之长，集数十年积累，匠心独运，改用“十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完成了对中国史学精义的深度阐释，被誉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的现代“命世奇作”。[③]。
全书将博学周瞻的优势发挥至极点，历溯二千年史书源流，遍收诸子百家名论，既有史学起源、演进方面史迹的梳理，也不乏经史义理与史书编纂的精彩点评。独创的以经证史，以史证经，有似江鱼回游，从容而潇洒。凡用以论证的史料，看似信手拈来，实为经久历炼所致，贵如披沙沥金。最难得的是，全书“博而能约，密而不碎”（熊十力语），有一种通贯的精神活泼泼地跳跃着。
著者于本书“题辞”后，附粘“熊十力函”，此举深可玩味[④]。熊氏云“公精于礼，言史一本于礼”，是将先生神思一语道破。全书以礼释史，竟能蝶化出各种现代涵义，亦叹为观止。诸如：礼起源于历史，皆本于天然之秩叙，条举人类之伦理，而典章制度节文等威由之而渐行制定，非一王一圣所创垂，实由民族之聪明所致（史原第一）；吾国之礼，相当于外国之法，裁制君权，不亚于他国宪法（史义第七）；人之平等者，惟在道德，礼之精髓，能合智愚贤不肖而平等（史化第十）；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则凡英雄宗教物质社会依时代之演变者，一切皆由以御之，而归之人之理性（史原第一），等等。全书以“吾之人本主义，即王氏所谓合全国为一道德团体者。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终篇[⑤]，将“礼”升华至哲学境界，归之以理性治国平天下，寄语来叶，余音绕梁。
笔者觉得，本书的性质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史学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本书的主旨。与之同类的著作，与其说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毋宁说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两者声气相求，互为奥援[⑥]。。
先生受业于硕学名儒缪荃孙[⑦]，履践的是“以经学为礼学，以礼学为理学”的治学路向，亦即打通汉宋门户，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柳门高足、史地学家张其昀撰文纪念恩师时，即称这是“柳师治学的真面目和真精神”。[⑧]笔者有一大胆的想法，柳著藉史学而开掘中国文化要义，融贯心性之学与古典史学为一体，对中国史学最高意境作了“史学即人学”的发挥。因此，把《国史要义》视之为用本土文化演绎的“历史哲学”著作，恐怕也不算离谱――如果不过份拘泥西方此词原义的话。[⑨]
当年授课后，柳先生曾手撰“阅读法”一纸，因时久失检，不得而详。据裔孙柳曾符回忆，“先生尝言须先读诸经、《史》、《汉》诸书，然后方知吾书之妙”。可见读《国史要义》，文言、白话在其次，因教育环境的变化，经史之学基础薄弱，可能会成为今日年轻学子阅读的一个障碍。
笔者承认，接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难，而于《国史要义》读得非常之艰苦。除上述因素而外，尚有更深层次的一重缘故。像笔者这样的一代人，在“新史学”的氛围里成长起来，习惯用“进化论”苛刻旧时代和旧文化，与先生的经历、心境有恍若隔世之感。例如，往年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就与先前被灌输的“以礼杀人”交相冲克，颇感震撼。联系笔者平生亲历之“礼崩乐坏”景象，似乎有些领悟。这次读柳著，已经是第二次“触电”了。依据自己的经验，除非在思想趋向与情境体验方面，努力跨越时空距离，克制自己的思维惯性，否则难以保证全神贯注阅读而有若干心得，更遑论对先生著书良苦产生会心的理解？！
（一）
综观柳先生的众多学术论述，包括本书，凡针对当时思潮的批评，胡适与梁启超倡导的“新学”首当其冲，故多被学界归之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令先生耿耿于怀的，莫过于梁任公的“史界革命”宣言――《新史学》[⑩]。大凡遇梁任公痛贬旧史学的文字，柳先生似有一种刀割般的心痛，决不会放过不予纠劾的。所谓“帝王家谱”、“流水账籍”、“断烂朝报”之论，经常成为各篇“正论”展开，借以驳诘反证的话头。惟不同于今日的某些论争，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一如先生在《学衡·弁言》中所提倡，平心而言，不事谩骂，揭櫫真理，不趋众好，彰显出儒雅的古风，深沉而不乏尖锐。
把发生于柳、梁两先生间的学术分歧，归结为“新－旧”、“中－西”、“变革－保守”两极者，在今日学界不属少数，而对柳氏的“文化保守”，批评者有之，辩护者亦有之。细想起来，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不免过于简约化。身处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之中，前辈诸贤因知识、阅历、境遇乃至个性方面的种种差异，所感所思不尽相同，要皆反映应对内外事势的压迫，中国文化选择进退维艰，需要时间与过程的长期磨勘。其间各方的认识，交叉、重叠、互变的情景十分的复杂，决没有像昔日路线斗争论者武断的那样，“亲不亲，路线分”，是非曲直一言立判。同样，在今天，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国史评估的知识层面，由我们去代替他们争一高下优劣，说轻些，是浅看了这段学术史的意义；说重些，就会对前贤有失敬重与同情。极而言之，只要对当下社会仍保持着一份敏感，不逃避良知的责问，类似的知性困境实际上还在继续，远没有到“历史终结”的份上。
百年来，学界多数人习惯从运动的观点、外求的心态评估中国历史，为的是急于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易旧更新以自强，甚至以为非速变、全变不能继续生存于优胜劣汰的世界。然而，社会的变迁并没有像原来预期的那样顺利，变革没有想像中那么罗曼蒂克。旧的丑陋未曾根除，新的丑陋急速跟进。于是而有如柳诒徵先生等，想到应抑制躁动之心，静心咀嚼数千年中国历史，原始要终，深问：社会变迁既不能凭空落地，外来移植又多南桔北枳，那就应该考虑与历史一贯的脉络如何相通，没有内在生命力的支持可能否？“生力”与“病因”（钱穆语）何以诊断与调处？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又进了一层。《国史要义》展示给我们的，主要是后一种观察历史的态度与方法。
青年哲学家丁耘归纳得好：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学术开端以来，就有“自新焦虑”，紧跟着就是“自主焦虑”，中国学术问题不断地纠缠在这两重焦虑里面。[11]不用怀疑，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是任何力量都化解不了的，无论是哪一种焦虑，背后都与历史意识相联。若说得简单些（难免不精确），“自新焦虑”是由外部压迫产生对自身历史的检讨，而“自主焦虑”则是对这种历史检讨的再检讨，又反求之自身历史。之所以说“两重焦虑”，因为它们不仅同时存在于整个20世纪学术界，而且每种“焦虑”内部存有紧张，也有对己身独立的某种疑惑，因此两种焦虑时常会发生在同一个学者身上。至少就现在的话题，梁启超是如此，柳诒徵也不例外。虽然随时而变，各有偏重。
阅读本书，最困难的就是怎么能准确地读出先生的心境。因为，离开心境的把握，也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全书特殊的语境与义境。读过本书的人，绝不会把先生当作一头扎进线装书、不知世界与中国正在变化的“冬烘先生”。[12]1948年，先生对青年学子说道：“乾嘉学者过于尊圣贤，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怯于赴时势；今之人则过于察凡庶，怯于从古者，必双方剂之，始得其平耳。”[13]先生颇注意西学动态与当下感觉，有关中西历史文化对比的议论，散于各篇，所占份量也不轻。
这里先拿出第五章作例。该章以“史德”命篇，接的是《文史通义》的话头。章学诚补《史通》之不足，在史学、史才、史识而外，再倡“史德”一说。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正续两书对“史德”均有自己的发挥。[14]柳先生对章、梁之论有所不满，认为无论是指“心术端正（章说）”，还是指“忠实”或“鉴空衡平”（梁说），都是“舍本求末”，“易使学者误认平时不必修德，而临文乃求其敬”。笔头一转，“史德”的概念，就转换成：“学者之先务，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古人之治史，非以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
说实在，如果不对读梁著《历史研究法》，对先生的批评以及兹后的各种发挥，很可能会摸不着头脑，感觉不到这种概念转换的背景。看了梁著原文（要点参见前注），方明白先生之所以动气，是因为梁任公处处拿西方治史方法准衡吾国史，讥“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15]，古人之治史如何如何不对，夸大、附会、武断，“非愚即诬”云云。在先生认为，“贬国而过”、“轻蔑旧制”，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没有敬恕的态度，随意以西学横议祖宗功德，又从何而论史家之德？因此而有“宜治史以畜德”近乎教训的口吻。下面一段话，颇代表先生对当时思潮的立场：
吾族徒震于晚近之强弱，遂拾其新说，病吾往史，则论世之未得其平也……国不自振，夸大之习已微（意指中国自身既不能振作，哪里还说得上犯自夸的毛病，开口就胆怯三分－－引者）。以他族古初之蒙昧，遂不信吾国圣哲之文明，举凡步天治地、经国临民宏纲巨领、良法美意，历代相承之信史，皆属可疑……至其卑葸已甚，遂若吾族无一而可，凡史迹之殊尤卓绝者，匪藉外力或其人出于异族，必无斯成绩（此处暗指当时“新学”附会的毛病，不比古人少。什么好的，都是从外国来的，甚至连人种、文明也都变成是西来的――引者）。此等风气，虽为梁氏所未料，未始非梁氏有以开之。故论学立言，不可不慎。不附会而夸大，则卑葸而自诬。程子所谓与学者言如扶醉汉，扶得东来西又倒者也。（史德第五）
守旧不利于自恋自大心理的克服，革新又容易异变为卑葸自诬。“扶得东来西又倒”一语，极为生动地描述出前面所说的，中国文化现代选择进退维艰的困局。“两重焦虑”之间发生的尴尬，其意义非惟柳、梁两先生间个人学术偏向可以涵盖。
“史德”篇，犹如其它九论，常以当年学界论争为背景，参以驳辩，通过正反往复的辩证，使著者的诠释更形丰富、生动。这是阅读本书特别需要加以领会，不能跳过不读的。针对前述交锋点，先生的第一层驳辩，是历引经典，广援史例，证明吾国圣哲所以重视心术端正、鉴空衡平，都是以治史者必先立德为前提，是就治史者本身之道德修养立论，不能纯视为工具价值或著史方法。对于治史杂以利禄之诱，或玩物丧志，或饰伪欺世，从来就纠劾不贷，为君子所不齿；而“传以传信，疑以传疑”，则为《春秋》之义，贯彻于历代史书编纂，不乏其例，有德者决不敢苟且从事。言外之意，梁氏所说的忠实、有疑等等，吾国史传统言之俱详，还需要借用外人的东西来提倡吗？
第二层反证驳辩，就更有意思，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熟悉学术史的人都知道，严复是将西方社会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用文言夹叙夹议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最早由上海文明编译局于1903年推出，对学界产生过广泛影响。[16]柳先生即引严译斯宾塞书内四段话进行回驳，历证西国之著史，如法人、德人各相自大，相互攻击而不自觉其非；记叙教会派别或两国相争之史，“国拘情瞀”，黑白易位等等，有违史德之处，未必比吾国少，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篇末借斯宾塞之口，杀一回马枪，痛言自贬本国历史者，与偏狭爱国主义的“害群”相差无几，皆为中西贤者所勿取，较夫子自道更有力。原话照录于下：
挽近学士缙绅，闻见日多，智能愈富，贬国之见，常与俱深。一时相阿，遂成风尚。而语或违中，多不根之论。不知国之政教，成立綦难。使议者不察，动言纷更，乍埋乍掘，民莫适主。此其害群，以较爱国之偏，特一间耳。（《群学肄言•国拘篇》
然先生批评梁任公颇守分寸，云“此等风气，虽为梁氏所未料，未始非梁氏有以开之”。多年来的阅读体会，认真诵读各方原著，重回历史情景之中，方始有可能理解上世纪诸名家之纷争，一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能深察其间异同，不惑而有得，亦谈何容易？！
即以当日梁、柳两先生关系而论，吴宓作为当事人，所忆与今印象就大不同：“近今吾国治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先生联镳并驾，而致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徴。两先生皆宏通博雅，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粹其精力于中国文化史。”吴氏又言：“梁先生名较大，柳先生则有梁先生所不能及之处。梁先生生前亦甚推重柳先生。宓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时，拟增聘柳先生为教授，梁先生首极赞成。”[17]
吴宓只说到梁对柳的态度，可以再作补充的，柳先生在1926年所写的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史学概论》里亦曾首肯梁先生大著，说“新史学之书，不及旧者之多。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当推梁氏之《历史研究法》。”[18]而于《国史要义》，在“史识篇”里特详引“梁启超讲史迹之论次曰：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牛马不相及，然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者。又曰：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柳先生对此等新见卓识不无击节叹奇之意，评骘曰：“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说虽若甚新，要亦不外《书》教之疏通知远，及顾氏《读春秋随笔》眼光须极远也”，也肯定了梁任公的新学与旧学存有一脉相通的联系。
回头看，梁任公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旧史学弊端的攻击，犀利之中的确不无尖刻与苛求。这也不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史学的来历与成绩，而是出于当时变革急迫的心情，说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19]
人云“此山望见那山高”，或曰“距离产生美”。观察没有深入到一定程度，学者对西方政治或者文化，求变逐异心理的作用下，往往容易夸大好感的成分，不少偏至之论。此类情况，今人犹然难免，何况西潮初至之际？然而，梁任公历经世事磨砺，几度挫折，再加1919～1920年赴欧观察所得刺激，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文化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时候，他与柳诒徵的思想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不无惺惺相惜之情。归国后即欲全力投身文化教育事业，1922～1923年间曾赴柳诒徵主教席的东南大学任讲座半年，并受邀担任“史地研究会”指导员。日后，梁任公不但陆续撰文发表于柳为主要导师的《史地学报》，亦同意将其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所成之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连载于《史地学报》。柳、梁两人亦有多次学术上的商讨。[20]
1922年，梁氏所写《欧游心影录·科学万能之梦》，柳先生是读过的。梁任公在文内检讨说，西方这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宗教、哲学被科学打得旗靡辙乱。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此时，梁任公仍坚信西方宪政民主制度较吾国为优，然亦已意识到西方的导向，过分追求物质，崇尚权力争斗，必至道德退化，堪足忧虑，这已与柳书的主旨十分接近。
梁任公下面一段议论，虽是说西方，也是对着中国发出警告：
（现今西方思想界）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种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越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沈闷．畏惧之中，妤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妤。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21]
柳先生也发过同类的感慨：“西方人士，日日谋革命，日日谋改造，要之日日责人而不责己，日日谋利而不正义，人人为经济之奴隶而不能自拔经济之上。”因此，先生认为吾国圣哲之主旨，不使人类为经济之奴隶，此正西方个人主义之药石也；西人苟得吾国之学说以药之，则真火宅之清凉散也。[22]
1927年，梁任公在清华专就“儒家哲学”为题，作了一次长篇演讲，态度冷静，语调已经平和得多：
中国文化，以儒家道术为中心，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如此的久远与普遍，其故何在？中国学术，不满人意之处尚多，为什么有那些缺点？其原因又何在？吾人至少应当把儒家道术，细细研究，从新估价。当然，该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如此悠久绵远。我们很公平的先看他好处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有好处把他发扬，有缺点把他修正。[23]
以上是拿第五章为例，试欲展示读《国史要义》不能不对其背后的时代思潮有一定的了解，才得理解先生之说史、批梁，非惟就史论史，更非人事派别之争，还有更高一层追求的深义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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